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2月7日，202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挪威劇作家約恩·福瑟在瑞典學院發表獲獎演講，演講名為《無聲的語言》。福瑟的小說代表作《三部曲》中文版日前由世紀文景出版。

約恩·福瑟

我上初中的時候，這個現象毫無預兆地出現了。老師讓我朗讀課文。莫名其妙地，我被一股突然到來的恐懼壓倒了。我仿佛在恐懼中消失，恐懼是我的全部。我站起來跑出了教室。

我察覺到同學們和老師都瞪大眼睛看著我跑出教室。

后來，我試圖以我要上廁所來解釋自己的反常行為。我能從那些聽者的臉上看出他們不信。也許他們覺得我已經瘋了，是的，他們覺得我正走向瘋狂。

這種對朗讀的恐懼一直跟隨著我。隨著時間慢慢過去，我開始鼓起勇氣跟老師說，請不要點我大聲朗讀，因為我非常害怕，有些人相信了我，不再要求我這么做，而有些人認為我在以某種方式惡作劇。

這種經歷讓我明白了一些有關人的重要的東西。

我還明白了許多其他東西。

是的，非常接近于讓我今天站在這里向在座觀眾大聲宣讀講稿，而且幾乎不再感到恐懼的某種東西。

那時我明白的是什么呢？

某種意義上，仿佛恐懼奪走了我的語言，而我必須把它奪回來，大概是這樣。而如果我想完成這一點，就不能依靠他人，只能依靠自己。

我開始寫我自己的文字，短詩、短篇小說。

我發現做這些事給了我一種安全感，給了我與恐懼相反的體驗。

我在自己內部找到了一個只屬于我自己的地方，我可以在這個地方，寫出只屬于我自己的東西。

現在，大約五十年后，我仍然長時間坐下來寫作——我仍然在這個我內心的隱秘地方寫作。老實說，我對這個地方也不大了解——除了我知道這個地方的確存在。

挪威詩人奧拉夫·H. 豪格（Olav H. Hauge）寫過一首詩，他把寫作行為比喻成小孩子在森林里用樹葉搭建小屋，然后爬進小屋、點燃蠟燭，坐在黑暗秋夜里并感到安全。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意象，同樣描繪了我對寫作的體驗。現在我依然如此體驗——正如五十年前。

我還明白了別的東西，我了解到，至少對我來說，口語和書面語或者說口語和文學語言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

口語常常是一種獨白式的交流，它傳遞的信息是某個事物應該這樣或應該那樣，有時它是一種修辭意義上的交流，表示勸說或表達某種信念。

文學語言從來不是這樣——它并不傳遞什么信息，它是意義本身，而不是交流。它有它自己的存在。

在這個意義上，好的寫作顯然是與所有說教相對立的，無論那是宗教性的、政治性的還是其他什么性質的說教。

對朗讀的恐懼令我進入了那種孤獨，多多少少會伴隨一個寫作者生命的那種孤獨——從那以后我就一直待在那里。

我寫過許多散文體作品和戲劇。

當然，戲劇的特點在于它是首先呈現在書面上的言說，其中的對白、交談或者常常出現的發言的意圖以及有可能存在的獨白，都總是一個想象中的宇宙，屬于某種并不傳遞信息的東西，但它有它自己的生命，它存在著。

說到散文體的部分，米哈伊爾·巴赫金是對的，他認為表達模式或者說講述的行為包含著兩種聲音。

簡單來說：一個聲音是那個說話的、寫作的人的聲音，還有一個聲音是這個寫作者所描寫的人物的聲音。這兩種聲音往往互相融合，以至于難以分辨到底是誰的聲音。

它直接變成了書寫中的雙重聲音——當然，這同樣是那個被書寫的世界的一部分，也是其內部邏輯。

我寫下的每一部作品，大體上說，都包含它自己的想象性宇宙，想象性的世界。每一個劇本、每一部小說都有各自的嶄新世界。

但一首好詩——因為我也寫過許多詩——同時也是它自己的宇宙——它主要與自身而非其他世界有關。讀詩的人可以進入這首詩，也就是說這個宇宙——是的，與其說它是一種交流，不如說是一種領會。

