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作品薈集

不同版本的《荷花淀》

今年是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誕辰110周年。作為一位橫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生命達六十余年，且在生前即被文壇公認為“文學大師”的重量級作家，孫犁及其作品不僅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跡，滋養(yǎng)著一代又一代青年作家和讀者，同時也是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作品出版與海外傳播的重要樣本。

“戰(zhàn)地荷花”：從“冀中的吉爾波丁”到“一個有風格的作家”

小說《荷花淀》“震動延安文藝界”之前，孫犁首先是以文藝理論與新聞通訊在晉察冀邊區(qū)嶄露頭角的。抗戰(zhàn)初期，孫犁即投身革命事業(yè)，為配合敵后抗日宣傳工作，他寫下了大量的文藝理論文章，被當時《紅星》雜志社主編路一譽為“冀中的吉爾波丁”（吉爾波丁系蘇聯(lián)著名文藝批評家）。1938年4月，論文《民族革命戰(zhàn)爭與戲劇》由人民自衛(wèi)軍政治部油印發(fā)行，據(jù)冉淮舟《孫犁作品單行、結(jié)集、版本沿革年表》記載，這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孫犁最早的作品單行本。1939年5月，孫犁調(diào)往晉察冀通訊社做通訊指導工作，在擔任《通訊往來》《文藝通訊》等刊物編輯期間，創(chuàng)作了《論通訊員及通訊寫作諸問題》。同年10月，這本新聞學著作由晉察冀通訊社鉛印發(fā)行，邊區(qū)抗敵報社總經(jīng)銷。侯軍在《孫犁第一本專著的“傳奇”》一文中指出：“此書一經(jīng)問世，就受到了‘超常規(guī)待遇’——在晉察冀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竟得以鉛印出版，足見這本‘應運而生’的專著在當時是多么受重視和青睞。”1941年9月，孫犁創(chuàng)作的兒童讀物《魯迅·魯迅的故事》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出版，列為“青年兒童文藝叢書”第一輯，全書分作兩部分：“一部分是由魯迅的小說縮編”“一部分是編配一些人對魯迅的回憶，或編者個人對魯迅的感觸”（孫犁：《〈魯迅·魯迅的故事〉后記》）。沙可夫在為此書所作的序言中稱其為“灌輸魯迅精神的補品”。1942年春，孫犁根據(jù)《冀中一日》（《冀中一日》是在冀中區(qū)黨委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下，借鑒高爾基主編《世界一日》、茅盾主編《中國的一日》的辦刊經(jīng)驗，組織開展的一次大規(guī)模群眾性寫作運動）編輯心得撰寫的《區(qū)村和連隊的文學寫作課本》由冀中文建會油印發(fā)行。1943年4月17日，該論著榮獲邊區(qū)魯迅文藝獎金委員會頒發(fā)的唯一一項年度獎。同年7月，華北書店將冀中原油印底本鉛印發(fā)行，取名為《怎樣寫作》（上、下冊），全書共分九個章節(jié)，并附錄《本書學習研究題要》以及作者油印本后記。據(jù)說，當時冀中軍區(qū)總司令呂正操無論帶領(lǐng)部隊轉(zhuǎn)戰(zhàn)何處，都會隨身攜帶孫犁的這本文藝學著作。此后該書又多次更名出版，如1947年7月冀中新華書店印行的《文學入門》，1950年2月分別由中南新華書店出版的《寫作入門》和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印行的《文藝學習》等，均系削刪本的再版。直到1964年8月作家出版社編印《文藝學習》時，該書才得以重新恢復原貌，除《前記》《油印本后記》《校正后記》外，另附《新版題記》。《孫犁文集》《孫犁全集》所收錄的文本亦基本沿用此版。

