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陽光燦爛的一天，克勞斯·曼在紐約第五大道遇到了茨威格。一直仰慕茨威格的曼發現這個曾被他稱為“不知疲倦發揮天賦的人”看起來與往常迥異——不修篇幅且精神恍惚。茨威格在黑暗的思緒中迷失得如此之深，以致他根本沒注意到曼的接近。直到被打招呼的時候，茨威格才“像一個聽到自己名字的夢游者”一樣驚醒過來，突然變回人們熟悉的那個優雅的世界主義者。

以上，是喬治·普羅尼克所著《不知歸處：茨威格的流亡人生》的一個場景。和茨威格一樣，喬治·普羅尼克也是傳記作家，兼自由編輯，曾任教于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講授英美文學，著有《追求寧靜》《普特南隱身之所》等著作。而《不知歸處》則是他2014年的新著，以茨威格晚年的流亡歲月為中心，輻射流散視域下傳主對祖國、母語、戰爭、書籍、種族、朋友、家庭等問題的深度思考，尤其是流亡生活對他生命歷程和思想感情的沖擊。正如大衛·拉斯金所指出的那樣：“《不知歸處》既是文學的傳記，也是詩化的歷史，還包含對戰爭、藝術和死亡的冥想，令讀者對茨威格悲慘又迷人的人生充滿了熱情。”普羅尼克在這部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將時間聚焦于1941年茨威格在紐約暫居的那段時光，并以此勾連出關于流亡的前塵往事，凸顯了流亡前后茨威格心境的聯系和斷裂。

克勞斯·曼可以說是茨威格在紐約生活時期經常見到的朋友，這位已經被德國納粹剝奪國籍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36年開始流亡美國，先后駐留在普林斯頓和紐約，和他的父親托馬斯·曼一起避居他鄉。如果說托馬斯·曼的流亡勾連出的是他的家族史，那么《不知歸處》講述更多的則是茨威格與他眾多流亡朋友的交往史，包括但不限于W.H.奧登、吉普賽·羅絲·李、赫爾曼·凱斯滕、赫爾曼·布洛赫、朱爾·羅曼等。一方面，比之于托馬斯·曼把大部分情感都寄托給子女親友，茨威格更關心他的朋友對自己的理解，所以前前后后給朋友們寫了大量的書信。《不知歸處》的作者坦言：“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茨威格的通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通信中，茨威格幾乎與朋友們討論關于生活的一切。另一方面，在流亡的年代，茨威格不能失去任何一位可以通信或可以見面的朋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絕大部分流亡在美國的歐洲作家思考的都是和茨威格相近的問題。1941年的歐洲流亡人士筆會晚宴，茨威格出人意料地為納粹給全人類造成的苦難道歉，他說，“我感到自己有責任，公開請求你們每個人的原諒，為今天所有那些打著德意志精神的旗號施加到你們的人民身上的所有事情。”這個講話贏得了“最長時間最響亮的喝彩”。這足以說明，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作家都能與茨威格產生共鳴和共情。這也是為什么普羅尼克不斷在《不知歸處》中強調茨威格之外歐洲作家處境的原因之所在。

然而，茨威格當時面對更多的是歐洲戰場和祖國奧地利傳來許多不幸的聲音。在他的自傳《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不無悲傷地寫到，“對我來說，那些天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仿佛每天都聽到尖叫的呼救聲從祖國傳來；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親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為每一個我所愛的人擔驚受怕，卻無能為力。”對于茨威格來說，已經沒有任何一片可以逃遁的土地。這也許是普羅尼克為什么將這部著作命名為“不知歸處”的原因。所謂“不知歸處”，一是因為茨威格已然沒有了故鄉，且不說世紀末的維也納盛世不再，即便是他的祖國奧地利也被納粹德國吞并，使他成為無家可歸之人。此外，一戰和二戰在精神層面的影響導致茨威格和他同時代的知識人深陷心靈的枯井，變成精神上的異鄉人。三是經歷二戰之后，世界的文化中心已經從歐洲轉向美國，茨威格等人曾引以為豪壯的歐洲文明變得遙遠且脆弱，即便身居美國，他也有一種與文明格格不入的疏離感。這些都造就了茨威格的“不知歸處”。

也許不會有人會想到，茨威格最后選擇了巴西這個他曾經兩度到此的國家做最后的落腳。茨威格熱愛巴西，眷戀巴西，在他后期的名作《巴西：未來之國》中，他曾經滿懷深情地說，“我對這個國家的熱愛與日俱增，在與我操同一種語言的世界沉淪以及我的精神故鄉歐洲自我毀滅之后，除了這里我不愿在任何地方重新立身。”可是即便是這樣，巴西，既不是他的故鄉，也不能使他心安，1942年2月22日，他依然選擇與年輕妻子一起結束與那個時代的所有關聯。普羅尼克在《不知歸處》中斷言，茨威格的自殺幾乎不可避免，倒是他年輕妻子洛特隨他而去令人唏噓，在證明愛情的同時，更能說明洛特對茨威格走向死亡的理解與同情，也足以證明那個時代對茨威格的傷害之深、壓迫之重。

無論是一次又一次的“不知歸處”，還是走向臨終走向的“必然王國”， 普羅尼克對茨威格及其身邊人的塑造都堅定而有力。單就創作而言，《不知歸處》最原始的力量來自于作者查閱、考證、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茨威格所有的書信幾乎都成為普羅尼克的藍本，在寫作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加之很多人的回憶錄、傳記和回想錄加持，把一些場景刻畫得細致入微，使讀者如臨其境，更加深了這部著作的史料性和厚重感。而且，普羅尼克雖然記述了很多時間，但是全書并不存在一個絕對順時的時間維度，而是以若干歷史時刻為中心向外輻射或發散，勾連出更為豐富的“事件”和情境，如《愛書之人》一節，表面上寫的是1941年茨威格客居紐約的一張舊照，實際上是以此起興表達傳主與書籍的情感和牽絆，其他章節莫不如是。作者對茨威格以及同時代的流亡者飽含同理心，使《不知歸處》在情感上更具爆發力和綿延性，進一步確證了普羅尼克的過人之處：他不但對茨威格們具有一種普適性的“理解之同情”，而且從更深的意義上說也泛溢出更為珍貴的“史家之清醒”。流亡，及流亡更深處的意義，都被他頗具效力地呈現出來。

在茨威格的流亡深處，匯聚的是他的鄉愁。這種鄉愁無時無刻不在呼喚故鄉、國家、民族、語言。托馬斯·曼曾言“我在哪兒，哪兒就有德國文化”，茨威格也說，只要他在哪兒，哪兒就有德國文化。因此，茨威格內心深處浸潤的是對歐洲的期待，以及對世界的憧憬。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甚至可以代表他們那一代人，作為流亡作家，茨威格見證了巨大的轉換和變化并將之付諸于筆下，他的創作必然成為20世紀濃墨重彩的流散文學范式。盡管命運之手會隨時隨地把他攫住，把他拽到它永不知足的戲弄之中，但是歷史和文學會永遠記住茨威格以及他的流亡與人生。

（作者系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