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荷馬史詩》充滿悲憫情懷？大博士浮士德與魔鬼梅菲斯特的賭約誰輸誰贏？作為建筑和作為文學作品的“巴黎圣母院”如何相互作用？在《讀與被讀——世界文學名著十一講》（浙江文藝出版社）中，讀者會找到答案。該書是外國文學專家劉文飛解讀世界文學經典的全新隨筆集，11篇文章角度新奇，觀點深刻，高見迭出，為讀者開辟出親近世界文學的獨家小徑。

“讀書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選得精，讀得徹底。”朱光潛的這一心得，堪稱讀書人的金科玉律。然而正如馬克·吐溫所說，“經典之作是人人皆稱贊卻不愿去讀的書”，由于文化、語言、時間的隔閡，普通讀者想要透徹理解誕生于古希臘、文藝復興、18至20世紀的外國文學作品，往往并不容易。《荷馬史詩》《浮士德》《巴黎圣母院》《尤利西斯》……這些世界文學名著，不少人都有所耳聞，但真正接觸文本時又難免將閱讀過程視作畏途，甚至中途放棄。《讀與被讀》用通俗曉暢的語言，將作品的誕生背景、獨到之處、精彩段落、后世影響娓娓道來，為讀者打破時空隔閡走近經典提供了方便之門。

《讀與被讀》的一大特點是選材精。書中涉及的世界文學名著涵蓋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喬伊斯、川端康成、納博科夫等11位世界文學大家的代表作，跨度近3000年，堪稱一部粗線條的世界文學簡史，從中可以看到西方人文思想的流變。

該書是作者基于文本細讀和作家生平考辨，用一雙慧眼重新發現經典之光的結晶。《讀與被讀》中每篇文章都提煉一個焦點并圍繞它展開剖析講評，或鉆研人物形象，或探討文學屬性，或談論死亡、生存等嚴肅話題，或從建筑、顏色等細節洞悉經典。比如《荷馬的悲憫》中，劉文飛認為，在作品中中止殺戮，不僅是雅典娜的悲憫，更是詩人荷馬的悲憫，它構成了作家描寫戰爭的一個偉大原則。“這樣的原則后來也為許多大作家所遵循，我們甚至要說，幾乎所有大作家在描寫戰爭時都不約而同地遵循了這一原則。”《〈巴黎圣母院〉與建筑》中，作者從雨果對民族建筑的感情入手，點明《巴黎圣母院》的寫作靈感源自巴黎圣母院，作家寫此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護巴黎圣母院。而小說的誕生又反過來“在確立和宣揚巴黎圣母院這座歷史建筑的藝術價值和文化意義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于托爾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劉文飛認為這部經典的細節刻畫為人稱道。他剖析了小說中安娜閃亮的眼睛、黑色的鬈發和輕盈的步態，卡列寧支棱著的耳朵和掰手指的動作，渥倫斯基密實的牙齒以及列文漲紅的臉龐等細節，認為托爾斯泰在人物肖像描寫、動作描寫上的這些點睛之筆，“在小說中始終伴隨著4個主人公，構成他們醒目的識別符號和個性名片”。

劉文飛是俄語文學研究和翻譯專家，擔任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專家、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副會長。2015年，他在克里姆林宮接受了俄羅斯總統普京頒發的“俄羅斯人民友誼勛章”。諳熟俄語文學的他，在寫作此書時常常通過比較視角對不同國別的作品加以分析，比如談《荷馬史詩》時引入《大尉的女兒》《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談《哈姆雷特》時引入《雙重人》《日瓦戈醫生》，這種比較閱讀展現出別具一格的研究視域，每每有所創見。劉文飛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評論更讓人醍醐灌頂，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說是‘人學’，是關于人本身的探秘和思考，是文學人類學標本”，同時也是獨特的“宗教哲學”和“歷史哲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說不是要證明某個思想，而是在展示思想形成的過程；不是要宣揚某個思想，而是在揭示思想自身的復雜性；他似乎不對思想自身做出理性評判，而更愿意給出思想的辯證發展過程。”用讀哲學的方式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顯然會有意外的收獲。

回到書名，可以看到作者寫作此書的匠心。書名“讀與被讀”頗有深意，在作者看來，書是讀者與作者、讀者與讀者、作者與作者展開較量的場域。關于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關系，劉文飛寫道：“讀者讀了一半就扔下了書，表明這場競爭有了輸贏，或是讀者主動認輸，即讀不懂，無力繼續與作者對話，或是讀者看穿了作者的老底，不屑于再與他為伍；讀者在讀了之后一遍遍重讀，則表明讀者和作者的較量是一場馬拉松，讀者試圖在某一次長跑中接近作者，甚至超越作者。”《讀與被讀》，無疑是一場作者與讀者相互“較量”的馬拉松，也是劉文飛與經典“角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