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汪燕副教授獨立翻譯的八卷本“簡·奧斯汀全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目前陸續面世。已出《簡·奧斯汀書信集》一書，收入往來書信99封，跨越20余載，不僅是了解奧斯汀本人生活的重要途徑，也讓人有機會感受18-19世紀方興未艾的通信文化。

在奧斯汀生活的年代（1775-1817），英國郵政系統尚未使用郵票，郵局會根據信件的重量、距離和數量等因素來決定郵費的收取，而且一般是收信人付款，寫信人有責任讓收信人感到物有所值。奧斯汀有一次稱贊某人來信，完全是評論文學作品的用語：敘事到位，毫不冗長，清晰明了。奧斯汀本人的信完全具備這些優點，她那小說家的才能在寫信時發揮得淋漓盡致。奧斯汀的小說常以書信作為推動情節的手段，這些信往往寫得比較正經，但她本人的信卻完全是另一種風格，不僅說人論事更具“八卦”色彩，文字更是諧趣天成，有時甚至古靈精怪，包袱段子層出不窮。讀者莞爾之余，或許忍不住會想：倘若奧斯汀不是這樣好玩，那就太可惜了！

但是寫信者奧斯汀與小說家奧斯汀畢竟不同，小說家奧斯汀是旁觀者，寫信者奧斯汀則有她不得不承擔的角色。然而，當我們讀完這些書信，又會意識到奧斯汀本人的生活以一種揪心的方式與她的小說編織在一起。

作為鄉村牧師的女兒，奧斯汀在一個窘迫的中產階級家庭長大，一直生活在窮人中間，她苦笑著寫道：“這兒的人們貧窮節約得實在可怕，讓我對他們失去了耐心?！彼⒉淮蛩阌酶呱械难赞o來掩飾自己的羞恥感，而是盡可能以幽默來使貧窮變得易于忍受。比方她以豪邁的語氣說：“我決定只要可以就買一條漂亮長裙，我對現在的衣服感到厭煩又羞愧，甚至看到裝著它們的衣櫥都會臉紅。但我不會因為那件粗布衣服被嘲弄太久，我很快會把它變為襯裙。”她說到附近的闊人：“我敢說他們不會常來，他們的生活方式很優雅，也很富裕，他們似乎喜歡作為富人，我們讓她知道我們和這樣的生活很有距離；因此她很快會發覺不值得與我們交往?！彼€自我爆料說，“有一位先生，是柴郡的軍官，一位相貌英俊的年輕人，我聽說他很想被介紹給我，但他的想法還沒有強烈到讓他不怕麻煩地促成此事，所以我們永遠不可能結識?！彼c叫湯姆·勒弗羅伊的年輕人相談甚歡，彼此都有談婚論嫁的心意，但由于兩人同樣貧窮，最終黯然分手。在寫給姐姐的信中，一貫倔強的她悲從心來：“星期五——我和湯姆·勒弗羅伊最后一次調情的這天終于到了。當你收到這封信時一切都將結束——寫信時我想到這件悲傷的事情淚如泉涌。”越是不名一文者越不容錯付，越是不名一文者也就越容易錯付。奧斯汀此時已開始寫作書信體小說《埃琳諾與瑪麗安》，這正是《理智與情感》的前身。奧斯汀的心境想必與深受情傷的埃琳諾息息相通，甚至可以說奧斯汀筆下每一個惴惴不安地等待姻緣的女子，后面都有她自己的影子。她經常在信中設想自己可能或者應該嫁給誰，既是打趣，又是不無心酸的調侃。她似乎欠所有人一個婚姻，而對待嫁的女孩來說，所謂文學才華，只是并不實用的妝奩。

將現實世界與文學世界混為一談既懶惰又粗暴，但我們無妨深入文學與現實的交接地帶，去探究作家在虛構一個個人物時，如何同時在掂量自身。在《理智與情感》中，埃琳諾看出情敵露西·斯蒂爾雖然表面溫順可愛，卻缺少真正的風雅。這種風雅當然不只是性情和善或者注重禮儀，更是成為自己的慧根與勇氣。作為遠近聞名的才女，奧斯汀很容易被視為婚姻市場上的威脅，但她并不以此自矜，而是毫不客氣地說，“告訴瑪麗我把哈特利先生和他的所有財產都交給她，供她未來獨自享用。不僅是她，還有她能找到的我的其他所有仰慕者，甚至包括C·波利特想要給我的吻，因為我只想把我的未來交給湯姆·勒弗羅伊先生，但我根本不在乎他。”這種獨立意識讓人想到《傲慢與偏見》中的伊麗莎白以及《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范妮，卻比她們更為徹底。

