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苡先生是中國著名的文學翻譯家，譯有《呼嘯山莊》《永遠不會落的太陽》《天真與經驗之歌》等，“呼嘯山莊”這個譯名由她首創。歲月呼嘯，記憶洄瀾，《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是楊苡先生的口述自傳，主要記述了她前半生的成長與生活。這位1919年出生于名門望族的小姐與20世紀的中國一同輾轉于興亡之間，但她回憶的語調卻沒有太多的悲情和悵惘。楊苡先生從公共性的立場退卻到純粹私人記憶的視角，將各種歷史場景與人物以一種自然、親切的口吻表達出來。《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是一本微笑的書，從中能夠看到一個浮沉的時代，以及閱盡千帆后，一個通達可愛的老人。

一路向南

楊苡出生于煊赫的書香世家，祖輩有四位點了翰林，父親楊毓璋是天津中國銀行的行長。但她出生不久后，父親去世，家族便逐漸衰落。從中式大院到愈來愈緊湊的西式公寓，“我們住的地方很明顯地每況愈下”。雖從深宅大院搬出，但舊式家族的規矩仍延續在生活中。“過去的大家庭生活，規矩特別大，特別多。講規矩，其實就是講等級”。比如丈夫去世后，大太太在家中具有絕對權威，萬事以大太太為尊，她所生的“大公主”自然也囂張跋扈；再如哥哥楊憲益是家中獨子，雖是姨太太所生，但不妨礙他是家中的“小皇帝”。更有一些晦暗難言的不幸遭遇：楊苡出生不久父親便去世了，她因有“妨父”的惡名而遭保姆苛待……這些不幸歸根到底源于舊家族、舊觀念、舊社會，從中可窺見民國時期社會革命、家庭革命的因果由來。

楊苡則深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格外具有叛逆精神。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學生紛紛上街游行，但楊家不許女兒參與政治運動，楊苡深感苦悶。她崇拜巴金，深受巴金反叛家庭思想的影響，她給巴金寫信吐露心聲，想要沖出“金絲籠”一般的家庭，做他筆下的覺慧。她一直想離開家，中學畢業后她保送到南開大學，南開大學遷至昆明合并為西南聯大，她便一路南下求學。自天津南下，到上海，到香港，到昆明，到重慶，到南京，一路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也一路吟詠自由之歌。

中與西

楊家家道中落但家底殷實，因而楊毓璋去世后的很長時間，楊家仍能保持一個較高的消費水平。楊苡最喜歡玩的地方是中原公司，“下面幾層賣百貨，四層、五層有好多唱戲的、說書的、講相聲的、變戲法的”，其中海派的京戲布景別致、唱詞通俗，非常受歡迎。去起士林吃西餐也是令人興奮的事情之一。起士林是德國兩兄弟開的，是天津第一家西餐，在天津也就成為了西餐的代表，“名流、有錢人都愛往那里跑，梅蘭芳經常出現的。”除了新奇和愉悅之外，西式物品有時不能完全與中國語境融合，會產生一些滑稽的場面。楊苡在文中提到了新派的出殯“洋鼓洋號在中式出殯隊伍里倒也不能說是不倫不類，挺好玩的，最滑稽的是奏的曲子，什么流行就來什么，《藍色多瑙河》《金銀圓舞曲》《輕騎兵序曲》……《風流寡婦》都出來了，和舉哀沒有半點關系”。

楊苡先生身上具有包容開放、樂觀堅韌的人格特質，與她的求學經歷息息相關。她在天津中西女中度過了十年，女中培養了她的外文能力，更陶冶了她的心靈。

女中中西兼容的基礎課程讓楊苡打開了視野，為她日后的事業選擇奠定了基礎。國文課上，王德修老師教授文言文，吟誦教法令人印象深刻；范紹韓老師在寫作上要求嚴格，為楊苡的寫作打下了基礎。楊苡感到自卑，范先生鼓勵作者在寫作上“不問收獲，只管耕耘”。楊苡感嘆：“他是會鼓勵人的，我后來喜歡寫作，還有愛寫長信，多少都和他最初給我的鼓勵有關系”；高玉爽老師喜歡講新詩，將作者引入讀新詩、寫新詩的大門。另有一門由教務長范教士所講授的心理課，講授心理分析等知識，對作者分析外國文學有啟蒙的作用。“‘下意識’‘潛意識’‘心理分析’等詞兒，我就是在那課上知道的。后來讀莎士比亞，讀西方文學名著，里面有很多心理分析，我就會想到心理課上講到的。大學四年級我們有門課‘維多利亞時期的詩歌與散文’，我特別喜歡勃朗寧的詩，還有我為什么對Wuthering Heights（《呼嘯山莊》）特別感興趣，都有心理課的影響。”

