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桑，詩人、譯者、學者。哲學博士。德國波恩大學訪問學者、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著有詩集《時間標志》《賦形者》《親自生活》，散文集《在孟溪那邊》，評論集《隔淵望著人們》《始于一次分神》，另譯有奧登、洛威爾、辛波斯卡、米沃什、鮑勃·迪倫等詩人作品?，F執教于同濟大學中文系。

我們的時代也許可以叫做數字時代。一切被數字化，交流、工作、購物、教學、拍攝、駕駛、會議，甚至旅行。我們的記憶被數字化存儲、計算、傳輸：文字、書籍、圖片、聲音、影像。 我們被數據計算著，被數據記憶著，我們被數據傳達著。我們越來越無法觸及自身的潛能。在這個數字時代，我們的世界人工智能化了，我們的心靈任由數據自行運轉。交往時，我們像微信一樣調取表情包。分神時，我們像百度一樣檢索我們的記憶。寫作時，我們像輸入法一樣選擇詞語、擴展句子。那么翻譯呢？在數據時代，我們如何翻譯？谷歌、百度、有道、金山、Deepl等人工智能翻譯軟件可以瞬間完成大批量文字翻譯。我們不再殫精竭慮于一個陌生詞匯的意義，不再迷惑于復雜語法的幽暗叢林，不再畏懼于作品深處的觀念淵藪。我們為什么還要翻譯？我們如何去翻譯？

讓母語抵達人之存在

譯者不應該去翻譯不能在精神上觸動自己的文字。進一步說，譯者，尤其是詩歌譯者，需要去翻譯那些讓母語抵達人之存在和本質的文字

這十幾年，在寫詩、學術研究之余，我做了一些翻譯實踐。這源于一種沖動，保羅·利科所謂的“翻譯沖動”。在一篇名為《翻譯的挑戰與幸?！返难葜v中，他重申了翻譯帶來巨大困難和微小幸福。困難和幸福均伴隨著安托瓦內·貝爾曼（Antoine Berman）所謂的“異的考驗”（l'épreuve de l'étranger）。困難涌現于“異”的差異、遙遠、阻隔甚至轉化的不可能。幸福則是考驗之途中襲來的苦盡甘來的微風，然而這又是轉瞬即逝、讓人悵然若失的陣陣微風。一路跋涉的翻譯者，便成為了“流浪的游牧者”。

然而可貴的正是沖動的無緣無故、無跡可尋，又隨時隨地神秘襲來。有些文本的召喚構成了曠野中的召喚。在21世紀初的幾年，我迷戀于畢肖普、奧登、狄蘭·托馬斯、布羅茨基、米沃什、洛威爾、沃爾科特、希尼、博爾赫斯、蒙塔萊、薩巴（Umberto Saba）、阿米亥（Yehuda Amichai）、君特·艾希（Günter Eich）、波卜霍夫斯基（Johannes Bobrowski）、彼得·胡赫爾（Peter Huchel）、格特魯德·科爾瑪（Gertrud Kolmar）等人的詩歌，還有龐德、大衛·辛頓（David Hinton）、白英（Robert Payne）等人翻譯的中國詩歌。通過英語或德語，我閱讀著他們的詩。有時候，會被語言的閃電擊中，被情感的風暴襲卷。翻譯的沖動就來自于這樣的時刻。面對外語里的文字，情動于衷，念念不忘，才想要去翻譯。有些人的詩，我會陸續譯出幾十首。有些人的，我只譯了一兩首。還有些詩，則在許多年里一直是草稿狀態，比如米沃什的那首《在謝滕尼艾》、科爾瑪的那首《女詩人》。就像我譯過的米沃什《詩藝？》一詩里寫的：“詩歌應該寫得稀少而又勉強，/寫于難以忍受的強迫之下，又必須帶著希望。”翻譯，即便排除外語的難度，也是勉強的。譯一首詩就像是渡一條難以跨越的河流卻勉而為之。翻譯需要足夠強烈而溫暖甚至寒冽的沖動。因為幸福是微小的，困難是巨大的。知難而退，或困頓于半路，并非難得一見。正如本雅明在《譯者的使命》中所說的，翻譯需要關注外語的“成熟過程”，也要關注自身母語“分娩的陣痛”。語言是擁有歷史生命的。譯者正是敏感于外語尤其是母語之歷史生命的人。語言的歷史生命來源于對“人的存在與本質”的心領神會。任何具有“可譯性”的文本都是在傳達人的存在與本質的文本。這樣的文本在等待翻譯，吁請翻譯，召喚翻譯。倘若一個譯者對人的存在和本質無動于衷，那么定然不可能通過翻譯準確、深切、動人地傳達出外語作品中的“不可思議、神秘莫測、‘詩性’”的東西。