1944年6月，孫犁抵達延安魯藝，隨即迎來文學創(chuàng)作的“井噴期”，日益成為解放區(qū)獨樹一幟的知名作家。《荷花淀》《蘆花蕩》等一系列重要作品的相繼發(fā)表，更是一舉奠定其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的地位。據(jù)丁玲回憶，毛澤東主席在看過《荷花淀》之后，曾在當期《解放日報》的邊緣處留下“這是一個有風格的作家”的簡短評語。時任《解放日報》副刊編輯的方紀亦在評論文章中寫道：“讀到《荷花淀》的原稿時，我差不多跳起來了，還記得當時在編輯部里的議論——大家都把它看成一個將要產(chǎn)生好作品的信號。”足見孫犁作品在當時延安文藝界產(chǎn)生的震動效應。1946年11月，《荷花淀》單行本由華中新華書店出版，系“大眾文庫”之一種。據(jù)《孫犁年譜》的作者段華考證，這是現(xiàn)存《荷花淀》的最初版本。同年，《荷花淀》被收入北京書店印行的《解放區(qū)短篇創(chuàng)作選》第一輯，周揚在《編者的話》中明確指出，包括《荷花淀》在內(nèi)的這些作品，是“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方向在創(chuàng)作上具體實踐的成果”，不僅在內(nèi)容上反映出“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新的生活與新的人物”，而且在形式上也呈現(xiàn)出“一種新的風格，民族的、大眾的風格”。據(jù)賀桂梅考證，當時出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長的周揚，準備趕往上海組織文藝界人士赴美訪問。他帶去的兩件禮物中就有《解放區(qū)短篇創(chuàng)作選》。后因戰(zhàn)爭等因素的影響，訪美計劃遺憾未能成行。我們姑且將其視為孫犁作品走向海外前的一次“彩排”。

1947年4月，小說散文集《荷花淀》由香港海洋書屋印行，被編入周而復主編的《北方文叢》第二輯，內(nèi)收六篇作品，即《荷花淀》《游擊區(qū)生活一星期》《村落戰(zhàn)》《白洋淀邊一次小斗爭》《山地的春天》《麥收》。據(jù)周而復回憶，當時《北方文叢》一經(jīng)出版，便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香港、澳門和東南亞地區(qū)產(chǎn)生極大反響，印刷數(shù)量與日俱增，有力提升了工農(nóng)兵文藝的向心力和影響力，成為海內(nèi)外進步人士了解共產(chǎn)黨文藝路線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窗口。而《荷花淀》也由此成為孫犁文學作品的“出海首秀”。新中國成立前夕及之后一段時間，《荷花淀》又多次被重印和再版，如“1949年8月，由三聯(lián)書店刊行的《荷花淀》是香港海洋書屋版的重印本，首印3000冊，除了封面和版權(quán)頁稍有變動外，其他幾無變化”；“1955年9月，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以‘文學初步讀物’之一種出版了《荷花淀》單行本，內(nèi)收《作者介紹》和《本書說明》各一篇，并配有戴澤、紹晶坤插圖五幅。這是自1946年之后《荷花淀》第二次以純粹單行本方式面世”；“1959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小說合集《荷花淀》，首印54000冊，內(nèi)收《荷花淀》《采蒲臺》《囑咐》《光榮》四篇作品”；“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修改本，即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學語文教材（包括大學選本）對《荷花淀》進行的修改。這些修改大多是編輯們自行操作的，因此而形成了一個全新文本”。

