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世界文壇，埃萊娜·費蘭特無疑是個風云人物。“謎”一般的身份使她成為評論界樂此不疲的追蹤熱點，被全球圖書市場“封神”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疊加此前根據“四部曲”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的走紅，使她成為當代女性的必讀作家。日前，費蘭特創作生涯的第二本小說《被遺棄的日子》的中譯本問世，將國內的“費蘭特熱”再度推向了高潮。

“四月的一個下午，吃完午飯后，我丈夫告訴我，他要離開我。”小說的開篇是看似平淡無奇的事實描述，卻讓人感受到了一團壓抑的黑云盤旋在頭頂，正在醞釀一場疾風驟雨。我們可以預見，接下來將是一個再常見不過的“棄婦”故事，但我們同樣好奇和期待，費蘭特會如何處理這樣一個俗套話題。

單從描寫的細膩度和敘事的感染力來說，費蘭特的文字功力可謂出類拔萃。深諳女性心理并善于描述女性情緒的她，惟妙惟肖地呈現了女主人公奧爾加被出軌丈夫“遺棄”后的心路歷程，第一人稱視角的敘述更將奧爾加紛繁雜亂的內心活動展露無遺。從自我反思到自我懷疑，從自我證明到自我厭惡、以至于自暴自棄，奧爾加墜入深淵后的應激反應令萬千讀者、特別是經歷過感情浩劫的女性讀者感同身受。而當讀到內心坍塌、萬念俱灰后的奧爾加再度掌控自己的節奏、一步步重建生活的秩序時，讀者收獲了欣慰的快感，也不禁對其代表的現代“她力量”的崛起油生自豪之感或欽佩之情。此外，小說不乏細致精妙的隱喻象征，為專業的文學批評提供了空間，如奧爾加打不開的門鎖暗示著奧爾加走不出的情感囚籠，狼狗的暴斃之謎也影射著婚姻的瞬間瓦解終究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釋。因此，小說在大眾讀者和職業評論人那里都獲得了不錯的反響。

然而，不得不遺憾地說，費蘭特依然沒能逃脫流行文藝的“俗套”。“丈夫出軌后離家棄子、妻子悲痛后涅槃重生”的故事脈絡使《被遺棄的日子》宛如意大利版的《我的前半生》。更讓人失望的是，奧爾加并非名副其實的“大女主”：她的覺醒僅限于對前夫的祛魅，而非對女性身份的更深認知；她的重生終結于對鄰居男人的附魅，而非對自立自足的更強信念。事實上，當奧爾加認清前夫的平庸、能夠心無波瀾地面對過往時，費蘭特大可以收尾停筆。于是，當看到奧爾加敲開鄰居的門，投入那個曾令她反感憎惡、為了證明自我魅力而不惜與之發生關系的男人的懷抱，許多讀者不免嘆息：小說“爛尾”了。

婚外戀是西方文學作品中的一個重要母題，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游吟詩人荷馬在《伊利亞特》中，對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和斯巴達王后海倫之間那場觸發了十年特洛伊戰爭的“傾城”之戀進行了生動描繪。隨著18世紀西方現代小說的興起，情感背叛、出軌通奸更成為一種具有文化隱喻意義的題材，受到作家們的廣泛追捧。法國作家肖代洛·德·拉克洛在《危險關系》中，用露骨的語言講述了一個侯爵夫人對待婚姻和性愛的游戲態度，用“有傷風化”的男女私情影射了舊時宮廷和貴族的腐朽墮落，其中隱含的對傳統社會價值觀的踩踏與顛覆，使這本昔日的“色情”禁書如今被奉為偉大的經典，堪稱“法國大革命的序曲”之作。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用女主人公愛瑪追求虛幻愛情而出軌偷情、最終自食惡果而服毒自盡的故事，揭露了欲望與現實的碰撞，也探討了彼時社會與時代為愛瑪之死應付的責任。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亦刻畫了一個紅杏出墻的女人，講述了內心矛盾重重的安娜從自我覺醒和自我解放走向自我絕望和自我毀滅的大起大落，通過禁忌之戀及其導致的悲劇展現了人性內在的沖突與迷誤，以及新舊交替時代的種種對抗。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聚焦婚外戀的經典文學作品多為男性作家創作，其中出軌的多為女性主人公，故事也通常以她們為此付出慘痛代價而告終，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男權色彩和男性道德至高主義意味。從這個角度來看，《被遺棄的日子》有著不容忽視的女性主義意義。費蘭特采用的“她者”視角有效顛覆了傳統婚外戀作品的敘事權力關系，雖然奧爾加是“被動”的受害者，但卻掌握了敘述和審判的“主動”權。她對前夫的祛魅過程更昭示了女性主導男性的可能：她愛他，他才光芒萬丈；她不愛他，他便一文不值。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費蘭特一心專注于展現奧爾加的內心轟塌及其外化的一系列極端而荒唐的言行，讀者在酣暢淋漓的沉浸式閱讀后，卻無法走向對更深層次問題的思考：奧爾加的遭遇暴露出人性怎樣的悖論與局限？婚姻和婚外戀在當今社會對男性和女性分別意味著什么？它們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又反映出怎樣的底層邏輯？

