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82歲的安妮·埃爾諾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領取了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為她感到高興的讀者，會有一種如同自己獲獎的感覺：因為他們對埃爾諾的熱愛之中包含了一種私密的共同感；因為埃爾諾總是用小說的方式，講述自己記憶中的事情，講述一些多數人都免不了要經歷的痛苦煎熬。而這些經歷是相當私密的，一般人不愿說，也不敢說，說出去也很難得到真正的、有意義的傾聽。

持續地書寫自己的記憶

埃爾諾是法國諾曼底地區一個工人之家的女兒，后來當過中學老師，并長期在法國的遠程教育中心任職。她在二十多歲時開始正式寫作，到1974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長篇小說。之后四五十年，她持續地書寫自己記憶中經歷過的事情。從她的作品里，我們得知她二十歲前就有過性經驗，二十歲出頭時就步入婚姻，并生了兩個兒子，然后夫妻關系逐漸冷淡，最終在八十年代初離婚；我們得知她來自一個法國外省的中下層家庭，父母都沒什么文化，她自己通過高等教育一步步進入中產的行列，但是一直難以忘懷自己清寒、簡陋的童年和少女時代。

她的第一本小說就包含了一次非法墮胎的經過；在1983年，她出版了一本回憶父親的作品，描寫了一位性格堅韌、務實而冷漠的父親，他沒有受過教育，對家人毫無感情，卻在法國農村開雜貨店和咖啡館，為家人生計努力工作。之后，她的經歷如不幸福的婚姻，如失戀，如離婚，如無果的求愛，如激情過后的失落，如一段關系的結束，如對昔日伴侶另有新歡的嫉妒，都被她用于寫作的主題和素材。像墮胎之類的經歷是具有性別色彩的；而有的經歷則是普遍的經驗，比如陪護父母，平復痛失過后的創傷。

每個人都有個人記憶。隨著年歲的增長，每個人所度過的時間逐漸轉化為記憶，一部分存入他的頭腦，一部分被遺忘。被頭腦儲存的那些記憶也并不是像檔案那樣可以隨時取閱的，而是需要靠某些具體的事物觸發——比如一張照片、一頁日記，或一件用過的舊物。在埃爾諾于2008年出版的《悠悠歲月》中，對著一張張個人照片做持久的端詳，成為推動敘事的重要機制。一旦舊照片出現，書中的“她”（即埃爾諾自己）就把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同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做了平行處理：前者是抽象的，是當初感覺到后立刻被遺忘的信息；后一個則是確定的，是一場人生計劃的一部分。至于日記，埃爾諾不僅使用，而且會把自己如何翻開舊時的日記，從而動筆寫一本新書的過程告訴讀者：這個過程也成為這本新書的一部分。

一直在謀求讓奇跡發生

法國出產過許多位回憶錄寫作者，從蒙田到夏多布里昂，從普魯斯特到莫迪亞諾，蔚為大觀；埃爾諾是書寫記憶的行家，但她的作品又跟我們熟悉的追憶往事的回憶寫作很不一樣。她有一個堅定的認知，即經歷和書寫是兩回事。為此，必須發生奇跡，書寫才有可能將經歷復現出來。于是，她在長達四十年的生涯里，一直在謀求讓奇跡發生。

你如果細心讀她的書，你會相信，奇跡真的發生了。因為你會強烈地感到，她這些往往只有一兩萬、兩三萬字的小書，雖然講述的故事是埃爾諾自己的，但她在其中的感受，不僅和你有交集，甚至就是你自己的感受。像在《占據》中，她的情人離開了她，在她心里留下一個空洞，接下來，她不由自主地用嫉妒來填這個空洞，那段相處的時間將她從頭到腳“占據”了；而在1997年出版的《羞恥》中，她回憶起12歲那年，父親在一場暴怒中幾乎要對母親下殺手。當然，什么事都沒有發生，但是女兒對自身和外界的感知，對人生的體會和想象，就此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

她是無限追求精準的人

她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寫作是一把刀》這個創作談，從一定程度上講，就是為解答這一點而產生的。二十年前，一位訪談人——也是一位作家——找到了埃爾諾，通過了她的“考核”，進行郵件往返。埃爾諾不會輕易跟人對談，但這位名叫費雷德里克·伊夫-熱奈的作家讓她很有好感、很信任。就在她出版《羞恥》的那年，熱奈也出版過一本《颶風》。埃爾諾說：

“我在閱讀（熱奈的）這本書的過程中發現他是一個全情投入的作家。他一直在尋找，不斷受傷。他要找的東西時隱時現……”

這幾句評語其實就是埃爾諾的夫子自道，她評價熱奈的書時，就已在開始總結自己了。進入書中，我們會發現，熱奈盡量把問題提完整，盡量多引用埃爾諾自己作品里的具體的例子來提問；而埃爾諾給出的回答不僅似乎相當的分散，而且有種難以自控的獨語腔，往往讀著讀著，我們就忘了熱奈問了怎樣的問題。像是有一次，熱奈說到了每個埃爾諾的讀者都會關心的事：她怎么看回憶？怎么運用記憶？熱奈問道：