“多風趣而不落輕佻”：“孫犁風格”的擴散與傳播

1949年，天津解放，孫犁隨軍進城。在編輯《天津日報·文藝周刊》期間，他不僅先后創(chuàng)作發(fā)表了《村歌》《風云初記》《鐵木前傳》等頗具分量的文學作品，而且為中國當代文壇培養(yǎng)出一大批優(yōu)秀的青年作家，形成了后來著名的文學流派——“荷花淀派”。隨著“孫犁風格”影響力的日漸擴大，國內(nèi)各大出版機構(gòu)都對其作品保持密切關(guān)注，大量文學書籍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據(jù)《孫犁年譜》記載，1949年4月，天津知識書店將孫犁1941年連載于晉察冀《教育陣地》雜志上的少兒讀物《少年魯迅讀本》再版，系“新少年讀物”之一種；7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說集《蘆花蕩》，內(nèi)收《藏》《蒿兒梁》《碑》《丈夫》《蘆花蕩》《邢蘭》《戰(zhàn)士》《女人們》八篇，列為“群益文藝叢書”之一種；8月，短篇小說集《囑咐》由北平天下圖書公司出版，系“大眾文藝叢書”之一種，內(nèi)收《光榮》《澆園》《紀念》《囑咐》四篇。1950年2月，中篇小說《村歌》由天下圖書公司出版；4月，小說散文集《農(nóng)村速寫》由天津讀者書店出版；12月，短篇小說集《采蒲臺》和論文集《文學短論》分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1951年4月，詩集《山海關(guān)紅綾歌》由天津知識書店出版；10月，孫犁長篇小說《風云初記》第一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列為“文藝建設(shè)叢書”之一種，12月又再版。孫犁在致康濯信中自信地認為，這部小說“絕非過眼云煙，一時熱鬧之作，頗有傳之其人，證之歷史的憤激之情”。好友王林亦在多則日記中記錄下閱讀孫犁小說時的欣喜之情：“孫犁同志《風云初記》第一冊看完了，芒種和春兒這兩個人物寫得特別好”，“芒種到山地送信，巧遇秋分的丈夫（高蠡暴動時領(lǐng)袖）高慶山。明知是個巧遇，是作者的安排，但是心里特別高興、愉快”，“文學不應是事實的堆砌，而應表現(xiàn)人的情感和愿望。《風云初記》就頗帶民間傳說式的美”。（王林：《我與孫犁四十年——王林日記輯錄之一》）

在此期間，孫犁還受邀加入訪問蘇聯(lián)的中國作家代表團。為了便于蘇聯(lián)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國作家，臨行前，他按組織要求撰寫了個人自傳。在為期一個多月的訪蘇之行中，孫犁不僅隨團參觀了柴可夫斯基劇院、馬雅可夫斯基博物館、托爾斯泰故居、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等文藝圣地，同時還參加了中蘇友好聯(lián)歡會、烏茲別克詩歌節(jié)等多項文學交流活動，受到蘇聯(lián)作協(xié)方面的熱情招待。這次蘇聯(lián)之行也標志著孫犁作品正式邁出國門，走向世界。1953年2月6日，王林在日記中明確寫道：“一朝鮮青年翻譯同志說孫犁同志的《風云初記》已譯成日文出版。”由此可見，此時孫犁作品的翻譯與推介工作已經(jīng)啟動，并在海外擁有一定的受眾群體。

1958年4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小說散文集《白洋淀紀事》，并列為“播種文藝叢書”。全書收錄了抗戰(zhàn)初期至新中國成立前后孫犁所寫的絕大部分文學作品，共計五十四篇。這本書是“荷花淀派”的扛鼎之作，最能體現(xiàn)出孫犁樸素、明麗、清新、柔美的藝術(shù)風格特質(zhì)。王林曾于1959年前后接連為《白洋淀紀事》撰寫三篇評論文章，稱贊書中的小說、散文“篇篇像女人頭飾上的珠花，珠珠放光”。冉淮舟亦寫下洋洋萬余言的長篇評論，將孫犁的作品稱作“美的頌歌”。7月，中篇小說《鐵木前傳》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文藝理論家王淑明在《新港》雜志上發(fā)表的《讀〈鐵木前傳〉》，不僅從文本層面上對小說的語言、人物、結(jié)構(gòu)、敘事等進行細致解讀，同時從人情、人性、人道主義角度對作品的藝術(shù)風格和思想內(nèi)涵給予高度評價。1960年7月24日，茅盾更是在全國第三次文代會上的報告中充分肯定孫犁的創(chuàng)作，贊賞“他有自己的一貫的風格。《風云初記》等作品，顯示了他的發(fā)展痕跡。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他的小說好像不講究篇章結(jié)構(gòu)，然而絕不枝蔓；他是用談笑從容的態(tài)度來描摹風云變幻的，好處在于雖多風趣而不落輕佻”。

