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離開供職三十多年的譯林出版社正式開始退休生活后，同事勸我譯點東西，乃至直接建議我在日本近現代名著中選一選值得重譯的作品。我對重譯名著所持心理首先便是視為畏途，覺得已有諸多譯本在先，其中不乏名家名譯，高山在前，我當仰止，何必非要翻越過去，何況自己又沒有這種腳力。如今時常可見網絡平臺上對于各種譯本的比較性評點，其中不乏見地也不乏辛辣，我的畏途心理當中，擔心自己的譯本露怯是主要成分。我對重譯名著還有一種抗拒心理，這主要源于我是一個偏愛嘗新的人，自己并無耐性對一部作品反復重讀，也想當然地覺得多數讀者，尤其是已讀過一個譯本的讀者當無興趣再買再讀同一部作品的其他譯本。我在譯書時很少像有些譯者那樣先把原作通讀幾遍，了然在心后再動手翻譯，我頂多先讀上一兩個章節，大致了解作者、作品的語言風格，以便確定自己本書譯文大致的語言表現形式，然后就動手開譯，總覺得書中第一次入眼入腦的新鮮內容才足以刺激自己的翻譯欲望，若是已知的作品內容，尤其是已讀過別人的譯本，只怕這種欲望便難再生，若再重譯就味同嚼蠟，無非是在重復別人已經完成的事，尤其害怕會給讀者拾人牙慧之感，覺得是討了前人的便宜。

雖沒把這種種心理向同事一一解釋，但不愿重譯名著的意思還是被了解了，于是同事在譯林社購得中文版權的一套藤澤周平作品中挑出一本《小說周邊》來約我翻譯。這是這套劍俠小說中唯一的散文作品集，好像也是唯一沒在海內外有過中文譯本的作品。我讀了幾篇后，覺得其內容的恬淡、文字的清新都合我意，于是欣然從命并完成了退休后的第一部譯作。然后我便迎來近四年伺服于老父親病榻的生活，無暇他顧，直到2019年老父以逾百的高齡謝世后，同事策劃了一套太宰治精選集并給我看了具體篇目，希望我能承譯一部分，于是我好像又碰到了重譯名著的問題。

太宰治這些年在中國大熱，且已進入公版領域，僅《人間失格》就有幾十個中文譯本，譯林社也有一個譯本，且反響不錯，此套文集的計劃，似乎也是受此鼓舞吧。同事告訴我，此套文集按作品的創作時間分為四冊，除《人間失格》為中長篇外，其余基本上都是短篇作品。同事告訴我，計劃中的三冊譯本中，早期的一本已約譯林版《人間失格》譯者王述坤老師承譯，建議我翻譯內容相對明快一些的中期作品集。我看了一下篇目，除了《奔跑吧，梅勒斯》一篇外，其他篇目我以前好像都沒讀過，這一方面讓我反省自己讀書不夠，一方面倒也減輕了自己對此項譯事的抵觸，因為至少新鮮感還在。2019年秋我陪太太去澳、新旅游二十余日，便把這本中期作品集的日文原文帶在身邊，旅途中自然無法翻譯，于是我便破了舊習，決定先通讀一遍再說。

這遍閱讀基本上是在長途大巴或飛機航班上進行的，幸運的是，我被帶進了作品之中。這種“帶進”，不是進入作品的情節故事，而是其中濃烈的情緒。太宰治這個階段的作品確實被普遍認為是他整個創作生涯中比較明快的一個部分，但那畢竟只是對于他自身的比較，縱貫其一生的“喪”感在這個階段也是不會逸離的，只是其中不乏作者對于新生的追求。這種“喪”感與作者的掙扎和追求的沖突，便構成了作品強烈的情緒張力，令人產生閱讀沖動，也令我產生移譯的欲望。

剩下的便是“重譯”的問題。我查了一下，此集中的篇目確實也多已有中文譯本，散見于海峽兩岸的各個版本，但數量遠不可與《人間失格》《斜陽》相比。我因已有移譯的欲望，便說服自己不去考慮“重譯”的種種問題，決心自己閉門造車先干起來。我譯出兩篇初稿后，試著與能找到的其他譯本比較了一下，發現閱讀體驗其實是不一樣的。仔細推敲了一下原因，覺得首先是因為原作語言文字的豐富性為移譯轉換提供了相當的想象和再塑的空間，另一個重要原因大概是作品中那種濃烈的情緒感在不同性格的譯者筆下必然會有不同程度，乃至不同方式的釋放和表達。有了這種認識，我便比較放心地不以其他譯本為意了。

