沒有不涉及道德的新聞寫作。所有的記者都是倫理學家。這絕對無可避免。記者就是一個觀察世界的人，觀察這個世界的運轉，每天，站在很近的地方注視著它，把它展現出來，讓大家得以再度審視—這世界，這世界里的事件。從事這項工作就必須對所看到的東西做出判斷。不可能不做。換句話說，所謂客觀的信息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局，是謊言。從來沒有客觀的新聞寫作，沒有客觀的記者。我已經擺脫了許多加之于記者的偏見，而這一點，我認為是最嚴重的：相信可以理清一樁事件的客觀聯系。

為報紙寫作意味著即時寫作。不等待。所以，這樣的寫作應當讓人感覺到這份焦灼，這份迫不得已的快捷，以及一點點的不假思索。是的，不假思索，我不討厭這個詞。

您瞧，有時我自己就會給報紙寫點兒文章。時不時地，每當外面的世界將我吞沒，每當發生了一些讓我瘋狂，讓我必須竄出去、走到大街上去的事兒—或者我沒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有時的確會這樣。

因此，我為報紙寫文章的理由很多。第一點無疑就是讓自己走出房間。如果我寫書，每天都要寫上八個小時。寫書的時候，我從來不寫其他文章。我蜷縮在窩里，時間對我來說一片空茫。我害怕外界。寫書的時候，我想我甚至都不讀報紙。我無法在寫書的間歇插進這樣的事情，我不明白身邊都發生了些什么。而寫文章對我來說就是走出我的房間，那是我最初的影院。

還有別的理由，比如說我沒錢了。所有應景之作都很來錢。要不就是我答應了人家的，例如我答應過《法蘭西觀察家》為它寫定期專欄，于是我就不得不定期交稿，比如說在1980年，我為《解放報》寫專欄。

我之所以寫作，在報紙上寫文章，還有別的原因，那就是我為各種運動所席卷，難以抗拒：法國的抵抗運動、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反政府運動、反軍國主義運動以及反選舉運動；或者，和你們一樣，和所有人一樣，想要揭露某一階層、某一群人或某一個人所忍受的不公正—不論是什么范圍內的不公正；而如果一個人瘋了，喪失了理智，迷失了自己，我也會因為心生愛憐而寫；我還關注犯罪，關注不名譽的事，卑劣的事，特別是司法無能、社會允許之時，我會做出自己的評判—這是一種自然的評判，就像人們評判暴風雨和火災。這里，我想起了我寫的第一篇文章—我很愿意把它放在篇頭—— 《阿爾及利亞人的鮮花》，我也想起了《奧朗什的納迪娜》，想起了《“垃圾箱”和“木板”要死了》，想起了公共救濟事業局的那些孩子，還有在1958年，十八歲就掉了腦袋的人；而我與喬治·費貢的所有談話亦屬此列，他是我的朋友，坐了十四年牢才出來；我還想到了施瓦西—勒洛瓦的西蒙娜·德尚。

文章有的是為外界所動，我樂于寫的。也有的是為了糊口不得不寫的，比如我為《星座》寫的那些文章，我都簽上了姑媽的名字，苔蕾絲·勒格朗，這些文章早就找不到了。還有的是在戰爭期間，我們為年輕人寫的連載文章，當時只是為了掙錢買黑市上的黃油、香煙和咖啡，而今也不見蹤影了。

有不少文章都丟了，其中有一篇是寫卡拉斯的，盡管我從來沒有去看過她的歌劇，但正是這篇文章養活了我一年的時間，我別無選擇。

我忘記了不少自己寫的文章。但是我不會忘記自己寫的書。書是從來不會忘的。我忘記了我所經歷過的許多事，除了我的童年，還有那些我認為是超越日常生活規則之外的事。對于每日流逝的生活我幾乎一無所知。除了我的孩子。

剩下來的，便是與我的生活同時展開的許多事件。寫作的動機無非是上述那些，或者還有別的。每每有所不同，就像所有的相遇、友情、愛情或悲情故事的演繹都不盡相同。

當然，不是我自己想起來要出版這些文章的，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這么做。這要歸功于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名流叢書”的負責人讓—呂克·海尼，是他動了念頭要把它們輯在一起。于是我說，為什么不呢？為什么一下子竟有些害羞呢？如果我們只把今天寫的東西拿出來，可能這世界上一個作家也沒有，而如果我們只喜歡今天寫的東西，不喜歡昨天寫的，那么現在剩下的可能只是貧瘠，是的，現在，這本身就是一個騙局。

還有一點注意事項。我上過不少回當。我聲明這本書的版權歸我自己。

對這些文字，我沒有做出過評價，我甚至沒有再回頭去讀一遍。揚·安德烈亞替我做了這一切。我全權交給他去處理。這一切與我再無任何關系。

瑪格麗特·杜拉斯寫于1980年11月6日

（本文系《外面的世界Ⅰ》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