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城市》是卡爾維諾的代表作之一，這本小說用奇幻莫測的筆調展開了“關于現代城市的討論”，提供了各種各樣的關于不存在的城市的想象。對于卡爾維諾本人而言，“城市生活”的確是他生命中非常關鍵的一個意象，他不像他筆下生活在樹上的男爵，他生活在城市中，不同的城市代表著不同的空間感受，交織成他的整個生命。他的隨筆、采訪以及小說中，最常提及的地方，包括意大利的圣雷莫和都靈、法國的巴黎以及美國的紐約，各自代表了他不同的“家鄉”，是他“看得見的城市”，也是他生命的不同側面。

《看不見的城市》（卡爾維諾百年誕辰紀念版）

意大利的圣雷莫與都靈，是卡爾維諾成長和工作的地方，盡管他“生于美洲”，但毫無疑問，卡爾維諾的一生以“意大利人”的面貌出現，“意大利”是他行動的場所。他一生中對于政治的態度有所變化，與政治的距離也忽遠忽近，但始終未曾脫離政治，而“意大利”正是他一切現實關懷的首要對象和政治行動的場所。

卡爾維諾生于1923年，他童年成長于意大利北部的圣雷莫，在當時，圣雷莫是一個世界城市，“遍地都是老派英國人、俄國大公、其他國家各種稀奇古怪的人”。這一情況被墨索里尼和他的納粹政權中斷，卡爾維諾的青年時期剛好趕上了意大利、德國同盟發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在二戰期間形成了堅定的反法西斯信仰，并于1944年加入意大利共產黨，參與了同納粹法西斯分子的游擊戰爭。他同政治的緊密關系一直持續到1957年。此后，他對于“政治”在他生命中的位置進行了重新思考：

這些事件讓我與政治漸行漸遠，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政治在我內心占據的空間較之以前小了很多。從那時起，我不再認為它是一項包羅萬象的活動，我也不再相信它。如今，我認為政治在記載社會通過其他渠道表現出來的事物時總是蝸行牛步，同時，我認為政治時常會實施一些過度和欺瞞的行為。

盡管結束了他所謂的作為政治上的“職業軍人”的生活，但卡爾維諾的一生其實從未徹底地遠離政治。早年他參與政治的方式主要是作為意共黨員的行動以及在都靈的《團結報》作為記者發表言論，1960年代以后，他給世人的印象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的作家和文化知識分子，但同時——盡管可能內心并不愉悅——他仍會偶爾對政治發表看法。或許他將此視作一種義務。他關注越南問題、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以及意大利國內的民主發展，直到他的晚年，他仍在發表有關社會和政治的文章，諸如1980年的《腐敗之地的誠實寓言》。

這些政治話題，即便包羅萬象，意大利仍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題，作為意大利的知識分子，他在意大利接受的采訪中，被問及政治話題總要多過其他地方。即使頗感厭倦，卡爾維諾仍然持續地承擔著他的公民責任。

1957年是卡爾維諾同政治拉開距離的時刻。就在同年，他出版了代表作品《樹上的男爵》，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已經暗示了他同政治“拉開距離”的動機。《樹上的男爵》講述了一個生活在樹上的男人的故事，柯希莫男爵出生于一個貴族家庭，但他對于貴族那一套虛偽的價值標準越來越感到厭惡，于是決定離開家庭，到樹上生活。他在樹上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和棲居地，他打獵、垂釣、戀愛，但同時他也參與了那個時代的戰爭與社會變革。對他而言，離開家庭，生活在樹上，才能真正投入“人群”。

卡爾維諾在1960年的采訪中如此解釋：“距離，才是價值所在。既需要遠離但又不能因此而放棄斗爭。……我的男爵生活在樹上：這就是我想如何看待有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

打個也許并不完全契合的比方，巴黎就是卡爾維諾的“樹上”。1960年代末，卡爾維諾和他的家人定居巴黎，他本人往返于巴黎和都靈，一邊是平靜生活，一邊是工作和政治責任。在意大利時，他必須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承擔相應的責任，而當他置身于巴黎，他可以首先作為一個“隱士”。這就像是柯西莫世界里“樹上”和“樹下”的區分。“樹上”是他的棲居之地，但他一切行動發生作用的場所，仍然是在“樹下”的現實世界和人群之中。卡爾維諾定居巴黎，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避開一點‘居民’作家越來越難以擺脫的那些連續不斷的麻煩事兒”。

