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日，我生日的那天夜里，我母親淹死在距離明圖爾諾鎮幾公里一個叫‘破風’的地方。”淡然、平靜與懸疑，這是《煩人的愛》的開篇。

《煩人的愛》是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于1992年發表的首部作品（202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引入中文版），被視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隱秘源頭，曾獲意大利文壇重磅獎項艾爾莎·莫蘭黛獎。小說開頭部分首先交代了母親在“我”（黛莉亞）生日當天淹死的離奇事件，一系列疑問隨之產生：母親為何會在“我”生日當天淹死？這是巧合，還是有意為之？她死亡之前發生了什么事情？小說順著這些疑問，以“我”調查母親阿瑪利婭離奇死亡的原因為線索，從現實追溯至過去，在探究“謎題”的過程中表現了兩代人的相似處境與無奈共鳴。

為了解開阿瑪利婭死亡的謎團，女兒黛莉亞必須盡可能勾勒母親的經歷，并從中尋找重要線索。阿瑪利婭的人生軌跡就此呈現：她是一位性格外向開朗、愛笑又喜歡打扮的女士，自少年起就以縫紉為生，與丈夫相識在家附近的陰涼隧道。然而這段婚姻并沒有給她帶來更多的幸福，丈夫的管束與暴力給本就困苦的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與此同時，親生哥哥站在一旁冷眼相觀，鄰居卡塞爾塔則始終帶著變態的癡念迫害著她。然而阿瑪利婭沒有一味屈服，不斷進行著隱秘的抗爭，如通過收下其他男人贈送的鮮花、詩集等物品來報復丈夫。直至二十多年前，她選擇了與丈夫分開，帶著三個女兒在老城區找到一套小公寓居住，晚年則獨自寓居于此，直至死亡。

小說在展現阿瑪利婭生前故事的同時，也描繪出復雜的母女糾葛，而這也是《煩人的愛》著重刻畫的部分。

幼年的“我”十分依戀母親，但是這種癡迷卻給她造成了傷害。“我”一直認為，“母親的身體里帶著一種原罪”，她生下“我”就是為了拋棄“我”，讓“我”獨自面對這個荒誕、混亂的世界，因此“我”無比渴望母親留在身邊，企圖以此獲得她的所有；而當母親不遂“我”愿時，“我”就會通過傷害她或自己來宣泄不滿。這是孩童對于母親的依賴與仰慕，也是逐漸走向偏執的極端占有欲。為此，童年的“我”不惜將自己受到猥褻的經歷移植到母親與卡塞爾塔偷情的幻想故事中，并將謊言有聲有色地講給了父親，卻直接將母親推到了萬劫不復之地。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對母親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父親對母親的殘忍毆打、母親時而忍受時而“放縱”的分裂狀態與幼年謊言的愧疚始終在“我”的內心盤旋，這導致成年的“我”毅然放棄曾經的迷戀，甚至生發出逃離的沖動，執著于抹去母親留下的痕跡。從不婚、不育到否認自己與她長相相似的事實，“我”試圖通過一切方式來遺忘母親，這種態度一直延續到母親死亡之后。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小說結尾部分。當“我”重新回到潮濕的地下室，黑暗中，被空間形塑的記憶不斷涌現，迫使“我”直面始終逃避的謊言。“我”不得不承認，自己與喪失人性的父親一樣，是制造苦難的罪魁禍首，根本無權指責母親在壓抑處境中的艱難生活，只覺同情與愧疚。直面之后便是和解，是與自己和解，也是與母親和解，最終“我”穿上了曾經恐懼的藍色套裝（因為母親當時穿上這套衣服便意味著離開我），希望以此延續母親過去為數不多光鮮亮麗的時刻。

從整部作品來看，“我”最后能夠理解母親的原因并不僅僅在于童年謊言的面對，更在于，雖然“我”在這些年來不斷試圖逃離母親的陰霾，過上與她不同的生活，但是現實生活的經歷讓“我”清晰地認識到，“我們”母女面對著同樣的困境與難題。無論是父親始終如一的蔑視，還是電車上男子無休止的騷擾，抑或是其他人在不知何時以各種方式施行的侵犯，作為女性，根本無法杜絕生活中來自異性乃至同性的惡意。于是母親才會在“我”的眼中呈現出一種分裂的狀態，她只能在脫離掌控之時不再作為妻子、妹妹或母親，短暫地成為她自己，只能以游戲的態度對待傷害她的人，苦中作樂。阿瑪利婭曾經的生存困境與“我”的現實遭遇聯系在一起，境遇的相似使“我”終于與母親產生了共鳴，理解她曾經的苦難生活，也想為她做些什么來彌補自己的過錯，即使她已經死亡。