這本中期作品集選收了太宰治1938年到1945年間初次發表的作品，我歸納了一下，十四篇作品中，《新樹的話》《富岳百景》《東京八景》《黃金風景》《兄長》等五篇都帶有自傳性質，《皮膚與心》《女生徒》《等待》《蛐蛐》《千代女》《羞恥》《雪夜的故事》等七篇都以女性自述形式寫作，唯有《古典風》和《奔跑吧，梅勒斯》不屬于這兩類。歸類如此明了，大概是早期和后期兩本所未見。

以自傳體性質的五篇而言，雖然此時作者的心境普遍被研究界認為是其一生中相對比較明快的一個階段，但因作品內容溯及更早時期，所以頹廢、晦暗與掙扎、求進的情緒在作品中常常互見，形成強烈的張力，也構成了作品不以故事情節而體現的矛盾沖突。《新樹的話》中，面對幸吉兄妹的樂觀、自強、進取的精神面貌，作者發出感慨：“這十年來我曾被感傷燒得體無完膚，現在我為自己這種骨子里的愚昧感到痛切的羞恥，為自己此前那種喪失睿智的盲目激情甚至感到丑惡。”他自省的“感傷”“體無完膚”“愚昧”“羞恥”“喪失睿智”“盲目激情”“丑惡”等等，都可在此書中其他自述體的篇目中找到根由和具體反映，作者并非從未在生活中遇到過積極和美好的人與事，包括真摯、可貴的友情和親情，例如《新樹的話》中的幸吉兄妹和他們的母親，《黃金風景》中的阿慶夫婦，《富岳百景》中的茶店老板娘母女，《東京八景》中的 T君小兩口，還有在多篇作品中都提到的幾位兄長……所有這些無不使性格敏感的作者深受感染、感動乃至鼓舞，促使他反思、內疚、自責，或許也能在短暫間激起他洗心革面、重尋人生之路的欲望，但他的性格悲劇終究使他未能完成這個自我凈化的過程，在完成了《斜陽》《人間失格》這樣的傳世杰作之后，他依舊走上了自我毀滅之路。

相對于幾篇自傳體作品，本書中幾篇女性自述體作品的基調顯得更加積極一些。太宰治是一位特別了解女性的作家，很少有男性作家能像他這樣以女性自述的形式把女性的心理活動細膩入微地剖析和展示，其中涉及的人物類型既有初中小女生（《女生徒》），也有已為人婦的普通市民（《皮膚與心》）和中產階級太太（《蛐蛐》），還有待嫁的女青年（《等待》）。綜其一生情史，太宰治可算是一位情種，對女性充滿依賴，生活中不能離開女性，乃至三次帶著女人一起上演“心中”（日語漢字詞，“殉情”之意）大戲（《東京八景》中有相關情節），并令其中兩位做了犧牲品。也許正因如此，加上他的一種負疚感，他筆下的女性多數具有一種相對較高的精神地位，例如《女生徒》中主人公的叛逆、獨立精神，《蛐蛐》中畫家太太的厭棄虛榮，不愿依賴家庭和丈夫的女性主義傾向，《等待》中自述者的憤世嫉俗和對新生活的渴望，無不給人一種有別于作者本人的積極形象，那種絲絲入扣、層層遞進的心理活動的展現，給我的閱讀和移譯體驗似也好過書中有的自傳體篇目。

《奔跑吧，梅勒斯》在本書中乃至在太宰治的整個創作生涯中似乎都是一個異類，那種高尚的道德追求，昂揚的拼搏精神，激越奔突的語言節奏，都一掃“無賴派”的低迷和頹喪，難怪會被選入日本國語教材。關于此文的別具一格，其原因有種種解釋，一說是因為作者當時新婚燕爾，生活穩定，精神處于比較積極的狀態；一說是因為戰時嚴苛的文化管制，作者不得不強作振奮狀。可是我想是否還可能是作者對于自己一生中的種種背信行為—例如書中多次提及的他對家鄉親人的欺騙和失信，還有眾人皆知的因他失信而致好友檀一雄被人扣押十余日的故事—所做的一點反思和補償？我更希望是這樣。

在全書的翻譯過程中，我努力移情于作者及作品人物的情緒狀態，采用相應的語言風格和表達形式，例如《新樹的話》《奔跑吧，梅勒斯》《古典風》之間的語感就有明顯區別，作者身份的自述與女性身份的自述也有不同。好在大多數的篇目都以第一人稱自述，因此在同一篇中語感的一致性就有了依據，給翻譯帶來了方便。

這是我第一次涉足“重譯”，唯愿能給讀過其他譯本的讀者提供些許不同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