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一件事。有人認為，成長是一輩子的事兒，它可以發生在人生的任何階段。這當然是對的，但我們仍然會發現某些時間節點至關重要。即便是進步論的樂觀主義視角，也難以掩蓋時間一去不復回的焦慮感，尤其是當我們發覺自己的黃金時代即將要過去的時候。很多作家都在邁入中年的時候受到巨大的情感和本能驅動而寫下自己的成長故事。狄更斯37歲時出版《大衛·科波菲爾》；夏洛蒂·勃朗特31歲時看到《簡·愛》問世；杰克·倫敦33歲時出版《馬丁·伊登》；戴維·洛奇35歲時將《走出防空洞》交付鉛印；毛姆中斷他正如火如荼的戲劇創作、潛心兩年寫作他醞釀已久的《人性的枷鎖》，終于在其41歲時完成出版；詹姆斯·喬伊斯對其早年寫就的《斯蒂芬英雄》進行修改并在35歲時交給世人一部杰作——《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而且，很多理論家也在學術研究的早期，即他們個人人生的中年寫下成長小說研究著作，接著就大踏步向前，轉向了新的領域。

我在剛涉獵成長小說研究時，曾給莫雷蒂（Franco Moretti）教授寫了一封信申請做他的聯培博士，他欣然應允，但我后來因斯坦福大學留學和生活費用太高而轉到柏林。此后，我在歐美各校輾轉學習，也親身見證著成長小說研究更新換代、開疆拓土。等我回國的時候，莫雷蒂教授更多是因為他所倡導的“遠讀”借著數字人文的興起而被學界熟知，但他早年成長小說批評的力作《世界之路：歐洲文化中的成長小說》（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1987）至今還沒有中譯本。實際上，西方成長小說理論的代表作，目前被翻譯成中文的也只有巴克利（Jerome Hamilton Buckley）教授的《青春的季節：成長小說：從狄更斯到戈爾丁》，出版于2013年，而其原作Season of Youth: The Bildungsroman from Dickens to Golding則在1974就已出版。這種滯后的焦慮，對我來說就像一種象征。青春總有消亡的一天。我們好像是在跟時間賽跑，然而總是跑不過時間。

這就是為什么刁克利教授提攜我為外研社的“外語學科核心話題前沿研究文庫·外國文學研究核心話題系列叢書”撰寫《成長小說》這本書的時候，我雖然也覺得自己應該有更充分的準備，但還是很快應允下來。對我來說，這是一本非寫不可的書。為什么？因為成長小說的文本和批評，作為一個全球性的現象，所覆蓋的語言實在是太多了，法語和俄語的不用說，就連西班牙語、荷蘭語、匈牙利語，幾乎每種語言里都有重要的文本。這也是作為成長小說的研究者和比較文學學者應具備的基本語言能力，同時這也是一項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苛求完美就寸步難行了，所以只能先開始做。語言的困境并不僅在于閱讀原文文本和文獻，還在于非英語和德語類的成長小說概念和文類劃分，實際上還比較混亂。這可以說是文學文類（包括成長小說）變成一個全球現象，其流動和衍變過程中一個必定會出現的問題。比如我在處理西班牙女性成長小說的時候，從一百多篇相關文獻中，反復審閱究竟哪些才是真正的成長小說，花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排除了絕大部分所謂的“西班牙女性成長小說”，也才能對20世紀40年代以降的少量文本進行確定，最終成文僅五百余字。實際上在處理當代文本時，這基本已經是通例。

從語言出發，會發現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成長小說研究者本身的跨語言、跨文化視野和身份體驗。在《成長小說》寫作過程中，我聯系較多的是西方成長小說資深理論家博斯（Tobias Boes）教授。他就是那種典型的成長小說研究者——出生于東西尚分裂的柏林，移民美國，在耶魯大學等校學習和工作，在德語、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和拉丁語之間自如切換，具有真正的國際視野，追問身份認同……

成長小說研究者的個人體察往往與研究對象和內容有著某種相似性，這種聯系隱藏在語言和文字之間或者之后，或隱或顯。

我在柏林自由大學做過一次成長小說的講座，內容包括第三世界的成長小說。講座提問環節，有博士生反饋說，這些文本都在我們的閱讀經驗之外。無論是閱讀者，還是批評者，或者作者，大家實際上都在身份的體驗中。文本只是一種沉默的媒介。在書寫、閱讀和闡述的背后，則是“故事權力”（narrative power）和“故事正義”（narrative justice）不斷的角逐。

20世紀成長小說的一個根本變革，是它將自己的美學政治從維護主導階層的利益和價值觀服務，轉到了為邊緣者或底層個體提供詩學正義這個維度。因此，邊緣者和底層個體的故事天然就帶有抵抗文本的性質。在成長小說領域，就表現為“反成長”取代“成長”，以“失敗”的故事取代樂觀的結局。這就需要這類文本，作為一種新的敘事形式，要對傳統的亦即以資產階級新人為主體的范式，進行改寫和顛覆。但我們也不能忘記，在改寫和顛覆的同時，還存在著繼承和模仿先前傳統的一面。這就導致了后起的這些成長書寫，對歐美一般的讀者來說，看起來既熟悉又陌生。