譯者不應該去翻譯不能在精神上觸動自己的文字。進一步說，譯者，尤其是詩歌譯者，需要去翻譯那些讓母語抵達人之存在和本質的文字。然而，正如米沃什所言，具有“可譯性”的詩稀少而勉強，不能被完全數字化計算、編碼和隨意重組。翻譯軟件可以有效地轉換語法，擁有強大的語言和組織計算能力，減少譯者的勞苦，但它們不需要領悟人之存在與本質，更不會去感動于那些難以忘懷的一段段生命、一個個時刻。翻譯軟件無法理解征人在雨雪霏霏時的思念，屈原和但丁在流放途中的痛苦，里爾克傾聽天使召喚時的茫然與敞開，洛威爾面對戀人無法心靈相通時的困境。

辛波斯卡與細微的時刻

翻譯會讓譯者感到懷疑一切。外語和母語兩個敵人變成彼此的陌生人。陌生人帶來的正是“異”的考驗和受苦。而這，大概是翻譯軟件不會有的體驗

在翻譯之途上默默求索了許多年后，我收到好友余西的邀請：在辛波斯卡去世后半年多，讓我翻譯她的詩。陳黎和張芬齡翻譯的辛波斯卡詩集《萬物靜默如謎》在大陸廣受歡迎。但這本詩集只收錄了辛波斯卡幾十首詩。余西希望我能在這本詩集之外翻譯辛波斯卡更多的詩。此前不久，我正好在北京的葉壹堂買到了辛波斯卡的英譯詩集，譯者是波蘭詩人巴蘭恰克（Stanislaw Baranczak）和美國譯者卡瓦娜（Clare Cavanagh）。辛波斯卡的詩風與我自己的詩并不一致。雖然她不是我熱愛的詩人，但其詩學姿態是能打動我的。她尊重微小的事物，站在弱者一邊。她用輕盈甚至卑微的語調寫詩。

2012年底，我帶著辛波斯卡的詩集來到了德國，在波恩大學訪學。我的導師是顧彬。他將在第二年5月獲得德語世界最高的翻譯獎彼得·沃斯翻譯獎。他的獲獎致辭名為《翻譯的幸與不幸》。他說，翻譯會讓譯者感到懷疑一切。外語和母語兩個敵人變成彼此的陌生人。陌生人帶來的正是“異”的考驗和受苦。而這，大概是翻譯軟件不會有的體驗。但，這種體驗卻是讓譯者在幸與不幸、快樂與痛苦、堅定與懷疑之間不斷徘徊、穿梭，并得以苦苦跋涉下去的理由或沖動。我們，無論是讀者、作者，還是譯者，為什么需要這樣一種糾結、含混、猶疑、動蕩的體驗呢？因為我們是棲居于肉身的人，是終有一死的有限的人，不像AI一樣可以超越時間、歷史、記憶的困擾。

辛波斯卡的詩歌是通往人之存在與本質的一條林中小徑，或者說，是一條鬧市中人群空出的通道。辛波斯卡的詩置身于人群之中，源于人群，但她又以微妙的反諷與人群保持著友善的距離。她善于捕捉那些細微的時刻，那些不經意間聯結了人又無從駐留的時刻。就像她在《旅行挽歌》的開頭寫的：“一切都是我的，卻是短暫的借用。/記憶一無所有，/而只在凝視的片刻，我才占據了事物?！睂τ谏碓诋悋奈?，這樣的句子，短暫地安慰了我。我就在波恩北郊的冷杉林一個小區公寓樓上翻譯著這樣的句子。窗外，冷杉發著清冷而寧靜的暗綠的光。這是一個建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小區，居民大多是工人、學生、移民者。我騎著二手自行車，或者乘坐地鐵，去市中心的波恩大學聽課。我在目光的距離中與行色匆匆的人們共享這個城市，但我并不能進入他們的生活，甚至交談也是不可能的，雖然我十分珍惜各種相遇。而辛波斯卡在《不期而遇》中寫道：“我們之間過于彬彬有禮，/我們說，這么多年以后見到你，多么難得?！痹谶@首詩的結尾，辛波斯卡微妙地反諷了人類的語言，人類的捉襟見肘的交流，并適度贊美了沉默。對于譯者，辛波斯卡的語言是友好的。她幾乎不動用難以理解的詞語，不創造神秘莫測的語法，雖然她善于捕捉到人們在交談過程中遭遇的“無可奈何”的時刻。至于我后來翻譯的鮑勃·迪倫，翻譯起來會更容易一些。因為他的抒情詩（lyric）的魅力在于音樂，而歌詞在詩性的塑形上并沒有占據核心位置。