事實上，或許我寫的所有作品都是這樣。

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我從來不會像有人說的那樣為了表達自己而寫作，恰恰相反，我是為了離開自己而寫作。

我最后成了劇作家——是的，我對此會說什么呢？

以前我寫小說和詩，沒有創作劇本的想法，但后來我還是寫了，因為，在一個鼓勵創作更多新的挪威戲劇的政府資助項目中，我得到了一筆錢，對當時身為窮作家的我來說是一筆豐厚報酬。這個項目是要我為一部劇寫一個開場，結果我寫了整部劇，這就是我的第一部也是至今演出最多的一部劇，《有人將至》。

我第一次寫劇本，結果卻變成我作家生涯里最大的驚喜。因為在小說和詩歌里，我都試圖寫出用通常的口語無法表達的東西。是的，沒錯。我試圖表達無法言說之物，這也是之前諾貝爾獎給我的授獎詞。

生活里最重要的東西是無法言說的，只能被寫出——這是對雅克·德里達那句名言的改寫。

于是我試圖用文字表達這種無聲的語言。

當我創作劇本時，我可以使用這種無聲的語言、使用那些沉默的人物，和我在小說、詩歌里的方式完全不同。我只需寫下“停頓”這個詞，無聲的語言就出現了。在我的劇本里，停頓無疑是最重要、最常出現的詞——長停頓、短停頓或者只是停頓。

這些停頓可能包含非常繁多或非常簡單的意義。有些東西無法被言說，或不愿被言說，或在一言不發中才得到最好的表達。

在我的散文體作品中，也許所有的“重復”都和我劇本中的停頓有相似的功能?；蛘呶沂沁@么想的：戲劇里有一種舞臺上的無聲的語言，那么小說的書面語言背后也有一種無聲的語言，如果我想創造好的文學，這種無聲的語言也必須被表達出來，比如在《七部曲》里，正是這種無聲的語言說出：第一個阿斯勒和另一個阿斯勒很可能是同一個人，而整部長達1200頁的小說也許只是對一個被提取出來的當下時刻的書寫。

但無聲的發言，或無聲的語言，主要是由作品整體發出的。無論是小說還是劇本，還是一次劇場演出，重要的不是各個部分，而是整體，而這個整體也必須體現在每一個細節里——或許我可以大膽談論整體的精神，一種同時在近處和遠處言說的精神。

那么，如果你足夠仔細地傾聽，會聽到什么呢？

你聽到的是沉默。

正如人們所說的，你只能在沉默中聽到上帝的聲音。

也許是。

現在回到實際中來，我想談談為劇場寫作的經歷給我帶來的其他層面。如我所說，寫作是孤獨的職業，而這種孤獨是好的——只要回到他人那里的道路仍然暢通，奧拉夫·豪格的另一首詩如此寫道。

當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寫的劇本在舞臺上演出，讓我激動的東西正是孤獨的反面，它是一種陪伴，是的，通過分享藝術來創造藝術——這帶給我極大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從那以后，這種感知一直跟隨著我，而且我相信，有著平和心性的我能夠在我自己的劇本排演得不好的時候也感受到某種快樂，與這種感知有關。

戲劇是一場大型的傾聽活動——一個導演必須，或至少應該傾聽這個文本，正如演員也要傾聽它、傾聽彼此和導演，正如觀眾傾聽整場演出。

對我來說，寫作就是傾聽：我寫作時從不做什么準備，不計劃任何事，只是通過傾聽來推進。

因此，假如我要為寫作選擇一個比喻，那就是傾聽。

于是不言而喻的是，寫作是對音樂的回憶。在我十幾歲的某個時期，可以說我是從只做音樂的狀態里直接轉向了寫作。實際上我完全停止了玩音樂、聽音樂的習慣而開始了寫作，而在寫作中，我試圖創作出我演奏音樂時的體驗。我當時就是那么做的——現在依然如此。