“您所做的工作是回憶，是逐步進行還原，還是突然出現的‘靈光一現’？……當您提到某個時代的歌曲時，或是提到當時發生的大事時，比如在《羞恥》和《位置》這兩本書中，您會做調查嗎？”

埃爾諾的長篇回答以“我的工作方法主要建立在回憶的基礎上”開始。她說，她不管是寫作還是不寫作，都會“沉浸在我正在寫的那本書中”。此時，“回憶不斷帶給我各種元素”。然后，她對“回憶”展開了自己的剖析，就仿佛那是一個比哲學命題還要奧妙的東西：

“我曾寫過‘回憶是物質的’，這句話或許不是在所有人身上都行得通，但對我而言，回憶極具物質性。回憶把那些看到的、聽到的東西（往往是忽然想起來的、沒有上下文的）、行為和場景十分精確地重新帶回我身邊……”

她解釋說，她“再次看到”、“再次聽到”那些過去的畫面和聲音，但“這絕不是說要照搬那些畫面和話語，不是描述，也不是引用”，她要的是讓那些畫面和話語“產生幻覺”。在這里，埃爾諾其實是在敘述一個神秘的過程，而她又不想故弄玄虛，才如此地反復描述，不斷排除可能的簡單化的理解和誤解。她是無限追求精準的人，而面對“回憶”的主題，追求精準就意味著要堆積敘述。

沉浸于過去，讓自己生成幻覺

《寫作是一把刀》中有大量關于閱讀的記憶，有對文化風潮的評述，有對文學—文化名人的評價。這些較少見于埃爾諾的小說，卻會時不時地令我們贊嘆她“打開話匣”的積極與敏銳。

比如有一處，熱奈問及六十年代到處興起的女性主義思潮，問題已有一頁篇幅，埃爾諾給出了回答則長達四頁——她仿佛在用篇幅向熱奈示意“你別想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似的。在回答中，她理所當然地要提到西蒙娜·德·波伏瓦。她說，自己在18歲時，“在《第二性》里遇到她。我記得我是在一個多雨的四月里讀的這本書，閱讀這本書的經驗如同一種啟示。我前些年在模糊中、在痛苦中和在難受中經歷的一切，一下子明朗起來了。……最近我衡量了一下波伏瓦這本書帶給我的影響。翻著這本我自從哲學班以后就沒有再讀過的書，我碰到了一段話。這段話里有一句是：‘女同性戀選擇了容易的道路。’然而我一字不差地在我1989年的日記里寫下了這句話……”

除了佩服她的博學、記憶力超群以及敘述的畫面感超絕，或是嫌她“自戀”之外，我們還能有什么感想？應該注意到，她的確一直在實踐之前所說的原則，即對過去的畫面和話語不做“照搬”、“描述”、“引用”，而是在沉浸其間時，讓自己生成幻覺。這番話的“心流”色彩是顯而易見的，她根本不會“圍繞”問題來作答，更不會考慮訪談人或是將來的讀者的“閱讀體驗”，她只是開啟一個話頭后，就隨著自己的心走。因此可以想見，若是在另一個場合，埃爾諾重提對波伏瓦《第二性》的記憶，她的表述將會完全不同，“一個多雨的四月”、“哲學班”等等信息會以另一種方式傳達出來，因為此時她已經處在另一個時刻和環境里了。

熱奈當然是埃爾諾的一位深度讀者，也是最合格的讀者，但在《寫作是一把刀》中，他扮演的角色是：在打開埃爾諾的話匣子后，就搬來小板凳，肘拄著膝蓋，目不轉睛地看著她、聽她講、被她的話語帶到任何的地方。我覺得，每個埃爾諾的讀者都應該是這樣一種狀態，否則就根本不會念完，甚至都不會遇到哪怕區區一小段她的文字。

我很厭惡用“滿滿干貨”之類的評語來評價《寫作是一把刀》，我也不想老生常談地說，埃爾諾很“誠懇”，很“誠實”。一本不誠懇的書是不值得念的，更何況是訪談。《寫作是一把刀》不僅包含了她遵循的寫作原則，有過的閱讀和寫作體驗——以及必不可少的生活體驗，還講述了她自己相信的許多事情：例如，她相信每一場往事回憶都必須有詩意，必須找到這詩意，才能書寫它；例如，她相信總有一個細節能讓一場回憶“皺緊”，會引發一種感覺，會讓一切隨之而來。埃爾諾說，寫作也是危險的技藝，必須是一場極端嚴格的實踐；如果寫作只是為了販賣自己的往事，則一文不值。在我看來，她的每一行回答，都在提醒讀她的文字的人：你被我牢牢俘獲，你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