渡越語言之河

如果人工智能翻譯是以同一為尺度，那么，人的翻譯，尤其是其中的詩歌翻譯，恰恰是以差異為尺度的。唯有守護差異，才能讓人之存在與本質顯現母語中

正如本雅明所言，翻譯并不只是傳達“信息”，并不是簡單的搬運和翻轉。雖然無論在中文、英文還是德文，翻譯都有翻轉、搬運的意思。當然，在德語中，翻譯還有擺渡、渡河的意思。在渡越語言之河的過程中，譯者唯有時刻把握方向，觀察水流，經受風浪的侵襲，才能勉力前行，抵達對岸。最終上岸的，是一個風塵仆仆的人，一個卸下貨物、船客后看似一身輕松實則疲憊已極的人。但在極致的疲憊中，這個人的內心會悠然升起一絲甜蜜的快樂，哪怕這絲快樂那么短暫。因為，他/她來到了對岸。這是一個別樣的世界。為了領略、深入這樣的世界，譯者才會去勉力擺渡。

原文和譯文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由于是兩門語言，它們在文字的具體措辭和表達上應該相差懸殊。在數字化時代，不同的語言正在趨同，我們的翻譯似乎變得省力，甚至譯者是多余的。全球化讓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均質化，我們的表達隨之越來越相似。這也為人工智能翻譯提供了條件。在人工智能翻譯中，經過大數據計算的譯文與原文越來越一致，甚至毫無偏差。因此時下的翻譯出版，越來越要求翻譯的準確、不偏不倚，越來越讓譯者變得像是數字時代的工匠。但譯者需要長期學習一門或幾門外語，也要長期深入母語的險境。但對于譯者而言，翻譯是要穿越語言，去體味語言所呈現出來的氣息、心靈和精神。我譯過一些大衛·辛頓翻譯的孟郊后期詩歌。在英語中，大衛·辛頓無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準確翻譯孟郊。但孟郊詩中的寒冷、虛空、殘悴和危陷，可以經由翻譯而轉移到英語中。譯者，正是在語言的擺渡中領會作品深處的帶給靈魂的顫栗。就像我翻譯到阿米亥的詩句時感到自己的內心被海風穿透，被深淵浸潤：“我的愛造就了我，它平淡無奇，/就像初雨中的咸海。”（《兩人在一起，又彼此有別》）“正如以前。/我們夜里喝的水，后來，/成了世上所有的酒?！保ā墩缫郧啊罚?/p>

在德國翻譯辛波斯卡的時候，我也在翻譯君特·艾希、米沃什和蒙塔萊的詩。本來是應王家新之邀，為一本我的翻譯詩選做準備的，后來卻并沒有出版。那時我住在一個德國人的家庭。四室一廳，房東烏利是一位參加過西德學生運動的老先生，和我們住在一起。另一位安德列亞斯是在科隆大學念拉丁語和神學碩士的德國青年。還有一位是年輕的中國女性王敏，在華為德國分部工作。她的男朋友在科隆大學讀博士，研究的正是人工智能翻譯。他的目標是解決谷歌翻譯的技術難題，并相信在不久的未來，人工智能翻譯將取代大部分人類的翻譯。而我正在進行的詩歌翻譯似乎化作了微妙的反諷。

