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出版的《朱光潛年譜長編》收有朱光潛寫給長子朱陳（式粵）的30封信，第一封信內容是朱陳有意翻譯《堂吉訶德》（Don Quixote），托朱光潛購買借閱英譯本。原文如下：

式粵：

上周到國際書店看了一下，沒有你要的書。東安市場中原書店有一本舊的，美國出版，但沒有標譯者名，所以沒有買（價：4.50）。

今天到圖書館借出了三種譯本，其中Puturar的是新譯，你最好把后面的Notes摘抄下來，那對翻譯會有很大的幫助，這種書借的不多，但一旦有人借，圖書館就要索回。Orurshy的譯本借的人少。如無人借，到暑假后還都可以。

DonQuixote是否已有人在譯，你宜打聽清楚，最好直接與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作家書店是一回事），通信接洽（先寄譯樣數千字），戴望舒從前有上部譯稿，去年晤葉君鑒（即馬耳，外文出版社編輯），他說在譯，沒有問他是否是上部。

書到回信。

潛23日

信中三處釋文明顯有誤，最后一句的“葉君鑒”應為葉君健，第二段的外文人名應為Putnam和Ormsby，即《堂吉訶德》英譯者Samuel Putnam和John Ormsby。兩人的譯本分別在1949年和1885年問世，故而說“Putnam的是新譯”。《朱光潛年譜長編》作者宛小平將此信系于1960年11月23日，稱朱陳“在合肥師范學院外國文學組任教”，但從信中內容來看，這一時間背景不準確。

《堂吉訶德》是上下兩部的鴻篇巨制，上部52章，下部74章。到上世紀30年代，這部名著已為中國知識界熟知，出現了以林紓與陳家麟合譯的《魔俠傳》為代表的多個節譯本，均為轉譯。1935年戴望舒留法歸來后，胡適代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請他從西班牙原文翻譯《堂吉訶德》，約定每月交稿3萬字。戴望舒將書名譯作《吉訶德爺》，態度嚴謹，作有大量注釋，但因戰爭爆發譯事中斷（一說已完成），未能出版。按月寄給中基會的原稿不知下落，只有前22章部分殘稿存世（參見施蟄存《〈戴望舒詩全編〉引言》《詩人身后事》）。1935年，傅東華也開始翻譯《堂吉訶德》，主要以1742年杰伐斯（Charles Jervas）英譯本為底本，在上海生活書店的《世界文庫》叢刊連載過部分，名為《吉訶德先生傳》。后傅東華完整譯出上部52章，1939年由戰時遷往長沙的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一譯本廣為流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50年4月發行了第五版，也是最后一次重印。同年9月，第一屆全國出版工作會議確立了出版專業化、分工合作的方針。商務印書館的業務范圍調整為科技類，出版部遷往北京，后與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中央級的文學類出版機構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51年成立，作家出版社為人文社1953年起使用的副牌之一，版權頁上的社址都是東四頭條胡同四號。朱光潛說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作家書店是一回事”便是此意。1954年9月，作家出版社用商務印書館原紙型重版了《吉訶德先生傳》，改為精裝本，刪去原序和后記，譯者改署筆名“伍實”。傅東華是上世紀30年代文壇活躍人物，但在魯迅筆下形象不佳，隱去真名應是對其身份的顧慮。而再版這半部譯作，是出于對《堂吉訶德》中譯本的現實需要。

1950年，蘇聯主導的國際組織“世界和平理事會”在波蘭華沙成立，中國也派代表參加。次年，世和會發起“偉大的文化周年紀念”，號召每年紀念適逢誕辰或逝世整周年的名人，傳播有助于和平進步事業的世界文化遺產。1952年的四位名人是雨果、達芬奇、果戈理、阿維森納，1953年為哥白尼、屈原、拉伯雷、何塞·馬蒂，1954年為菲爾丁、契訶夫、德沃夏克、阿里斯托芬。到1955年，在席勒、密茨凱維支、孟德斯鳩、安徒生四名人之外，紀念對象擴大到作品，包括惠特曼《草葉集》、塞萬提斯《堂吉訶德》和印度阿旃陀壁畫。中國積極響應世和會號召，每年舉辦展覽會、報告會、音樂會等一系列紀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動，成為對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推動了相關作品的翻譯和研究。1954年，羅念生與楊憲益、周作人（署名周啟明）合譯的《阿里斯托芬喜劇集》由人文社出版，扉頁標注“紀念世界文化名人阿里斯托芬誕生二千四百周年籌備委員會特印本”。同年作家出版社重版的《吉訶德先生傳》書衣上印有“世界名著‘草葉集’出版百周年、‘堂·吉訶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紀念大會籌備委員會”。1955年，人文社又將楚圖南舊譯《草葉集選》修訂再版，精裝本扉頁也印有相同字樣，均是用于紀念活動。

1955年11月25日，《草葉集》出版100周年、《堂吉訶德》出版35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首都劇場舉行，中外各界1300余人出席，由茅盾主持，周揚和美國來賓、西班牙來賓都做了專題發言。同日，北京圖書館還舉辦展覽，展出十一種語言的《堂吉訶德》版本。大會前后，各大報刊發表了多篇評論，將《堂吉訶德》定位為塑造典型人物的現實主義杰作，具有人民性，反映階級矛盾，充分符合上世紀50年代文學審美。高規格紀念《堂吉訶德》的熱潮中，一直闕如的中文全譯本也成了外語工作者的目標，朱光潛信中提到的葉君健便在為之努力。葉君健畢業于武漢大學外文系，愛好世界語，筆名“馬耳”源自他早年用世界語發表的作品。1945年，葉君健進入劍橋大學研究西方文學。旅英期間，他數次赴歐洲游歷，自學了多門外語。1949年底回國后，他到文化部對外文化事務聯絡局工作，并創辦英文叢刊《中國文學》，旨在將中文作品譯為英文向國外宣傳，1953年調入新成立的外文出版社。1955年4月，葉君健從丹麥語譯出的《安徒生童話選集》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刊印，作為安徒生誕辰150周年的紀念。這一年，他還撰有兩篇評介《堂吉訶德》的文章，已著手翻譯。有著豐富翻譯和創作經驗的葉君健應是繼戴望舒后最有希望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貢獻出一部經典譯本的人，但他也未竟其功，原因是人文社給出了否定意見。

