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米蘭·昆德拉在法國去世。他出生于捷克，后來流亡海外，在90歲時重新獲得祖國的公民身份。終其一生，身份問題與民族命運始終是他關心的議題。

近日，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米蘭·昆德拉生前最后授權出版的一部作品《一個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8月12日，在朵云書院·旗艦店，作家孫甘露，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國家大劇院音樂藝術總監呂嘉，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董強從這本書出發，以“思想、遠見與音樂”為主題，共聊昆德拉和他最后的悲憫之聲。

《一個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收錄了昆德拉早年創作的兩篇思想文化隨筆。《文學與小國》是昆德拉在1967年捷克作家大會上發言的文字稿。昆德拉從捷克民族的悲劇性命運出發，探討堅守小國文化特性的意義所在。《一個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最初發表于1983年。在本文中，昆德拉繼續探討小國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它們的滅亡可能帶來的災難。他警告說，歐洲正在失去自身的文化認同感，而真正的悲劇將是歐洲文化多樣性的喪失。

“不標準”的歐洲作家

毛尖指出，昆德拉法語的“不標準”成為他文學中核心的東西。“昆德拉說這個世界由劊子手和詩人一起掌管。在他的小說中，上帝和美是兩種聲音。但是在他所有的描述中，上帝也好，美也好，詩人也好，劊子手也好，都是似是而非的，就像他的法語一樣，都是不標準的，”毛尖說道。她以小說《生活在別處》中的主人公雅羅米爾為例，惱羞成怒的詩人告發了紅發女孩和她的哥哥，“在米蘭·昆德拉的筆下，詩人是不標準的，然后愛情也是不標準的。”毛尖認為，正是這種不標準成就了昆德拉，讓他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作家。

董強同樣認為，昆德拉在法國的文化氛圍中發展出了自己不規則、不標準的文學創作，從而使得他既跨越了捷克，又跨越了法國，成為世界性的大作家。昆德拉讓他聯想到巴洛克，這一藝術風格意為“不規則的珍珠”，與法國盧浮宮式規則、講究的美學完全相反，而昆德拉身上的不標準也映射出他與法國、與歐洲的關系。

在《一個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中，昆德拉談論了中歐國家的文化身份與危機。孫甘露指出，昆德拉非常關心捷克的民族國家問題、語言的存亡，以及它在歐洲中的位置，在這本小書中所涉及的這些主題也體現在他一系列的小說創作中。他認為，昆德拉后來融入了法語寫作，與法國學界文學與哲學密不可分的傳統有關，在昆德拉的寫作中，小說與哲學也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他是真正的思想者，“這個思想者既是哲學，又是文學的，也是日常生活，”孫甘露說道。

中歐小國的“不能承受之輕”

昆德拉在書中說：“在這片尚未滅亡的小國組成的區域，歐洲脆弱性，整個歐洲的脆弱性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加明顯，更早被發現。”另一方面，“不久以后，歐洲所有的國家都有成為小國的危險，并將遭遇小國的命運。”對此，毛尖表示，昆德拉所謂的“小國”有他的定義，所謂的小國并不是地理意義的小，而是文化被毀滅后的“小”。

孫甘露認為，昆德拉在寫作中直視“衰落”的必然性：“年輕的時候看到巴洛克、洛可可，看到希臘羅馬的這些雕塑、音樂和文學，會感到了不起，但是等你年長一點就知道，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會衰落的，歐洲也會衰落的，希臘、羅馬在哪兒呢？當然作為文化精神是傳承下來了，但那是當年的東西，沒有什么是永遠的，”孫甘露說道。昆德拉的小說中常常描寫都會生活與兩性關系，在孫甘露看來，昆德拉文學的這個部分和生長、衰老與衰落，或者說悲劇都是維系在一起的。“成熟實際上意味著衰落的開始，但我并不把它看成一個不好的東西。大和小，成長和衰落，中心和邊緣，古代經典和今天創新，永遠互相依存，互相支撐。”

在書中，昆德拉強調了捷克文學的特殊性，而其中翻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靠了翻譯，捷克語才得以確立和完善，成為一門完整的歐洲語言；通過文學翻譯，捷克人用捷克語創立了屬于他們自己的歐洲文學。“對寫作者來說，翻譯當然重要，就像昆德拉講到的民族語言的傳統，是不斷吸收不同的、新鮮的語料來構成的，但是這個語言傳統也非常重要，是你的底子，就像你的故鄉一樣，”孫甘露說道，昆德拉談中歐、小國、小語種，談弱小民族的生存，“我覺得實際上你把它換成不能承受之小，你就知道這個事情有多重。”

昆德拉與中歐的音樂性

在讀書會現場，呂嘉播放了布魯克納第八交響曲中的幾個片段，從音樂的角度分享了昆德拉和他的中歐。昆德拉出生于音樂世家，學過音樂，算得上“半個音樂家”。呂嘉強調，音樂在中歐有著特殊的地位，許多不同職業的人都有專業的音樂造詣。音樂與文學的關系也貫穿于昆德拉的創作，例如在《被背叛的遺囑》中，小說與音樂批評交叉，昆德拉用一種戲謔的口吻，把一千年的西方音樂史分成上半時、下半時和后奏曲。

昆德拉寫道，在巴洛克的時代，從海頓到勛伯格，從李斯特到巴托克，中歐音樂以一己之力，濃縮了整個歐洲音樂的演變。而音樂也與中歐人的身份和命運緊密相關。呂嘉說道，古典音樂從巴哈、莫扎特、舒伯特一直到晚期的勃拉姆斯和馬勒，到了一戰二戰，這種文化停止了，音樂學院全都被迫關閉。而二戰以后，到了“金元社會”，一批年輕的明星涌現出來，但古典音樂已經幾近斷代。中歐音樂的危機也指向了文化身份的危機。

“不管是語言、寫作，還是音樂，昆德拉實際上都是在捷克這樣一個小國或者小語種里論述，”孫甘露說道，從中暗含了中歐想要融入歐洲的愿望，而這也是《一個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書中兩篇文章的重要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