但是奧斯汀所謂做自己又絕非畫地為牢，她懂得何謂勢利與虛榮，更懂得何謂軟弱與愚蠢，但她同時明白，倘若將風格視為原則，拿趣味作為驕傲的資本，以至于失去理解他人的愿望，則既粗魯又幼稚。奧斯汀有著讓人信任的文學趣味，讀書褒貶分明，卻并不狹隘，她像瑪麗安一樣鐘愛威廉·庫珀的孤獨與深邃，但也像埃琳諾那樣，能夠理解愛德華的老派趣味。而且她愿意談物，談錢，不厭其煩地談一條長裙的式樣與洗滌，她有意讓自己更接地氣，卻沒有愛德華那種鄉紳式的自鳴得意。她懂得女人在婚姻與家庭面前的全部隱痛，因而在談及他人時，表現出令人肅然起敬的通透與坦誠：“桑德夫人的婚事令我驚訝，但沒有讓我不快。假如她的第一場婚姻出于愛情，或是她有個成年的單身女兒，我不會原諒她。但我認為如果可以，每個人都有權利一生中為愛結一次婚。如果她從今以后不再頭痛可憐，我能允許，甚至能祝愿她幸福?！?/p>

這是真正的道德趣味，這樣的趣味意味著共情的能力。共情的一大問題是那個全知全能的共情者身在何處？它如何能夠既在場又不破壞生活的自然狀態？正是這一問題讓韋恩·布斯提出了有關隱含作者的論說。讓布斯感興趣的是這樣一個矛盾：一方面，愛瑪有著種種道德上的缺陷，尤其是自以為是；另一方面，愛瑪又始終保持變得更好的可能性。在此矛盾關系中，作為隱含作家的“奧斯汀”扮演著重要角色。她時時在場，卻不作道德裁判，而是以人情練達者的見識，幫助愛瑪洞察、體會和分析生活中的種種問題。在“奧斯汀”的幫助下，愛瑪最大限度地敞開了心靈，她不需要完全否定自己，就獲得了道德提升的可能性。那是一種不脫離說教卻沒有說教氣的道德，此種道德映照出愛瑪那琥珀般的心靈結構——即便有種種瑕疵，甚至有終生無法拋下父親出嫁的隱憂，也沒有扭曲她的人格，她通體透亮，始終擁有變得更好的可能性。

在奧斯汀這里，道德不是人生的教條，而就是人生本體。一個人在道德上的成長不是外在的教訓帶來的幡然醒悟，也不是經由精神的煉獄向崇高之境飛升，而是在一種熨帖、溫暖、忠實的聲音的引導下，調動全部的想象力與知性去貼近更多的他人。

奧斯汀是懂得這種聲音的，這是她在長期的通信中一直聽到的聲音。寫信是孤獨的，它雖然面向另一個人訴說，后者卻并不在場；反過來，寫信雖然孤獨，卻總有不在場的另一個人。奧斯汀的信大部分是寫給親人的，對她來說，這些信既私密又公開，這是一種在愛的共同體內部的分享。奧斯汀的家庭雖然貧窮，卻并不缺少愛，亦不缺少豐富性和創造性，這已經足夠為她提供不竭的生命能量。家庭中幾乎一切的元素，都以各種形式進入奧斯汀的小說中，而她也最希望家人讀到這些小說，后者就是她寫給家人的另一種書信。親人之間寫信當然可以放肆一些，奧斯汀常說姐姐卡桑德拉的信讓她樂不可支，寫信人堪稱當今時代最好的喜劇作家；而她自己在給姐姐的信中說到某位太太，就說后者“住在波利岡，我們回訪時她出去了。這是她的兩個優點”。這幾乎是愛瑪會用來嘲笑貧窮而傻氣的貝茨小姐的話，但愛瑪沒有讓這種刻薄真正傷害自己，奧斯汀當然也不會。

在與親人持續不斷的通信中，她有足夠多的機會成為更好的人，以及更好地關懷每一個她所愛的人。當侄女范尼遭遇情感挫折時，極少戀愛經驗的她給出的建議，是一個姑姑所能給出的最懇切、周全而又溫暖的建議，仿佛她作為小說家的訓練，只是在為此刻做準備。她很少在家信中寫真正糟糕的事情，最后那幾年她深受病痛折磨，信中卻總是輕描淡寫。她對兄弟姐妹們的愛有足夠的信心，知道他們能讀懂自己的笑與淚。她在彌留前對上帝的唯一希望，是能賜予自己耐心，以捱過這終將降臨的死亡。她念念不忘的是對一直照顧自己的姐姐的虧欠，是所有親人的焦慮不安，她為此哭泣，祈禱上帝更加保佑他們。

這是小說家奧斯汀未曾顯露過的苦弱，卻是寫信者奧斯汀最體面的謝幕。她度過了如此短暫的一生，卻并不比任何人更缺少幸福。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