與此同時，孫犁作品的海外譯介和傳播也迎來高峰期。中國外文局創(chuàng)辦的《中國文學》雜志（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份，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份向西方讀者及時系統(tǒng)地譯介中國文學藝術(shù)的官方刊物，行銷15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1951年10月《中國文學》英文版創(chuàng)刊，后又創(chuàng)辦了法文版）對孫犁的小說青睞有加。據(jù)劉衛(wèi)東考證，在1961—1966年間，《中國文學》先后出版發(fā)表了孫犁的《鐵木前傳》（1961年）、《孫犁小說選》（1964年）、《村歌》（1966年）等作品。其中，英籍漢學家、翻譯家戴乃迭和編輯家兼評論家呂劍，在孫犁作品的譯介和傳播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當時正值盛年的戴乃迭曾將孫犁的多部作品譯出，推薦給國外讀者。《中國文學》相繼刊載了她翻譯的《山地回憶》《蘆花蕩》（1962年第9期）、《風云初記》片段（1963年第9期）、《光榮》（1965年第10期）等作品；1964年，呂劍的《孫犁會見記》在《中國文學》法文版1月號及英文版3月號上發(fā)表。文章以訪談隨筆的形式詳細介紹了孫犁的性情品質(zhì)、創(chuàng)作風格、審美意趣、知識構(gòu)成和思想來源，從而為海外讀者勾勒出一個生動、鮮活、豐滿的中國作家形象。此外，蘇聯(lián)的《文學報》還于1963年初譯介了孫犁的《鐵木前傳》。黃秋耘說：“英譯本《鐵木前傳》不錯，不知道俄文本質(zhì)量如何。”王林亦在日記中稱：“我已記不起告訴他（指史如北，時任天津文聯(lián)辦公室主任——引者注）蘇聯(lián)《文學報》譯載了孫犁的《鐵木前傳》。想來，顯然我是作為一個好消息告訴他的，不然我就不會向他說這件事了。”顯而易見，這一時期孫犁作品已經(jīng)在海外傳播中產(chǎn)生較大影響。

此外，在新中國成立后的17年間，《津門小集》《白洋淀之曲》《文藝學習》《文學短論》以及《風云初記》三集合訂本、單行本也相繼被中國青年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一版再版。

從“清荷”到“淡菊”：孫犁的晚期風格

新時期以降，重返文壇的孫犁筆耕不輟，老而彌堅，十余年間創(chuàng)作發(fā)表了大量的回憶散文、讀書隨筆、評論雜談及《書衣文錄》《蕓齋小說》等，共計百萬余字。伴隨著國內(nèi)出版機構(gòu)陸續(xù)恢復運營，塵封多年的孫犁作品也迎來一個出版的“中興期”。由于這一時期相關(guān)出版物數(shù)量龐大，且呈現(xiàn)逐年增長的趨勢，筆者在此只能擇要（即新著、合集、文集等）述之：1979年8月，《晚華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1981年3月，《秀露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6月，《耕堂雜錄》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0月，《澹定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1982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孫犁小說選》，列為“當代作家自選叢書”；12月，《尺澤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孫犁文集》五冊七卷亦由百花文藝出版社于1981—1982年陸續(xù)出版。1983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后出版《荷花淀派作品選》和《孫犁文論集》，前者收入孫犁小說11篇，后者收錄文章132篇；12月，《孫犁詩選》和《書林秋草》分別由河南少兒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1984年1月，《孫犁散文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收文90篇；3月，《遠道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1986年2月，《老荒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陋巷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1989年6月，《耕堂讀書記》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9月，《無為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90年1月，《蕓齋小說》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1992年3月，《如云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6月，《孫犁文集》（珍藏本）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文集共八冊（前編五冊，續(xù)編三冊），前編為1981—1982年“百花版”，續(xù)編收入1984—1992年間出版的六部散文集文章，以及新中國成立前的佚文舊作，附錄張金池《孫犁著作年表續(xù)編》《孫犁作品單行、結(jié)集、版本沿革年表續(xù)編》。1993年，金梅主編的《孫犁散文選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收文62篇。1994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張學正主編的《孫犁代表作》，收文127篇；12月，郭志剛選編的《孫犁詩意小說》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收文15篇。1995年11月，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曲終集》。1996年5月，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嚴秀、牧惠主編的《孫犁之卷》，系“當代雜文選粹”第四輯；6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劉夢嵐主編的《蕓齋夢余》；10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姜德明主編的《孫犁書話》。1998年5—6月，山東畫報出版社先后出版劉宗武主編的《書衣文錄》和《蕓齋書簡》。

