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譯作《保羅·利科論翻譯》中有一個比喻的觀點，認為翻譯也有幸福。利科說，正是對絕對翻譯的哀悼，成就了翻譯的幸福。語言的絕對性既已消滅，當翻譯的幸福可以接受同一與對等間的差異，也即可以接受非同一的對等時，它就變成了獲得，這就是翻譯的幸福所在。利科對翻譯的認識，可謂洞見入微、切中肯綮。這么看來，幸福不再是人所專享的了。那么，什么樣的翻譯，是幸福的呢？

金圣華認為，翻譯就是一座橋，它的兩邊，氣候懸殊，風光迥異。橋兩邊的人，世代相傳，各忙各的，分別發展出不同的語言文化與習俗風尚。有一天，橋一邊的人，發現了另一邊的人，想要跟對岸的人打個招呼。怎么辦呢？他們就得修建一座橋，這座橋就是翻譯之橋、溝通之橋。

如此看來，翻譯是把用一種語言構成的作品，用另一種語言再創造出來的活動，而譯者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通過譯者創造性的勞動，才能完成翻譯這種跨語言、跨文化的轉換行為。因此，翻譯溝通人類的思想感情，傳播知識文化，促進文明進步。能做到這三項偉大工作的翻譯，是幸福的。

那么，翻譯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三項偉大的工作的呢？

這主要取決于翻譯行為如何對待和處理語言與文化上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系。翻譯是一種語言的、文化的行為，是在本族語、本族文化與外國語、外國文化間找尋出路的行為。語言與文化上的自我，指的是本土的語言與文化，與之相對的就是異域語言與文化，就是他者。翻譯就是在自我與他者之間進行協調的工作、行為。一方面，翻譯要求同，因為譯文應當在用詞、造句謀篇上都像用譯入語創作的一樣；另一方面，翻譯要存異，因為譯文總會有不同于原作的地方。求同，就是保持自我的立場；存異，就是保留他者的行為。換句話說，這要求對譯者提出要求：譯者可以將譯作翻譯得像本國人用本國語言進行的創作，沒有洋味兒，這就是求同；也可以把譯作翻譯得很有洋味兒，一看就知道是異于本土的作品，這顯然是存異。

德國翻譯理論家施萊爾馬赫認為翻譯有兩種方法：譯者要么盡可能使讀者向作者移動；要么盡可能使作者向讀者移動。前一種方法，是譯者試圖用自己的翻譯讓不懂原語的讀者去接近譯者所占據的位置，后一種方法則是讓著作的外國讀者讀起來像本國人一樣在寫作。按照這種說法，譯者在此間的任務，就是領悟作者通過對語言藝術的把握來影響譯入語言，并將這種原作的陌生感（他者）在譯作中體現并傳遞給讀者。換言之，譯者必須有意識地保留異于目的語文化中的“洋味兒”，因為這些洋味兒會對譯入文化造成“沖擊”，而只有引入這些對于“自我”來說是異質的東西，才能溝通思想感情、傳播知識文化、促進文明進步。這樣的翻譯，才是幸福的。與此相反，不幸福的翻譯，就是把原作翻譯得一點沒有洋味兒，讓讀者看起來很熟悉：語言熟悉、文化熟悉，就好像本土作家用本土語言創作的作品，因為這種作品對傳播知識文化、促進文明實無益處。

很多的翻譯家與翻譯理論家都持相似或相同的翻譯觀念，而且中外很多翻譯家也都以這種觀念從事翻譯實踐活動。語言與文化的自我，因為這樣的翻譯，得到了他者的異質性，從而使自我得到了發展。

中華文化為何一直能不斷、延續到今天？季羨林做出反思，從翻譯角度給出了答案：倘若拿河流作比，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的確，像這樣的、能賡續文明發展的翻譯，才是幸福的。

無獨有偶，翻譯理論家韋努蒂論點也相似，但更清晰明了。他認為，翻譯，只要能給譯入語帶來語言及文化的變革，就是好的翻譯。韋努蒂認為，一方面，晚清以來的中國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引進了西方（文學）中的諸多因素，例如細膩的肖像與心理描寫、倒敘的敘事手法，從而使得小說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另一方面，翻譯催生了白話文。那個時代，語言與文化的革新，就是翻譯所帶來的現代性。如此這般，一個國度通過翻譯，營造出一種有利于語言與文化發展的局面，實屬幸福，其深刻原因就在于本土文化恰恰通過翻譯，輸入了異質的、他者的語言與文化。這些異己的因素，使得本土文化得到滋養、得到發展。

在翻譯行為中，譯者是最活躍的因素。譯者引入異質，創造出不同于本土語言與文化的語言及文化。譯者接納看似不可通約的自我與他者，用自己深處兩種文化的間性身份，游移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在翻譯過程中找到補償的措施，終究將不可通約化為可通約。從這個角度來看，翻譯的幸福也是譯者的幸福。

以上述觀點來看，作為譯者的林紓是幸福的。1897年初夏，林紓與王壽昌“聲淚合譯《茶花女》，一代譯風自此開”。漢譯《茶花女》打動了諸多不滿封建專制、爭取婚姻自由的青年讀者的心，對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之后的近30年里，林紓與不同的合作者譯出超過200部西方小說，學界稱其為“林譯小說”。它和近代梁啟超倡導“新小說”、黃遵憲提出“詩界革命”，三者互為一體，為近代文學轉型貢獻頗多，也為新文化運動埋下了伏筆。

魯迅的翻譯活動，上承林紓，從1903年翻譯出版《哀塵》，以翻譯初登文壇，到1936年譯出《死魂靈》，又以翻譯終，持續了33年。他用實際行動實踐著自己“別求新聲于異邦”的理想。他在早期的翻譯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使用了很多外來語和新名詞，又在不久之后的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的序言中闡明，“特收錄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顯然，周氏兄弟想以翻譯域外小說轉移國人性情，改造社會，著眼于提高國人的素質和境界。《域外小說集》所選譯的俄國、東歐、北歐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作品，充滿了人道主義精神、洋溢著新潮審美趣味，這些異域因素是中國傳統小說中所缺失的。《小說集》采用直譯的方法，這樣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兄弟倆的理想，才能為中華開辟出新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看，魯迅通過翻譯找到了實現自己終生追求的目標。這是作為翻譯家魯迅的幸福。

譯作的讀者也是幸福的。當錢鐘書發現并精讀“林譯小說”后，才增加了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也正是“林譯小說”，帶領他進到了一個新天地，一個不同于傳統小說的另辟的文學天地。他認為，盡管林譯小說中偶有錯譯、漏譯，但是一點也不影響它的可讀性，反而覺得西洋小說非常迷人、引人入圣。在驚嘆甚至驚訝的同時，讀者不知不覺，從譯作中學到了新知，溝通了情感。

如此，回過頭來看利科翻譯幸福的主張，便會豁然開來。從長時段來看，翻譯確實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就連翻譯本身也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時至今日，翻譯依然神圣。而譯者，因了溝通，為了幸福，將會一直詩意地棲于翻譯。

（作者：蔣 童，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