卡爾維諾在隨筆、采訪中常常談論“巴黎”對他的獨特意義。不同于巴黎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巴黎對他而言更多是一個平凡的棲居地，塞納河、巴黎鐵塔、盧浮宮，這些鼎鼎有名的地點，對一個過客而言，或許是巴黎的全部，但對卡爾維諾而言，幾乎微不足道。巴黎對他而言是生活的場所，意味著買報紙、法棍面包和奶酪的地方，陪女兒去的植物園，電影放映室和博物館。他甚至很少出門，巴黎是一個隱居獨處的場所，在這里他獲得寫作必需的內心平靜。同時他可以在他的“樹上”隔著一點距離觀望意大利。對卡爾維諾而言，巴黎與都靈之間一小時的航程，正是他同現實之間的合適距離。

意大利是卡爾維諾客觀上的“故鄉”，巴黎是他的“家”和“棲居地”，這都很好理解。同時，卡爾維諾還曾說過“紐約”是他的“家鄉之一”，盡管他在紐約居住的經歷遠遠少于巴黎和意大利。這些城市都是卡爾維諾的“家鄉”，但它們之間毫無疑問存在著巨大的差別。“紐約”對于卡爾維諾，意味著輕松、簡單和純粹生活，他在1960年的隨筆中寫道：“我愛紐約，愛是盲目的，也是無聲的。”同年的一篇采訪中他說道：美國“深深地吸引著我，同時也有很多理由讓我愛它，給我留下一種處于另一星球的模糊感覺”。

紐約是卡爾維諾處于“另一個星球”的最遙遠的“家鄉”，越遙遠，想象成分越多，也越少需要考慮現實的問題。即便卡爾維諾是一個“巴黎隱士”，但同處歐洲，巴黎仍然比紐約距離他的現實行動更切近。1960年的一次采訪中記錄了一件瑣事，生動地反映了這種區別。背景是卡爾維諾在采訪中遲到，他跑著前來赴約，見面后說：

請您原諒。我非常抱歉，但您會理解我的——午餐時我碰到了薩特。我剛從美國回來，在那兒的半年里我從未聽說‘意識形態的對話’。而就在剛剛，我剛到，薩特就給我解釋歐洲左翼的新形勢……

拉著人講“左翼形勢”，固然很符合我們對薩特的刻板印象，但在1960年，早已進入冷戰時代，又誕生過麥卡錫主義的美國，顯然并不是沒有“意識形態對話”。卡爾維諾之所以有這個感受，或許同他“異鄉人”的身份密切相關，他在紐約無需承擔故鄉土地上所背負的那些政治和道德責任，他“無須盡任何義務”，大概也的確無需關心那些在本地重要的意識形態話語。

將“紐約”視作“家鄉之一”的卡爾維諾，顯示出他身上最天真溫暖、最活躍、喜愛新鮮事物的一面，他的作品也帶給人這樣的體驗——他幾乎都在嘗試新鮮的技巧和結構。他對美國的態度，明顯不同于那個時代歐洲知識分子的流行態度，那時如果一個歐洲知識分子談起美國，大抵總免不了幾句尖酸的評論，美國通常給人沒文化、粗鄙的印象。卡爾維諾明知他的同行們的評價，但他仍不帶偏見地去了解這個陌生的國度，熱情洋溢地書寫它，不帶有一絲一毫的傲慢——盡管他免不了以一貫的風格在日記中記錄了諸多諷刺小品。他謹慎地看待美國社會的“速度”與“效率”，但不進行刻板的批判，而是沉浸其中，觀察這種“完美效率”與“享受生活”的背后各式各樣的幸福標準。他在美國最重要的活動是認識盡可能多的美國人，并同他們交流，他以令人贊嘆的開放胸懷去了解一個新興的世界。他對美國社會各方面持有的態度，總體上是樂觀和積極的，這是他性格中底色最明亮的一面：像孩童般對世界充滿好奇。

一個人的一生被時間與空間標記，人所處的一切空間，交織成了他的整個生命。在卡爾維諾的生命里，意大利的圣雷莫與都靈代表了他早年積極行動的身影，對世界的介入；巴黎代表了他對內心和諧的追求，在平靜和獨處中，他創造了永恒的作品；紐約則是他最無負擔的一面，有著孩童般的好奇與明亮。在這些“看得見的城市”之中，隱身于作品之后的作家的身影顯現，同樣輕盈、有趣，像宇宙一樣，神秘絢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