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對我來說就是走出我的房間，那是我最初的影院。”這是《外面的世界》前言里，杜拉斯寫下的話。近日，中信出版·大方推出四本杜拉斯的作品：《就這樣》《戰時筆記和其他》《外面的世界I》《外面的世界II》，在北京碼字人書店，學者程小牧、策展人董冰峰及這四本書的編輯張引弘探討了杜拉斯的文學，她的電影和戲劇，以及房間內外的世界。

杜拉斯的寫作和電影

在分享會上，程小牧談到，杜拉斯是一個非常考慮寫作本質的人，她對文字這種創作的媒材是有反思的。另一方面，她對于文本的影像化與視覺化也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有關。“杜拉斯的出現，跟我們所稱為新小說的概念有關。”程小牧說道，當時有不少作者都在做同樣的事情，“這些作家有一個比較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希望能夠拓展一種文學語言，而他們其中很多人都開始介入影像，介入最多最有名的可能就是杜拉斯和羅伯-格里耶，他們自己甚至會同時把自己的作品以電影和戲劇的方式去呈現，或者說他們非常有意識地在寫作當中運用一種非常——用羅伯-格里耶的話說，是一種攝像機式的語言。”

程小牧指出，這種“攝像機式的語言”和他們文學本身的一種本體性的思考有關。“首先是價值的不確定，使得他們希望一種盡量的客觀化。所謂盡量的客觀化，就是只寫我看得見、聽得到的東西。比如我看到人的外觀，物質的外觀，我能聽到的人的談話，我不介入任何他的心理，我只寫我看得見、聽得到的東西，當然這是對攝像機的一種作用的概括。”而攝像機本身還有另外一種作用，能夠把內心的東西更加延長，更加突破時空的限制，進入到一種自由當中。“所以杜拉斯呈現出的這種特征，在她非常隨意的文體當中，都有她精心設計的東西和野心。”

作為策展人，董冰峰認為，杜拉斯的寫作、電影、戲劇都可以歸在現代主義的潮流里，而近年來，很多藝術機構、美術館、博物館都在關注文學策展，思考如何從文學史、電影史、美術史的角度，更立體看待創作的關系，這也是杜拉斯一直探討的主題。對于杜拉斯的探討也讓他聯想到普魯斯特。“不僅僅是說普魯斯特討論了很多繪畫、建筑、音樂等等，而是說在現代主義文藝里邊，視覺性或者是從美學操作里面，它會反饋、會影響文學寫作。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上來再來討論杜拉斯寫作的話，可能對我來說，我也有很多藝術的發現，或者說美學的發現，在研究概念上的發現。”

在閱讀兩本《外面的世界》時，董冰峰試圖發現杜拉斯當年為何寫下了大量關于電影的評論。他談到了杜拉斯在20世紀70年代對于電影《奧通》的支持，這是一部小眾而激進的歷史題材的影片。在他看來，杜拉斯在思考“藝術創作在那個時代，在當時的時代到底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僅僅是工業，還是一個藝術”。

“她文學以外的電影戲劇，我覺得越來越形成一個整體。她的整個人生經歷、對藝術創作的理解、在知識界甚至是藝術界扮演的角色，我覺得都緊密相關。”董冰峰說道。

自在的寫作

程小牧認為，杜拉斯的整體作品構建了一個龐大的自我書寫的體系，其中最重要的兩點就是童年和戰爭的死亡的記憶。而這種在外觀上本能的、直覺式的寫作都具有很強的女性立場。

“杜拉斯從寫作的形式、語言感受，所有的方面都非常有女性立場的。也就是說她想說跟男人不一樣的話，或者說她想破壞一種語言的權威，那么在這個意義上，她有強烈的感知，她的書中充滿了情感，她用一種身體的經驗的東西打動我們。”程小牧說道。杜拉斯將苦難理解為“抵擋太平洋的堤壩”，而不是某種宏大的東西，“這種苦難的認知和日后她對戰爭的認知是一樣的，她全是從自己生活經驗中最讓她撕裂，最讓她瘋狂的事情中來的。”

在程小牧看來，這種原本邊緣化的寫作在二戰之后開始被讀者廣泛接受，與時代背景有關。“它恰恰是在一個——可以說是傳統的價值受到巨大的挑戰：在一戰和二戰之后，一種曾經真理式的理性中心的話語遭到了一種爆炸式的反抗，我們對語言表征意義的能力產生非常大的懷疑的——背景下，杜拉斯的寫作被我們接受了，被我們認同了。并且她不是一開始就很成功的，她其實做了非常多很艱苦的嘗試，然后她逐漸地被接受了，她這個聲音變得非常的強。”

程小牧認為杜拉斯的寫作是“自在”的，不同于自由的理性選擇，杜拉斯想停留在這種自在的層面，“她覺得她要面對的就是我們這樣一個存在的經驗，就是這種經驗本身。”而作為女性，杜拉斯一直在不斷地回到她的母體，“其實就是愛情、死亡、情欲、恐懼、瘋狂，這些東西是讓人最無法擺脫的，或者說是存在中最深的一個內核。”程小牧說道。

在《廣島之戀》里，杜拉斯以女性立場描述了戰爭和政治。程小牧指出，這種女性化的立場是從自身的身體和疼痛出發的，跟所有男性作家對戰爭的反思拉開了巨大的差異。在杜拉斯看來，戰爭對每個人身體帶來了殘害，對每個人的精神進行了極度的扭曲，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而由阿倫·雷乃導演的電影《廣島之戀》于1959年上映，在董冰峰看來，以這部電影為例，20世紀50年代后期反思戰爭的潮流，是作家和電影人都在思考的事情。

作為男性讀者，董冰峰坦言，自己反復閱讀杜拉斯的過程包含了兩大問題，“一個就是男性讀者是以什么樣的一個立場、或者什么樣的一種感覺情感，投入這樣的寫作。另外一個就是從我自己的工作背景出發，從一個藝術評論或者藝術策展的角度，怎么來理解這樣一個作家。”在他看來，杜拉斯的創作包含了一個女性非常漫長的成長經歷與創作的階段，而她本身所具有的強烈的開放性或實驗性也值得在今天仍然被研究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