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在伽利瑪出版社的陽臺上

 1957年，加繆在去往斯德哥爾摩之前，租賃了參加諾貝爾文學獎授獎儀式和各種活動所需要的禮服，盛裝出席的他被認為酷似好萊塢巨星亨弗萊·鮑嘉。從斯德哥爾摩回來后，加繆為自己定制了一套禮服。

《加繆傳》中的這段敘述很符合這位法國作家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一絲不茍的穿著，好萊塢明星式的風度翩翩，無論微笑或是凝神都帶著迷人的氣質。如果說加繆在形象上對美的追求是顯而易見的，那么，他在精神上對美的追求則需要我們透過“荒誕”的遮蔽去發掘：自1942年《局外人》出版以來，當我們談論加繆時，我們從未停止談論荒誕，默爾索也從某種遙遠而孤立的符號變成了無數人的自我投射；然而，發現荒誕與感受荒誕并不是加繆寫作的全部真相，一直以來，我們共情于默爾索的特立獨行，卻無視他在行刑前與世界達成的和解，正如我們共情于西西弗斯英雄式的反抗，卻常常忽略“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事實上，當加繆在談論荒誕時，他也在談論美。

加繆所追求的美，存在于大自然的和諧之中，存在于有關阿爾及利亞的記憶中，也存在于他對于古希臘人文精神的向往中。

自然意象

《局外人》并非加繆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早在1937年和1939年，生活在阿爾及爾的加繆就先后出版了《反與正》和《婚禮集》。這兩部隨筆集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加繆的寫作基調：呈現人的生存困境，在絕望中尋找希望，探討人生的意義，以及對自然之美的書寫。自這兩部作品起，加繆作品中的自然意象就被賦予了美感，蘊含著生命的力量，并具有療愈的功能。

在加繆的筆下，提帕薩的春天是“神明居住的地方”，人們在熾熱的陽光下，帶著大地上濃郁的花香走向大海，海水輕撫著肌膚，像是與大地久久地擁吻；在奧蘭的海灘上，“夏天的每一個清晨都像是世界上的第一個清晨”，“所有的黃昏也都像是最后的黃昏”，在清晨與日落之間，生命恣意生長；在阿爾及爾，人們所鐘愛的，所賴以生存的，無關財富，而是“每個街道轉彎處均可瞥見的大海的一角”，是陽光濃烈，是花朵芬芳。

從非虛構走向虛構，自然意象在加繆的小說和戲劇中，同樣承擔著重要的隱喻功能。加繆式的人物，從各自的身份和境遇出發，體驗到世界的荒誕，試圖探尋超越荒誕的路徑。在孤獨的反抗中，他們封閉的內心卻每每向著大自然敞開：默爾索在登上囚車的一刻感受到“夏夜的氣息和色彩”，體驗到世界的善意與溫柔；《誤會》中的瑪爾塔生活在罪惡之中，大海是她最后的救贖，她渴望著遠方，渴望聽到“清涼的海浪涌動的聲音”，聽到“大海幸福而均勻的呼吸聲”；加繆在《鼠疫》中延續了簡潔的文風，卻花費了相當多的筆墨描寫里厄和塔魯在海水中并肩游泳的場景，這是《鼠疫》中最動人的情節之一；在短篇小說《不忠的女人》中，雅尼娜在廣袤的星空下，實現了與自然的交融，短暫地逃離了乏味的現實生活，以這樣的“不忠”獲得了精神上的慰藉。

阿爾及利亞記憶

加繆在《反與正》的再版序言中指出，每個藝術家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在內心深處保留著獨一無二的源泉，作為對藝術家本人及其作品的滋養。對加繆而言，這份滋養便來自于他對阿爾及利亞的懷念與眷戀。在他看來，阿爾及爾的平民窟并不意味著精神上的貧瘠，相反，“極度的貧困與人間的奢侈和財富是連通的”，自然的饋贈使他感受到自由與豐盛。對于阿爾及利亞，他懷著永恒的渴望，渴望“回到他始終不曾走出的童年”，“回到陽光和貧窮的秘密當中”，“正是那種溫暖的貧窮曾幫助他生活下去，并戰勝一切”。

從《反與正》到未完成的小說《第一個人》，對阿爾及利亞的書寫貫穿了加繆的虛構與非虛構寫作。故鄉或是作為一個符號、一種印記，被賦予了隱喻意義；或是作為敘事空間，為情節的發展提供背景；或是作為情感的載體，被嵌入敘事或描寫之中；或是作為表現的主體，在文本中加以直接呈現。他不斷提及已逝的時光，回憶兒時的游戲、母親的沉默、老師的關愛，反復書寫地中海的陽光和沙灘、濃郁的花香、無盡延伸的海濱公路，以及歷盡滄桑的古羅馬遺跡……在他的筆下，阿爾及爾、提帕薩、奧蘭、賈米拉……已幻化成永恒的文字，每一個字都是揮之不去的鄉愁。

希臘想象

加繆的研究者莫里斯·韋耶姆伯格指出：“很多加繆思想與文學創作的核心概念，諸如，神話、界限（限度）、美、自然、悲劇，只有從它們的希臘之根出發才能夠被充分理解”。從美學的視角出發，古希臘對于出生在阿爾及利亞，浸潤著地中海文化的加繆而言，代表著美的典范，其核心是神話意象、均衡與適度的理念，以及對人生幸福的肯定。

在《西西弗斯神話》和《反抗者》中，加繆將“荒誕”與“反抗”的哲學思想投射在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和普羅米修斯身上。他們都因觸怒宙斯受到了永無止境的懲罰。西西弗斯的境遇是對人類命運的隱喻，他所展開的無效、無望的勞動徹底消解了存在的意義。然而，加繆認為，當西西弗斯在荒誕中覺醒，主動承擔推石頭上山的責任時，人生的意義就實現了重構，幸福也并非遙不可及。比西西弗斯更進一步的是普羅米修斯，他違背宙斯的命令，將火種帶給人類，意味著從“荒誕”走向了“反抗”。在這兩位隱喻了人類命運的古希臘悲情英雄的身上，一種宏大的美學意蘊得以生成。在《流放海倫》中，加繆將海倫視為美的象征，他肯定了古希臘人對美的追求，認為這種美表現為“限度的觀念”，意味著“不會把任何事物推向極端”。在他看來，二十世紀連綿不斷的紛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歐洲人放棄“限度”，走向了失衡。為此，他呼喚海倫，期待均衡和限度的回歸。借助《地獄中的普羅米修斯》，加繆贊美了尤利西斯，認為尤利西斯“在仙女卡呂普索所承諾的永生與回歸故土之間”，“選擇了大地，并接受了大地上的死亡”，這是對人的價值與人生意義的肯定，這樣的抉擇體現了古希臘的人文精神和美學追求。

加繆在人與世界對峙的荒誕中發現了人生的真相，但虛無主義并非他的終點，相反，終其一生，他始終在探索身而為人的價值，以及獲得幸福的可能。最終，他在與自然的交融中，在對阿爾及利亞懷有的永恒記憶中，在遙想的古希臘精神中感受到某種溫情，某種召喚，某種力量，并由此升華為一種美學。

是的，終其一生，加繆在談論荒誕，也在談論美。正如1950年，他在手記中寫下的：“我向來毫無節制地賴以生存的是美：永恒的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