憶及恩師 亦師亦友

恰如書名，楊苡回憶了許多人，許多事。人物群像的回憶是對歷史整體的補充和深化，從她與故友的交往中也能窺見個人心靈的成長。楊苡一生中有幾位恩師，給她的學習、生活和事業帶來了重要影響。

楊苡崇拜、信賴巴金先生，他們之間有幾十年的書信往來，巴金先生在她迷茫和苦悶之時為她提供了寶貴的人生意見。楊苡少女時代想學《家》中的覺慧，巴金勸她先把書讀好；在她因結婚生子輟學時鼓勵她“人不該單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讓生命的花開在事業上面，也是美麗的”；在她翻譯小說時，巴金也直言不諱地提供建議，讓楊苡“下定決心讓我的譯文或譯詩必須要為讀者著想，要經得起行家對照原文推敲”，得知楊苡想要翻譯《呼嘯山莊》，巴金則表示了鼓勵、支持的態度。

如果說楊苡與巴金亦師亦友，那么沈從文先生則更嚴格一些。沈從文先生是楊苡在青云街時的鄰居，給人溫文爾雅、如沐春風般的感覺。他“笑瞇瞇的，一口湖南話很綿軟，說話聲音很輕”、“和顏悅色，輕聲細語的”。但在學習上，沈從文先生要求嚴格，他希望楊苡埋頭讀書，用功學習。他并不發脾氣，但每每的關懷和提醒總讓楊苡很是羞愧。楊苡回憶：“沈先生對我的不夠用功當然是清楚的，有機會就勸誡我。沒人比他更有資格這樣教導學生了，他自己是很用功的……有一天我懶散得很，懶得看，懶得寫，早早吹熄了燈，躺在床上胡思亂想，盤算明天找誰去玩，到哪兒逛逛，吃燜雞米線還是吃餌塊……第二天一早沈先生上樓到外間來工作，笑著對我說，昨晚寫什么了？看了什么書？才十八九歲不要那樣貪睡，要睡懶的喲！我羞得無地自容。”也是沈先生為楊苡拿主意，在西南聯大就讀外文系。作者當時喜歡文學，想讀中文系，而沈先生則建議她“說我原來在教會中學那么多年，學中文的話，扔了外語太可惜，進中文系，就一天到晚跟線裝書打交道了”。在這次選擇之后，楊苡便走上了研究外國文學的路。

在當時的重慶中央大學時，英美文學專家陳嘉教授則影響了楊苡的翻譯生涯。陳嘉老師說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講課生動，為人親和。彼時楊苡便對翻譯作品非常感興趣，經常拿翻譯的詩向陳先生請教。她記得“在黯淡的燈光下，陳嘉一字一句對照修改她翻譯的詩，連押韻和節奏也要推敲”。楊苡在中央大學時翻譯了許多詩歌，想來是陳先生的指導使她受益匪淺。

如夢般易逝

從史學角度出發，楊苡先生這本口述自傳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當我們凝望歷史，可以通過這本口述自傳窺見時代之因。她令人稱奇的記憶力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細節，并以日常、溫和、極富人情味的方式娓娓道來，為讀者看歷史名人提供了日常生活的視角。正如何兆武先生所說：“那只是歷史的細節，可是正像現在流行的一句話，‘細節決定一切’一樣，看到歷史的細節，常常會反過來，讓你更加理解歷史的脈絡和輪廓。”口述史未必有嚴肅的歷史研究客觀，口述者的表達難免具有主觀色彩。但記憶中許許多多的細節，許多人平凡而波折的人生經歷和回憶者的喜怒哀樂，恰是時代的直接映射。

記憶是抵抗時間的方式，卻如夢般易逝。口述落在紙面上，浩蕩的人生畫卷鋪開，生命中的友情、愛情、親情獲得了一種更永恒的載體。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