閱讀這些相對來說較為亞文化的文本，就像照見我們自身一樣。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成長小說研究成果斐然，理論更新速度較快，無論是文本還是理論越來越趨向全球化，但令人不安的是，這里面較少聽到中國文本和理論的聲音。實際上，國內的成長小說研究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但直到目前，國內研究仍是在外國文學和中國文學兩個領域獨立展開；前者聚焦于美國、德國、西班牙等國別研究，后者以中國現當代文本分析為主，不僅這兩者之間鮮有對話，而且也缺乏與西方理論界的互動。意味深長的是，這并不是我們不關心成長小說；相反，對青春的信仰從梁啟超以降就已經變成了神話，而新世紀隨著青少年文化的崛起，成長小說這個名目也變得流行，而被很多傳媒廣泛地借用，在普通讀者眼中也變得熟悉。其間的出入和有意無意的誤讀，作為一個文化現象，耐人尋味。要理解“自身”，從“他者”處反觀，恰恰是我們打開認知局限的有效途徑之一。

西方成長小說理論批評論爭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無論是其文本歷史還是理論史都已經非常繁復，這正好說明了成長小說這個文類是“有問題”的。因而我選擇了20世紀成長小說的“危機”作為總領問題，一面來回顧成長小說的經典化道路，討論它為什么會成為一個“有問題”的文類，一面則理順危機之后成長小說的重生和變革。

書稿寫完之后，我已經開始期待修訂版或下一本書。成長小說研究也好，個人成長也好，兩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互為參照，都是源于我們對進步的信仰和渴望。

如今我們再去談進步這一類觀點時，顯得有些可疑。但問題的關鍵也在這里——為什么我們還是無法將之舍棄呢？今天，當我們想象和書寫一個個體的成長時，我們腦海里出現的還會是一個外省人進入到大都市，或是一個相對落后的國家的人走向另一個更為發達的國家……那為什么我們不能待在“原鄉”，就像一些知識分子那樣，用隱逸和退守來完成個人的修行呢？為什么我們一定要離開舒適區而走向陌生的城市或國家呢？如果僅僅將之看成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可能會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歸類法。因為這種簡化規避了權力、社會結構、信息技術等對個人的限制。當今大數據算法的精準投遞，到底是讓我們越來越了解自身和世界，還是相反呢？因此，向外突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成長的必由之路。甚至可以說，如果有人剝奪了個體的這種自由，一定是不道德的。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巴赫金身處劇變時代依舊甚至是只能對18世紀啟蒙式的成長理想憂思難忘。

當然，我說的這種出走包含著兩層含義：第一種是從固守的“原鄉”走向一個更廣闊的“多元”世界，第二種則是對制度化的抵抗。而無疑，第二種也包含著對第一種的反思。以非洲成長故事為代表，分裂和悖論就非常典型。很多非洲成長小說的作者長期在歐美主流國家接受現代教育，或定居或長期旅居，他們的個人成長無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在他們自傳性的成長書寫中，其主人公則往往是一名失敗的可憐蟲。這種改寫在某種程度上或許也帶有一絲表演性質，但更重要的是它呈現出即便是看起來成功的個體，其內心深處依然隱藏著某種難以規避掉的創傷，也代表了一名女性、一個底層白人、一個有色裔移民，或者一個兼具上述多重身份的人在尋找開放和多元時所遇到的困境。

這不由得我們不去思考，以青春為象征的現代社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歡迎青春呢？20世紀三四十年代，茨威格在回憶起他的學生時代時，都不由得細數學校教育的保守和死氣沉沉對青少年的成長所造成的桎梏。從這個意義上看，將青春拔高，可能也是現代性的另一則神話。于是成長小說的歷史也變得曖昧不清。它對青春的大寫，是商人家庭出生的維廉·麥斯特投身戲劇實踐，卻最終成為一名憑借專業技能濟世的醫生。即使是18世紀，以成長小說為代表的小說美學救贖被提至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核心，啟蒙者們仍帶著懷疑的眼神看著這個多愁善感的主人公在廣闊的世界中橫沖直撞，懷抱著一個不合時宜的夢想。所以黑格爾不無嘲諷地直言，成長就是向世俗化投降。而對所謂的成長小說或者成長的“黃金時代”，雷德菲爾德則冠之以“幽靈”來的稱謂。

從這個角度看，真正的青春精神，應該帶有破壞性、革命性，意味著不妥協，而其間也容忍失敗。喬伊斯的斯蒂芬·迪達勒斯感動我們的地方，是他穿越了那些恐懼，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并打算堅持到底：

——你逼我告白我的那些恐懼。但我也要告訴你我不怕的東西。我不怕孤獨，不怕為了別人的事兒遭冷落，不怕放下我非放下不可的一切。我也不怕犯錯，甚至是大錯，眾生之錯，永生之錯。（喬伊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

我想，這就是我寫作《成長小說》一書想要回應的命題。

（作者系汕頭大學文學院青年教師，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