辛波斯卡譯完后，我又開始翻譯奧登的隨筆集《染匠之手》（The Dyer’s Hand）。這是艱難的翻譯。相比于詩歌的翻譯擁有的自由、想象和情感，散文隨筆的翻譯就像是肩負意義之軛的苦力。散文隨筆首要的任務是傳達意義，而不是呈現語調、句法和結構?；貒蟮囊粌赡陜龋依^續翻譯奧登。誠如奧登對這部隨筆集的命名，我的天性必須臣服于翻譯的勞作，本來就微小的幸福縮減得微乎其微，大部分時候是與意義及其語法較量而產生的痛苦。后來我翻譯米沃什隨筆集《舊金山海灣景象》（Widzenia nad Zatoka San Francisco），體會了類似的痛苦。這樣的痛苦讓翻譯變得更加艱難。精神不振，語言遲鈍。此時，我真的常常希望人工智能翻譯來解救我。盡管奧登自己在《染匠之手》中說過，“每一位真正的詩人對世界的獨特看法能夠經過翻譯而得以幸存。”但他談論的應該是詩的翻譯，而不是散文的翻譯。散文翻譯的自由和創造顯得更不可能。因為稍一改動，意義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似乎成為了另一篇文章。但詩傳達的是精神的本質，是可以辨認出來的精神，或者借用本雅明的概念，是具有“可譯性”的精神。一首詩在母語中依賴于每個詞的音調、色澤、語態和意義。但在譯文中，卻不再受制于外語，而是受制于母語的音調、色澤、語調和意義。所以，詩的擺渡，允許產生更多的變形。龐德、白英、大衛·辛頓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就在擺渡中守護并生成了“異”。但這種“異”并不是源于譯者個性和風格的差異，而是深潛入精神深淵而凝聚成的“異”。誠如溫伯格在《看待王維的十九種方式》（Nineteen Ways of Looking at Wang Wei）中所說的：“在其精神修煉的方式中，翻譯取決于譯者自我的消解：面對文本的絕對謙遜。糟糕的翻譯回響著譯者的固執聲音——即，不能見到詩人，只聽見譯者在絮叨。”

在文字表達層面，如果人工智能翻譯是以同一為尺度，那么，人的翻譯，尤其是其中的詩歌翻譯，恰恰是以差異為尺度的。唯有守護差異，才能讓人之存在與本質顯現母語中。因為差異源于歷史，源于生命在時間中的獨特印跡。具有肉身存在的譯者，正是在語言的難以忘懷的逗留中，才一再調動起翻譯沖動。而人工智能，并不是線性的、步步為營、殫精竭慮的“勞作”，它是通過整體性的計算而進行的輕而易舉的“工作”，它需要的是數據庫和算力。

再后來，我翻譯了洛威爾詩選。作為自白詩派的領袖，洛威爾的詩開啟了自白派的法則：面向個體自身的幽暗（“我自身便是一座地獄”），人與人之間特別是家人之間的隔膜和矛盾（“十二年后，你轉過身去。/你失眠了，你抱著/枕頭面對你的空洞，仿佛一個孩子”），世界的疏離和崩潰（“一個虛無主義者想要生活于這般的世界，/卻把永恒不變的群山凝視成瓦礫”），生命的漫長和虛空（“我們死去，這多么枯燥、可怕，/不像寫作，生命永無休止”）。我在譯文中試圖呈現這種破碎、糾結、私密、難以解讀的生命感受，于是盡量將詩句打碎為不連貫的斷句甚至詞語，以“傳達”這種生命感受。這是20世紀后期以來，人類長期經受著的精神分裂的生活。在21世紀的中文世界里，我們正在劇烈地體驗著。這種精神是可譯的，盡管要完全明澈地搬運洛威爾的詩句幾乎是不可能的。翻譯洛威爾，能做的唯有把語調及其精神質地擺渡過來。

洛威爾本人就是譯者。他的譯詩集名為《模仿集》（Imitations）。他在序言中轉述了帕斯捷爾納克的說法：通?？煽康姆g獲取了字面意思，卻錯失了語調（tone）。而在詩中，語調就是一切。洛威爾翻譯過維庸、萊奧帕爾迪、波德萊爾、蘭波、里爾克、蒙塔萊、帕斯捷爾納克的詩，并不單純拘泥于字面意義上的“精準”對應，而是在語調的傳達中塑造一首詩，有時候他會做大膽的改動，以期在英語里，一首譯作成為一首詩。語調可以逃離向著另一種語言和文化的轉移過程，它能夠在另一種語言里浴火重生、死灰復燃。語調，正是本雅明所謂的具有“可譯性”的精神。可譯，便是可擺渡，便是可以將“異”翻譯、擺渡到自己的母語中來，并為其賦予新的語言形式。這樣的工作，并不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的，至少，不是它從自身內在渴望的、需要的，也不是它所能理解、所需要的母語處于誕生中的困難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