1957年鳴放期間，葉君健在《文藝報》發表《談文學翻譯的勞動》，重點討論出版社對待翻譯的不合理態度，批評有出版社不了解譯者和作品情況就盲目約稿，對譯稿只是“抽查一下”，“單憑個人的愛好，扣扣字眼就定取舍”。又以自身經歷為例說明編輯審稿的草率：“兩年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審我譯的‘堂·吉訶德’的一部分初稿時，曾經兩次正式用公函指出我的分段不符原作。事實上，兩三百年以前的作品是很少分段的，正如我們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原先并沒有什么分段一樣；分段完全是后來由校訂者或譯者主觀地作出來的，根本談不上符合不符合原作。”耗費心血的譯作束之高閣，葉君健耿耿于懷，1983年在《關于文學作品翻譯的一點體會》（后改名《談文學作品的翻譯》收入文集）中更詳細回憶道：“五十年代初期，有個出版社約我翻譯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我所根據的是西班牙皇家學院通訊院士、巴塞龍那大學文學教授馬丁·德·里克爾（Martín de Riquer）訂正的，一般西方大學用作教材的版本。我譯完了第一部，第二部也譯了好幾章。出版社要我送一部分譯稿去審閱。”但出版社沒有懂西班牙語的專家，只根據法譯本和英譯本審稿，發現葉譯同英譯相近而同法譯相差太遠，認為法語和西語兩種語言應更接近，由此斷定譯文不準確。葉君健認為審稿人使用的Putnam英譯本忠實原著，而Francis de Miomandre的法譯本將原文隨意支解，以此為標準審閱中譯文便造成誤判。他未完成的譯稿在文革時全部被毀。

朱陳1951年從安徽大學外文系畢業，到東北人民大學工作。當時這所學校剛從干部訓練班改辦正規大學不久，專門培養財經政法人才。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計劃將東北人民大學建設為文理兼備的綜合性大學，從外地抽調了一批骨干來充實師資。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楊振聲被調往東北人大主持創辦中文系，同時從北大調來的還有馮文炳（廢名）和兩位青年教師。楊振聲和廢名上世紀30年代都是“京派”文學同人，1937年曾與朱光潛一道創辦《文學雜志》。東北人大成立中文系后，朱陳也轉入任教，負責外國文學。他將興趣投向《堂吉訶德》，想要動手翻譯，應在這部小說成為熱點之后，最可能的時間是1956年。1956年1月，中央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號召“向現代科學進軍”。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大為改善，在鼓舞之下積極投身研究，科學文化事業迎來繁榮。各高校紛紛舉辦科學討論會，制訂科研規劃。1956年4月，高等教育部將各校教師上報的選題匯總刊印，其中朱陳的研究計劃為“歐洲文藝復興期文學”。次年4月編印的《1957年全國高等學校科學研究題目匯編》收有朱陳的兩項選題，一是在1957年上半年研究“宗教迫害在《堂·吉訶德》創作上的體現”，二是用1957年全年進行“《堂·吉訶德》第二部翻譯”。朱光潛信中說，從圖書館借出的英譯本“如無人借，到暑假后還都可以”。若此處釋文無誤，這封信似應寫于1956年春季，而非《朱光潛年譜長編》記載的11月23日。11月借書，到次年暑假后相隔近一年才歸還，未免不合情理。

在1957年的高校研究選題中，除朱陳外，武漢大學教授朱君允也計劃翻譯《堂吉訶德》下部。朱君允1920年代從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畢業，到美國布林莫爾學院留學。1942年，朱光潛在樂山武漢大學任教務長時，將她聘往武大擔任女生管理，并在外文系兼課。朱君允從此留在武大。1952年院系調整后，武大外文系英文組合并到中山大學，只保留俄文系，朱君允轉做行政工作。知識分子的春天到來之際，她也想要回歸專業，同樣瞄準了這個中國翻譯史上的空白。但1957年的政治形勢逆轉，《堂吉訶德》的翻譯隨之成為泡影。朱陳1958年調往新成立的合肥師范學院，也沒能實現這個對他而言顯得不切實際的計劃。

1959年3月，人文社出版了傅東華譯《堂吉訶德》全譯本，上部將舊譯全面修訂，下部為新譯，仍據英譯本譯出。《堂吉訶德》在1959年已有全譯，也可見朱光潛這封信不是寫于1960年。1958年，中宣部指示編選一套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交與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負責，由人文社出版。后又增加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和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成立“三套叢書”編委會。編委會1961年制訂出編選計劃，外國文學古典名著叢書暫定120種，四年出齊，《堂吉訶德》也在其中，指定文學研究所的楊絳翻譯。楊絳晚年回憶，她在1956年出版的主人公為西班牙流浪漢的譯著《吉爾·布拉斯》受到好評，編委會于是將《堂吉訶德》的翻譯任務交給了她。她在比較英、法譯本后，決定從原文直譯，從1958年冬開始從頭學習西班牙語，1961年著手翻譯，但因文革中斷（見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1978年，首個譯自原文的《堂吉訶德》中譯本終于在楊絳手中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