同一時期，停滯已久的孫犁作品海外譯介與傳播工作也同步開啟。以馬獻廷的《我見到的孫犁——為〈中國文學〉而作》一文（《新港》1979年第10期）為前奏，1982年《荷花淀》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孫犁小說選》由《中國文學》雜志社出版；1982—1983年間《風云初記》的英文、法文版相繼出版。此外，海外漢學家對孫犁的評價與研究亦隨之面貌一新。在法國漢學家林曼叔、海楓、程海合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分）》（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1978年4月版）中，孫犁被譽為“當代中國文學史上具有藝術(shù)水平的作家”。

2002年7月11日，孫犁先生逝世。巨星隕落，文壇同悲。為緬懷和紀念這位“黨的忠誠戰(zhàn)士、人民群眾熱愛的文藝家”，國內(nèi)的孫犁作品“出版熱”持續(xù)升溫。2002年10月，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八卷本《孫犁文集》。2003年4月，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孫犁選集》；5月，長征出版社出版《幸存的信件》，收錄孫犁1959—1982年致冉淮舟信127封。2004年7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十一卷本《孫犁全集》。2008年12月，文匯出版社出版《孫犁文集》（天津日報珍藏版），全書分上下冊，匯集孫犁從1949年1月至2005年7月在《天津日報》發(fā)表的大部分文稿。此后，每到孫犁的誕辰或逝世周年，國內(nèi)各大出版社都會推出體裁多樣、形式各異的孫犁作品選本、合集。特別是在2022年8月，為迎接孫犁先生誕辰11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集中推出了“孫犁作品插圖本”三種，即短篇小說、散文集《白洋淀紀事》，中篇小說《鐵木前傳》和長篇小說《風云初記》，林鍇、張德育、林浦分別為三部作品配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孫犁逝世之后，“孫犁文學史定位與重估”問題一直是海內(nèi)外學者普遍關(guān)注與熱議的話題。中國作協(xié)主席鐵凝在《懷念孫犁先生》（收入《百年孫犁》，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4月版）一文中指出：“孫犁先生對前人的借鑒沉著而又長久，他卻在同時‘孤傲’地發(fā)掘出獨屬于自己的文學表達。他于平淡之中迸發(fā)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氣，盡在其中了。大師就是這樣誕生的。”德國漢學家顧彬亦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版）中認為，孫犁“寫出了女性戰(zhàn)友們‘美的心靈’”，不僅是“解放區(qū)成長起來的最重要的作家”，“甚至是新中國的偉大敘事者之一”。

國內(nèi)學界素有“兩個孫犁”之說。早期孫犁的小說清新似“荷”，晚年孫犁的散文則淡如“菊”。荷花又名蓮花。北宋大儒周敦頤曾在《愛蓮說》中有云：蓮，花之君子者也；菊，花之隱逸者也。孫犁的創(chuàng)作風格雖前后迥然有別，但文學價值卻可等量齊觀。正如劉衛(wèi)東在《從“清荷”到“淡菊”》一文所言：“孫犁青年時，‘荷花淀派’與‘山藥蛋派’相提并論；孫犁晚年時，曾有‘南巴（金）北孫（犁）’的說法。由此可見孫犁的文壇地位。”

（作者：趙振杰，系河北省作協(xié)研究員、河北師大文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