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她“勇敢又確切地書寫從個人記憶中挖掘出的根源，疏離以及集體約束”。埃爾諾生于1940年，5歲時全家搬到伊沃托（Yvetot），18歲之前，她幾乎沒有離開過這座小鎮。即使高中畢業考入魯昂大學修讀文學專業，由于魯昂和伊沃托相隔不遠，她常常利用周末往返兩地。直到24歲結婚成家，她才算是真正離開了伊沃托。此后的年月里，她因探親回過幾次故鄉，但從未以作家的身份重返伊沃托。2012年，應伊沃托市政府邀請，埃爾諾在當地圖書館和讀者見面，舉辦了一個面向近500人的講座。次年，演講實錄整理成書出版，名為《回到伊沃托》（Retour à Yvetot）。2022年又推出全新修訂版，埃爾諾特別為新版撰寫了序言，并在書中添加了很多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埃爾諾的家庭照片、日記片段、學校成績單、六年級的寫作練習、寫給朋友的書信，等等。

安妮·埃爾諾在伊沃托生活成長，伊沃托對她的意義不言而喻，她將伊沃托視作她的“起源之城”，是她寫作的“不朽之地”。埃爾諾的父母在伊沃托經營咖啡雜貨店，全家人的臥室就在店鋪樓上，埃爾諾的生活幾乎沒有私密性。雜貨店位于伊沃托市中心和農村的中間地帶，大部分顧客來自于平民階層，其中有人因為一時拿不出錢而賒賬。雜貨店不同于后來興起的大超市，它的生存維系依托于鄰里關系，這里每天人來人往，彼此相熟，埃爾諾可以叫出每個顧客的名字，知道每個人家里的故事。這些當地顧客都曾出現在她的處女作《空衣櫥》中，只不過被“改頭換面”。

“我恨那個女生，但我更恨我自己”

伊沃托是埃爾諾的“記憶之城”，是她的永恒牽掛。在埃爾諾看來，有關伊沃托的記憶和她的寫作以一種“不可分離”甚至是“無法抹去”的形式緊密聯系在一起。在一些作品中，埃爾諾直接使用“伊沃托”這個真實的地名，比如《一個女人》《悠悠歲月》《另一個女兒》；在另一些作品中，伊沃托被縮寫成“Y城”，比如《位置》《羞恥》。對年少的埃爾諾來說，伊沃托代表了現實世界的邊界，她在《羞恥》里這樣寫道：“在1952年時，我對Y市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對于我，不存在其他的地方，不存在其他的世界。”

伊沃托的區隔現象非常明顯，這種區隔更多的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的區隔，也就是資產階層和平民階層的區別。埃爾諾出身平民階層，這個階層的人講話夾雜著方言土語，開著粗俗的玩笑，他們從未去過博物館，更不懂欣賞藝術。如果要去市中心，他們會說“我要進城了”，“進城”則意味著進入一個不屬于他們的地方，在那里，他們的言行舉止會被另一個階層的人評頭論足，稍不留神，“他人目光之地”就會變成“羞恥之地”。盡管埃爾諾的家庭并不算富裕，但是父母格外重視她的教育，把她送到私立教會學校讀書。在學校里，埃爾諾真切地感受到了階級的差距。“羞恥感”在她身上蔓延。她曾因父親的法語講得不標準而向他抱怨：“你們一直都說不好話，你們怎么能要求我不被老師揪出來批評啊？”在埃爾諾的青少年時期，因為語言不規范引發的家庭爭吵甚至比因為經濟條件不寬裕引發的爭吵還要多。

在伊沃托的演講中，埃爾諾還說出一個從未在作品中提過的故事：有次上課前，班上一個家庭條件好的女生突然大喊：“誰身上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我簡直受不了這個味道！”埃爾諾知道這個味道來自于她身上，因為她家沒有自來水，全家人都是在盆里洗手。對于平民階層來說，作為洗衣服的必備品，消毒水是干凈的象征，然而，對于資產階層而言，消毒水的味道具有了某種社會階層屬性，是“女傭的味道”，是“下等人的味道”。埃爾諾為此感到羞恥，“我恨那個女生，但我更恨我自己”。埃爾諾說她不是恨自己羞于承認真相，而是恨自己把手浸在盆里，恨自己不懂另一個階層的好惡，才讓對方有了羞辱自己的機會。