《被遺棄的日子》到底是費蘭特職業生涯早期的作品，無論是故事的廣度和深度，還是對人物及其復雜情感的駕馭都流露出稚嫩的痕跡。相比同樣聚焦女性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史詩一般的厚重大氣，《被遺棄的日子》不免顯得扁平單薄。在埃萊娜和莉拉跌宕起伏的成長故事中，我們不僅能夠看出時代變遷對普通人的裹挾，更能夠識破那些亙古不變、普適性的“女性奧秘”：她們內心深處不可告人的晦暗陰冷，她們相互依偎又相互消耗的友情博弈。但在奧爾加聲嘶力竭的離婚囈語中，我們只看到了一個“戀愛腦”女人的悲慘下場，我們能夠跟隨她一起咒罵前夫的薄情與不負責任，我們同情于她為人妻的犧牲和為人母的牽絆，也欣喜于她拼接破碎自我的不屈生命力，卻又僅此而已。

從2002年意大利語首版問世，《被遺棄的日子》便為費蘭特圈粉無數，如今的中譯本同樣引發了國內媒體的追捧熱議。不少讀者力挺它的理由是，讀這部小說仿佛在讀自己的日記，奧爾加猶如另一個時空中的自己。毫無疑問，故事的真實感及其引發的讀者的強烈共鳴、甚至代入感是閱讀虛構作品的一大魅力，但這并不是評判其文學價值的核心要素。文學的真實并不意味著紀實，過強的代入感反倒消弭了作品本該與讀者保持的距離，而正是這個距離賦予了讀者審美的主體性，也使讀者的批判性反思和啟迪成為可能。

偉大的文學不應只是一面映照出真實世界的鏡子，而應憑借它獨有的虛構特權為人們展示在真實世界無法經歷的多種可能。出色的文學人物不應只是我們所言所行、所思所想的虛擬化身，而應幫助我們探尋到自己不曾覺察、乃至人性中無意識的另一種面相，無論是崇高的還是粗鄙的。同是婚外戀故事，《包法利夫人》讓我們看到一個人的浪漫主義自我如何與現實主義自我相互角力，《安娜·卡列尼娜》讓我們看到一個不完美的個體如何被一個丑陋的時代所毀滅，而《被遺棄的日子》僅讓我們看到一個丈夫的移情別戀如何把原本優雅體面的妻子逼瘋。同是女性情感題材，《那不勒斯四部曲》讓我們認識到女性所特有的豐滿而復雜的人格，而《被遺棄的日子》僅讓我們認識了一個名叫奧爾加的女人。

“我想生活就是這樣：一種按捺不住的喜悅，一陣劇烈的疼痛，一陣強烈的快感，血管在皮膚下猛烈地跳動，沒有其他更真實的東西可以講述。”借奧爾加之口，費蘭特道出了她所認為的能夠呈現的所有真實。在見證奧爾加墜入深淵又慢慢爬出深淵的過程中，我們感同身受地體驗了她的喜悅、疼痛與快感。但除了血管的猛烈跳動，我們同樣期待感受靈魂被直擊的震顫，期待獲得頓悟或新知的洗禮，而這是唯在凝望深淵時才能擁有的力量。

（作者為文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