由此，作者埃萊娜·費蘭特以“我”作為小說中的核心人物，透過“我”的視角刻畫出母親阿瑪利婭充滿苦難與束縛的一生，并借此展現出兩代人復雜的恩怨糾葛。

作為女兒，“我”在敘述的過程中自然維護母親，何況父親的所作所為實在無法令人忍耐，母親渾身是血的悲慘模樣讓我覺得，“父親對她下手那么狠，他真應該在早晨出去，在外面被火燒死，被車子壓死，被水淹死。”其實不止這一處，小說全文許多地方都滲透著“我”的聲音，表現出“我”對母親的支持與同情。

進一步設想，這種聲音不僅出現在事件之外的旁觀者的評論中，也極有可能摻雜在貌似客觀的事件講述里，于是“我”的視角便具有了一種不可靠性。這種不可靠性在小說中有跡可循：在描述幼年的自己偷聽到母親談論自己與“情人”卡塞爾塔親吻時，“我”使用的前提是“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在勾勒母親生前的旅行時，“我”多次使用了“也許”“例如”“或者”等詞語進行設想。可見，不論是對于童年時期回憶片段的描摹，還是有關母親死亡前經歷的想象，都充滿了主觀色彩，基于“我”個人的勾連與判斷。作者將這部分表示“可能”的詞匯與后面的故事聯系在一起，使“我”對事實敘述的真實性受到懷疑，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判斷也隨之失去的立足的根基，盡管它們依然會影響讀者的思考。事實上，“我”曾親口承認：“在不同情況下，我只是說出了那些對我有用的事，我每次都在審時度勢，決定說什么、不說什么。”因此，“我”的敘述雖然有意識地維護了母親，但更是在下意識地維護自己，謊言就是這一思維的產物，小說中諸多事實的編織也是相關情況下的特定敘述。切實的證據并不存在，這使得故事變得撲朔迷離，小說的多解性隨之浮現，難度與趣味叢生。

于是，讀者可以沿循“我”的邏輯進行理解，也可以超越主人公的視角自己還原。在這種語境下，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阿瑪利婭為何在“我”生日當天，僅穿著一件精致的胸罩投海自盡？小說中的“我”知道自己的猜想并不能令人信服，所以直接給出了兩個假設，其一是“一個年老的女人假裝年輕，為了取悅一個年老的男人。她決定裸泳，但她已經喝醉了，距離岸邊太遠了，最后淹死了”；其二是，阿瑪利婭為了逃脫卡塞爾塔的追趕與掌控，選擇跳入水中。然而在筆者看來，阿瑪利婭極有可能無法接受是女兒的“揭發”導致她不斷遭受暴力的事實，在傷心痛苦的情況下做出了極端選擇，否則無法解釋她為何要在自殺前穿上為女兒精心準備的生日禮物。阿瑪利婭此行的目的就是前往羅馬為女兒慶生，準備了精美的內衣、睡衣和兩條裙子作為生日禮物，大概是希望女兒實現自己年輕時未曾實現的愿望，穿上美麗的衣服，盡情展現自我。當她得知女兒謊言的真相，便打消了贈送的念頭。對女兒的失望、對自身處境的絕望，是推動她走向死亡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小說最后“我”與母親的和解，也是母親死后女兒的單方面行為，是一種“沒有和解的和解”，阿瑪利婭的思緒情感則永遠定格在死亡那一刻。

《煩人的愛》選擇通過“我”的聲音進行描述，在訴說兩代人糾葛的同時，也掩飾了自己生活中的欲說還休，那些“看不見”的部分經由作者的設置而呈現出更復雜的母女鏡像關系。恩怨情仇二元對立式的問題只是人類世界最表層，幽微的人性之下隱藏著難以厘清的糾結纏繞，如何清晰地呈現這一現實中的隱匿向來是文學面對的難題。埃萊娜·費蘭特在主人公身上“記憶迷宮”的巧妙構思，使小說彌漫著不可知的迷霧，而那些無法自圓其說的破綻，正是光照射進來的地方。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