還有一點，也許有點奇怪的是，當我寫作時，我總會在某一剎那感到這些文字已經寫好了，就在我之外的某個地方，不在我腦中，而我只需要在文字消失前把它寫下來。

有時我能不加任何改動地把這些文字寫下來，而另一些時候我必須通過改寫來尋找那個文本，不斷裁剪、修改，小心翼翼地嘗試把那篇已經寫好的文字還原出來。

而我這個原本不想寫劇本的人結果有大約十五年都在只寫劇本。而且這些劇本甚至都被搬上了舞臺，是的，隨著時間推移，它們在很多國家都上演了。

我仍然難以置信。

生活真的不可思議。

就像我無法相信我現在站在這里，因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試圖說出一些關于寫作是什么的、多少有些道理的話。

在我看來，自己能獲獎既是因為劇作，也是因為小說。

在只寫劇本的很多年后，我突然覺得好像夠了，是的，有些過多了。我決定不再寫劇本。

但是寫作已成為習慣，一種只要我活著就無法離開的習慣——也許就像瑪格麗特·杜拉斯一樣，你可以稱它是一種病——我決定回到寫作開始的地方，寫散文體、寫戲劇之外的體裁，像我寫出第一部劇之前的十來年那樣。

這就是我過去十年到十五年間的歷程。當我再一次開始嚴肅地創作小說，我不確定我到底能不能寫下去。我一開始寫了《三部曲》——當我獲得北歐理事會文學獎，我感到這是一種極大的肯定，說明我作為小說作者也能有所產出。

后來我寫了《七部曲》。

在寫作這部小說的過程中，我經歷了身為作家的一些最快樂的時刻，比如，當一個阿斯勒發現另一個阿斯勒躺在雪地里并救了他的命的時候?；蛘呓Y尾：第一個阿斯勒，也就是小說的主人公和他最好的、唯一的朋友奧斯萊克開始他最后的一段旅程，他們坐著一艘舊漁船，要去和奧斯萊克的妹妹一起慶祝圣誕節。

我本來沒計劃寫一部很長的小說，但這部小說或多或少是它自己寫出的，它變成了一部很長的小說，其中很多部分我寫得十分流暢，一切都顯得順理成章。

我想，那就是我最接近所謂幸福的時刻。

整部《七部曲》包含了我的其他很多作品的記憶，但是以另一種角度寫出的。整部小說沒有一個句號，這也不是我的發明。我就是這樣寫小說的，在一個持續的流動過程中，一個不需要句號的樂章里。

我曾在一次采訪時說，寫作是一種禱告。當我看到這句話被刊載出來，是有些尷尬的。但后來令我略感安慰的是，我讀到卡夫卡也說過一樣的話。所以畢竟，也許是這樣？

我最早出版的書獲得的評價很糟，但我決定不聽評論家說什么，我應該相信自己，沒錯，堅持我的寫作。假如不是這樣，那么在四十年前我的處女作《紅，黑》出版后，我就會停止寫作了。

后來我收獲的大多是好評，甚至開始獲獎——然后我想，重要的是繼續保持同樣的原則，如果我不在意那些差評，我也不會讓成功影響我。我會堅定地繼續我的寫作，堅持下去，堅持我的創作。

我想這就是我一直所做的，而且我真的相信，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我會繼續如此堅持。

當獲獎的消息公布時，我收到了很多電子郵件和祝賀，我當然非常高興，大多數問候都是簡單的、表達欣喜的，但也有人在郵件中表示他們高興得大叫，還有人說他們哭了。這真的讓我深受感動。

我的作品里有很多自殺者。多到我不愿去想。之前我一直擔心，我這樣寫作可能會讓自殺合理化。所以讓我最為感動的是，有些人坦率地寫道，我的寫作簡直救了他們的命。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向來明白寫作能救命，也許它甚至也救過我自己的命。如果我的寫作也能拯救別人的生命，這就是最讓我快樂的事了。

感謝瑞典學院授予我諾貝爾文學獎。

感謝你，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