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英國文學研究專家、南京大學已故教授范存忠先生的《英國文學論集》里收有“鮑士韋爾的《約翰遜傳》”一文，文章于鮑士韋爾（今譯鮑斯威爾）之為人、才華及與傳主約翰遜（今譯約翰生）之間的關系所述極詳；對《約翰生傳》這部“近代的”傳記之顯著特點及重要意義作了說明。文章最后說到約翰生和鮑斯威爾與中國的關系。近讀上海譯文出版社新出的《約翰生傳》（蒲隆譯），發現除了范先生文中提及的約翰生和鮑斯威爾關于中國長城的一番議論外，尚有另外多處涉及中國、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討論，頗值得注意，也頗值得引述。

范先生文中提及的約翰生和鮑斯威爾關于中國長城的一段議論，時間是在1778年4月10日，這天鮑斯威爾和約翰生談到去遙遠的國度旅游，兩人談興甚濃，約翰生尤其顯得興高采烈：

他眉飛色舞，熱情洋溢地談到去遙遠的國度旅行；這樣可以開拓思想，還可以從中獲得人格的尊嚴。關于參觀中國長城他表現出一種特殊的熱情。一時間我也受感染，說我真的相信我應當去看看中國的長城，如果我沒有孩子的拖累的話，因為照顧孩子是我的職責。“先生，（他說）這么做了，你就在培養子女出人頭地方面做了一件大事。他們就會沾你那種精神和好奇的光。他們就會永遠被看作一個參觀過中國長城的人的子女。我是認真的，先生。”（《約翰生傳》，第1026頁）

范先生認為：這次談話，一半真，一半假，充分流露約翰生的幽默感。誠然，不過我覺得，除了約翰生的幽默，更多流露出的是他們兩位對于中國長城的景仰之情：到過中國長城是件永遠值得驕傲的事情，值得向子孫后代炫耀。

《約翰生傳》中最早提到中國人是在1734年11月25日，這時鮑斯威爾還不認識約翰生。鮑斯威爾正式認識約翰生是在1763年5月16日，他們的認識過程頗具戲劇性，記述的文字也甚為精彩。當時約翰生已經54歲，而鮑斯威爾只有22歲，在此之前鮑斯威爾已經對約翰生的大名早有耳聞，也讀過他的作品，已不勝“高山仰止”之情（詳情可看《約翰生傳》，第321至322頁）。從彼此認識之日起，兩人的交情一天深似一天，見面時無所不談，不在一起時互通信件。鮑斯威爾與約翰生認識21年（約翰生活了75歲），在一起的時間只有276天，但他們相處融洽，成為莫逆之交，用約翰生自己的話來說，他一旦失去了鮑斯威爾就如同失去了一只手、一條腿。《約翰生傳》中1734年關于中國的記載不是鮑斯威爾直接聽約翰生說的，而是他引述約翰生為游記作家洛博所作《阿比西尼亞游記》英譯本（原為法文）“前言”中的文字：

讀者在這里不會發現不可改造的不毛之地，也找不到得天獨厚的膏腴之國；沒有永久的陰霾，也沒有不斷的陽光；這里的民眾沒有被描繪成毫無人性可言，也沒有被說成全都是個人或社會美德的典范。這里既沒有無宗教體制又無清晰語言的霍屯督人；也沒有禮數完善、百科皆通的中國人；……（《約翰生傳》第55頁）

這里約翰生說中國人“禮數完善、百科皆通”，其評價是正面的。有意思的是，據《約翰生傳》記載，《阿比西尼亞游記》一書的英譯是約翰生躺在床上口授完成的，他連校樣都懶得看一遍就送去排印了，書出版后他從出版商那里拿到了5幾尼的稿酬。

1768年春天的某一天，鮑斯威爾去拜訪約翰生，兩人談到俄國人和中國人，約翰生勸鮑斯威爾讀讀約翰·貝爾寫的《從俄國圣彼得堡到亞洲各地游記》一書。鮑斯威爾進一步問他是否還應該讀迪阿爾德（Du Halde，又譯杜赫德）關于中國的描寫和紀事。約翰生的回答是迪阿爾德的這本書可以參考參考（《約翰生傳》，第450頁）。其實早在1738年9月，約翰生在寫給朋友愛德華·凱夫的信中就提到了迪阿爾德的《中國寫照》（Description of China，又譯《中國通志》）一書，當時正由《紳士雜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出版者凱夫先生每周分期連載，約翰生從中選了一些篇章經他潤色后供《紳士雜志》刊用（《約翰生傳》，第99頁）。說明約翰生通過《中國寫照》一書已經對中國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會建議鮑斯威爾去讀這本書。《紳士雜志》連載《中國寫照》的內容，都是對中國的宣傳，說中國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國：物產豐富、城市繁榮、人民勤勞、工藝精湛等。同時也是為《中國寫照》一書做廣告。約翰生本人也在《紳士雜志》上發表關于中國的文章，據學者考證至少有兩篇。第一篇是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刊登在雜志上的，主要是稱贊中國人民，說“他們的古代文物、他們的宏偉、權威、及其特有的風俗習慣和美好的政治制度，都毫無疑問地值得大家注意”。第二篇文章沒有署名，但據鮑斯威爾判定出自約翰生之手，這篇文章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介紹了中國的年歷，第二部分是關于孔子的小傳，第三部分是《中國寫照》的篇目介紹。最有趣的是第二部分，敘述孔子的生平和所處的時代，介紹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最后說到了他的著述。