對埃爾諾而言，一切羞恥的根基都要回到1952年6月15日：“那是六月的一個星期天，中午剛過，我的父親要殺我的母親。”作品《羞恥》就是這樣開篇的。這起事件作為埃爾諾“童年時代記憶最深刻最清楚的日子”，如同夢魘一般，縈繞在作家心頭，久久揮之不去。直到很多年后，埃爾諾才鼓起勇氣把它寫下來。埃爾諾在書中明確表示，她不是在寫故事，也不是在寫回憶錄，相反，她想追根溯源，做一次自己的人類學家。埃爾諾采用社會學的手法，從事件發生的咖啡雜貨鋪出發，將寫作視角延伸到小鎮伊沃托，她不僅詳細刻畫了伊沃托的地形概貌，還以“清單”的形式列舉了平民階層的日常圖景，把當地人的生活情況、規則習俗、使用的語言一一展示給讀者。

是記憶催生寫作，而不是現實催生寫作

離開伊沃托，逃離平民階層，有兩個渠道：一個是學校里的知識，另一個是閱讀。正是這兩者將埃爾諾從她的原生階層連根拔起。在《位置》里，埃爾諾寫道：“當我開始結識Y市的小資產階級，對方問起我的喜好，是爵士樂還是古典音樂，達迪還是勒內·克萊爾，我明白我已經屬于另一個階層了。”埃爾諾學習用功，成績優異，她考入魯昂大學，畢業后通過了中學教師資格考試，獲得了高中的教職工作，成功實現了“階級躍遷”。離開伊沃托后，埃爾諾先后在波爾多和安納西生活，自1977年起，她搬到距離巴黎不遠的新城塞爾吉（Cergy）一直生活至今。年復一年，她見證了這座新城的修建工程，也讓她想起了1950年代在法國經濟“黃金三十年”背景下施工建設的伊沃托。塞爾吉如同伊沃托的“鏡像”，把埃爾諾的思緒拉到遙遠的往昔歲月。

對安妮·埃爾諾而言，伊沃托具有鮮明的矛盾性：一方面伊沃托是她的幸福之地，她在那里學習知識，開啟閱讀，這兩者塑造了她的品格；另一方面，伊沃托也是她的羞恥之地，讓她感受到階級的差異，激發了她想要寫作的欲望。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中，埃爾諾提到自己曾“傲慢而天真地認為，就算我是失地農民、工人和小商販的后代，就算祖先因行為舉止、口音、缺乏教育而飽受蔑視，寫作并成為一名作家，足以彌補因家庭出身而遭到的社會不公”。伊沃托在她的寫作中占據重要的位置，成為她揮之不去的“記憶空間”。這座“記憶之城”保存堆疊了她的種種過往經歷，共同構成了埃爾諾的記憶圖像，宛若一個“重寫本”，擦除了又再次浮現。埃爾諾表示，她所書寫的伊沃托都是基于她記憶之上的伊沃托。如果出現了寫作與實際不符的情況，那也是記憶的偏差，她從未想過篡改事實。《空衣櫥》寫完兩年后，她回到伊沃托，彼時她已經八年沒有重回故鄉了。然而當她走在伊沃托的街道上時，她發現眼前真實的伊沃托和她寫作時記憶中的伊沃托并不一樣。所以，埃爾諾才會說，是感覺記憶，特別是兒童時期的感覺記憶催生寫作，而不是現實催生寫作。

安妮·埃爾諾在《位置》的扉頁引用了一句熱奈特的話：“當人們背叛之后，寫作便成為唯一的求助方式。”作為一個“社會內部移民”，埃爾諾書寫平民階層，致力于“深入挖掘那些記憶中被壓抑的、無法言說的東西，去揭示我的階層是如何生活的。寫作是為了理解使我與自己的根源日益疏離的內外因”。埃爾諾年輕時曾立下誓言：“我要寫作，為我的階級復仇。”今天埃爾諾自稱難以說清是否已經實現當年許下的承諾。然而有一點毋庸置疑，“正是從我的階級，從我的先輩，從那些因辛勤勞作而過早離世的男男女女那里，我擁有了足夠的力量和憤怒，才有了要在文學中為他們留出一席之地的愿望和雄心。”

寫作成為埃爾諾的一種癡迷，她以個人記憶為切入口，書寫集體記憶與普遍現實。埃爾諾在訪談集《真正的地點》里寫道：“我確信那些曾經穿過我的東西也一定穿過了其他人。”她希望書中的“我”以某種方式變得透明，這樣讀者的“我”便可以完全融入書中的“我”，使其作品更加具有普遍性。埃爾諾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時稱，這項最高的文學榮譽并非是她個人的勝利，而是一場集體的勝利。對埃爾諾而言，回到伊沃托，是回到根基之所在，是對“我是誰”“我來自哪里”的深刻叩問。埃爾諾筆下的“伊沃托”宛若一塊試驗田，它也可以是巴黎，是蘭斯，是都柏林，是你我每個人的故里……

（作者系中國駐法國使館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