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米亞·科托，總繞不過去他的獨特身份與經歷。他是歐洲移民的后裔，莫桑比克卻是他的祖國。

米亞·科托1955年出生在莫桑比克的貝拉，葡萄牙人后裔，上大學時加入了領導反殖民戰爭的莫桑比克解放陣線。

1970年代，莫桑比克要脫離里斯本統治的時候，他離開校園加入保護祖國的行列，而后開啟了一段記者生涯。1990年代以來，他致力于生態保護和寫作，保存家鄉和記憶。

如今，科托無疑是非洲葡語作家的中堅力量，他的十余部小說已有超過30種語言的譯本，2013年獲葡語文學最高獎卡蒙斯文學獎，與薩拉馬戈享同等殊榮；2014年擊敗村上春樹，獲得有“美國諾貝爾獎”之稱的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2015年憑《耶穌撒冷》入圍布克國際文學獎短名單；2017年，《母獅的懺悔》入選都柏林文學獎短名單。

以上兩本和《夢游之地》的中譯本都已由中信出版社在2018年出版，它們均設定在1977年開始的莫桑比克內戰和其后的時間里。

在近日出版的“帝王之沙三部曲——《灰燼女人》《劍與矛》《飲下地平線的人》”中，科托將目光轉向歷史更深處的二十世紀前夜，彼時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殖民活動已有近四百年時間，在這片由殖民活動劃定的土地上住著不同部族的居民，有的村落接受葡萄牙的管轄，有的地方仍在本土部族的軍事力量控制下。葡萄牙人除了持續征服本土部族，也以此和同在非洲殖民的歐洲國家角力。而在葡萄牙本土，君主與共和的沖突涌動，影響著非洲的命運。現代莫桑比克正是在這樣的亂局中誕生，科托據此寫的小說可以說是一部莫桑比克的民族史詩，也是莫桑比克諸多現實問題的歷史根源。

米亞·科托?? Alfredo Cun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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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文化

故事從非洲女孩伊瑪尼的講述開始，《灰燼女人》是她流亡的起始。伊瑪尼在喬皮族父母和葡萄牙神父的撫養下長大，她的村莊受到加扎帝國的侵略，暫時投靠葡萄牙人的保護。加扎士兵入侵時，大家發現，駐守村莊的葡萄牙中士只是在葡萄牙的共和革命失敗后被流放至此，無力兌現承諾。伊瑪尼和中士一行人踏上流亡之旅。伊瑪尼把她經歷的戰爭稱為“侵略者之間的戰爭”，而她的兩個兄弟分別加入了這兩個侵略者。

在《劍與矛》中，兩位兄弟先后死在混戰中，為了伺機刺殺復仇，伊瑪尼被送去給加扎國王做妾，卻在不久后同王室成員一起被葡萄牙人俘虜，登上前往里斯本的船只。

《飲下地平線的人》是流亡的最后部分，大船沿著非洲海岸航行，一路展示葡萄牙在非洲的勝利，直到在里斯本向更多的歐洲帝國展示后，伊瑪尼隨王室被流放至大西洋上的亞速爾群島。晚年，伊瑪尼回到莫桑比克，她同葡萄牙中士剩下的后代就是今天莫桑比克的一員，她的故事，放佛是莫桑比克的民族史詩。在歷史和強權的夾縫中，或許只有時間能為普通人兌現承諾。

三本書中，伊瑪尼的講述和各方信件按章節穿插，由多重視角和虛實織起的史詩敘事有許多歷史依據。如加扎國和它的國王恩坤坤哈內，歷史上確有其人其事，他的軍事力量曾和葡萄牙人對抗，戰敗后被流放至大西洋的島上。二十世紀末，他的遺骸被送回莫桑比克，有人說骨灰盒里裝回來的不是帝王的遺骸，而是沙粒。“帝王之沙三部曲”的名字也由此得來。初次讀到關于非洲帝王的故事，機敏的讀者會對“帝王”和非洲的聯系生疑，但在這一封封信件和伊瑪尼連綿的講述中，讀者也會逐漸想到，若說非洲帝王不過是土著軍閥，那么歐洲的帝王引以為傲的根基也不過同這“帝王之沙”一般容易飄散。

在大約一百年前的照片里，可以看到書中的許多影子。除上面提到的恩坤坤哈內和他的妻妾，還有《飲下地平線的人》里從莫桑比克駛向里斯本的船。許多關于這一時期的小說都會提及航海這一元素，從這個角度看，科托寫的故事讓人想起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后者關于從倫敦駛向非洲腹地的航行，由一名歐洲青年在返回倫敦的河口講述，讓人覺得那黑暗之處不僅是未知的非洲大陸，更是倫敦這帝國的中心。伊瑪尼的故事仿佛與此對應，故事主要由這位非洲女孩講述，流亡的方向與《黑暗之心》相反，是從非洲村莊到里斯本這帝國首都的航行。這樣的視角正是米亞·科托的獨特之處，他自己身處兩種文化，用一種帶有本地色彩的葡語書寫關于非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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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身份

作家之外，科托還是位詩人和生物學家。2018年科托因其關注二十世紀下半葉歷史的“非洲三部曲”——《母獅的懺悔》《耶穌撒冷》《夢游之地》——簡體中文版首次出版之際，在上海國際文學周期間受邀來華，曾接受國內多家媒體的采訪并與中國讀者見面。在此期間，他講到作為生物學家身份的米亞·科托，在家中會給受傷的貓頭鷹手術，過程中感受人與動物之間的不同“語言”交流的奇妙。而當他造訪莫桑比克國內的草原，在草原地區他遇到了的不會閱讀的人，但是，他發現“他們會閱讀他們的世界。在這個其他智慧構成的宇宙中，我是不折不扣的文盲。我不會閱讀大地、樹木與動物的指示。我不會閱讀云彩，也不能讀出雨的預告。我不會與死者交談，我失去了與祖先的聯系，正是他們給了我們永恒之感。” 擁有多重身份的科托，在創作中融合了葡萄牙語和莫桑比克的地域性詞匯和結構，重新創造了語言，建立了一種新的非洲敘事方式。

民族記憶、時間和語言是米亞·科托一貫的寫作主題。科托說，“我是白人也是非洲人，我想彌合兩個對立的世界。”他在《夢游之地》出版時特別為中文版作序，提及“如果你去過莫桑比克，就會理解這一點：所有人都想忘記內戰，仿佛它根本沒有存在過……容易遺忘之事才是真正該記憶起的。為此，我們需要重返過去。”無論是圍繞內戰的創傷重返過去。”無論是圍繞內戰的創傷、人與環境的沖突還是百年前的國家歷史，科托一直關注普通人的處境和命運，致力于創造理解。《紐約時報》這樣評價他：科托的人生交織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中，他為莫桑比克默默無聞的人們立傳：女性、農民，甚至逝者”。

在寫作中，米亞·科托始終探尋新獨立的殖民大地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重建民族身份和記憶，同時，其主題又具有廣博的普遍性，涉及女性、移民、記憶、逃離、愛與死亡，與當下世界聯系緊密，語言充滿詩意。葡語文學學者閔雪飛認為“他不但與文學先師卡蒙斯、佩索阿等共同構成了經典葡語文學鏈條，更證明了非洲大陸文學景觀的獨特性；每一步作品他都試圖以獨立于西方文明的姿態，重新解釋莫桑比克的歷史，尋找非洲大陸的文化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