約翰生對中國的園林藝術也極為欣賞，1781年在談到《詩人傳》（約翰生晚年巨著）中對愛德華·揚（Edward Young）《夜思》一詩的評價時說：

具體的詩句就不必一一關注了，力量就在整體當中；整體中有一種宏偉壯麗，就像據說中國田園具有的那種無邊無際，千變萬化的宏偉壯麗。（《約翰生傳》，第1225頁）

鮑斯威爾很是認同約翰生對《夜思》一詩的評價，但他沒有對中國園林藝術表明過態度。據范存忠先生文中所說，鮑斯威爾雖然讀過關于中國的書籍，也曾向約翰生請教過有關東方的風物，但他對中國的東西所知不多，僅僅對中國的鑼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他曾經在大庭廣眾間敲響了一面不知從哪兒弄到的鑼，其響聲驚得滿座肅然。約翰生對中國園林的興趣可能是受了威廉·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關于園林》一文的影響，范存忠先生在《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一書中指出：坦普爾這篇文章的最后幾段談到了中國園林，這幾段文字后來被十八世紀作家一再引用，并對當時的藝術風尚發生了影響。

約翰生還曾經給英國建筑師威廉·錢伯斯爵士審閱過《中國建筑》一書的手稿，約翰生為此感到十分高興，說道：“它（指《中國建筑》）需要的不是增補，不是更正，而是幾行引言。”約翰生寫好了“引言”，錢伯斯爵士原封不動地采用了。這段“引言”很重要，可以看作是約翰生對中國及中國藝術和文化的總體態度，不妨引錄如下：

對中國學術、政策、藝術濫發的漫無邊際的頌揚顯示，新奇以多大的威力吸引人們關注，尊重又怎樣自然而然地膨脹為贊嘆。我決不希望被列入中國優秀品質的夸大吹捧者之列。我認為中國人偉大或聰明只是與周圍的國家相比而言，無意把他們置于與世界這一地區的古人或現代人相抗衡的地位上；然而必須承認，他們有權引起我們注意，把他們看作一個另類而且非常奇特的人種：看作一個被地理位置與所有文明國家隔開的地區的居民，沒有榜樣的幫助形成了自己的風俗，發明了自己的藝術。（第1329頁）

這位大建筑師錢伯斯年輕時到過中國，他當時是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船舶貨物管理員，除了廣州，可能還到過中國其他地方。在中國期間，他對中國建筑做了大量的速寫。

當然，跟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中葉的大多數歐洲人一樣，約翰生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評價也不總是肯定的，誠如范存忠先生所說：“他們中許多人熱情地贊揚中國和中國的人和事，同時還有人提出不同意見。意見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有的人擺事實、講道理，現在看來仍有激發思考的作用，但是也有人破口謾罵，或弄虛作假，企圖蒙蔽讀者，流于嘲訕或誹謗。”（《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第42頁）

在《約翰生傳》中記錄了一段約翰生和鮑斯威爾之間的談話，時間是在1778年5月8日。他們談到了東印度人，約翰生稱東印度人為野蠻人。一般而言，當時的歐洲人稱東印度人主要是指印度及其周邊國家的人。當鮑斯威爾說“您該把中國人除外吧？”時，約翰生的回答卻是“不，先生”。顯然約翰生認為中國人也是野蠻人，這就是范先生所說的“嘲訕或誹謗”了。鮑斯威爾接著問：“他們沒有藝術嗎？”約翰生回答道：“他們有陶瓷制造術。”鮑斯威爾進一步追問：“您怎么看他們的字呢？”約翰生的回答是：“先生，他們沒有一個字母表。他們沒法構成其他所有國家已經構成的詞。”而當鮑斯威爾極力肯定漢字數量之多、漢語比其他任何語言更有學問時，約翰生的回答卻是“這種語言粗，所以只是更難而已；就像用一塊石頭砍樹比用一把斧頭花的力氣更多。”（第1085頁）這就十足顯示了約翰生對漢字和漢語的無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