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澤七郎（1914-1987）的出現震驚了當時整個日本文壇。其天賦無疑令所有人贊嘆，但其特立獨行的、富于勇氣的筆力最終令其遭到了驅逐。在歷經漂泊之后，他終于回歸田園，過上了相對安寧的晴耕雨讀的生活，但無法掩飾其中有著深深的無奈，其人生經歷令人唏噓。深澤七郎出生于山梨縣八代郡石和町的一個經營印刷業的家庭。因患角膜炎，右眼幾乎沒有視力，這反倒激發了其聽覺和音樂方面的才華，這一點從其文壇處女作《楢山節考》（1956）中的音樂性可知。他從中學時代開始喜歡彈吉他，中學畢業后在東京的藥店、面包店當學徒工。他浪跡天涯，1938年在明治生命講堂舉辦了第一場吉他獨奏會，至1952年共舉辦過18場吉他獨奏會，1954年開始在日本音樂廳長期演出，并開始嘗試小說創作。1956年11月，以短篇小說《楢山節考》獲得中央公論新人獎，由此登上文壇。“節”在日語中有“曲調”之意，“考”是考據之意，作品題名即“楢山曲調考”之意。深澤七郎另有代表作《笛吹川》(1958)、《風流夢譚》(1960)、《庶民列傳》(1970)、《陸奧偶人》(1979)等。其中，《風流夢譚》被認為有對天皇不敬的內容，遂引發了日本右翼的追伐，他因此度過了長達四年的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涯，可見日本社會存在著的諸多“禁忌”。相馬庸郎指出：

戰后日本文學史上再也沒有像深澤七郎的《風流夢譚》(《中央公論》1960年12月)那樣轟動社會的文學作品了。雖說是夢境，該短篇小說涉及對昭和天皇一家處刑這種驚人的題材，使諸多評論家圍繞著作品是否否定天皇制、是否革命小說這一政治課題參與了討論。且作品發表兩個月后，一個右翼少年襲去了小說所刊雜志出版社社長的住宅，引發了殺傷事件，這直接在國會和論壇掀起了關于戰后的右翼對策、恐怖主義和言論自由問題、天皇制禁忌問題等政治話題的廣泛議論，其影響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風流夢譚》事件象征著戰后日本右翼恐怖主義的復活，此后有關天皇的諸多話題成為禁忌。《楢山節考》是深澤七郎的成名作，作品以日本信州大山里的一個貧窮村莊為舞臺，描寫了那里的“棄老”習俗。因為山村口糧不足，村里的老人們到了70歲就必須上楢山，即在冬天里被丟棄在楢山上活活餓死或凍死，以便把節約下來的口糧讓給兒孫輩。

作品的主人公阿倫即將70歲了，不幸兒媳婦在山上撿栗子時摔死了，留下了兒子和三個孫子、一個孫女。阿倫身板硬朗，還是個操持家務的能手，她一邊拉扯著孫輩們，一邊急著要為兒子再找個媳婦，以便自己上楢山前把兒子一家安頓好。所幸新來的兒媳婦阿玉很賢惠，才16歲的長孫袈裟吉的媳婦阿松也進門了。兒子和兒媳婦舍不得阿倫上山，但阿倫決心已定。那天，山上下了雪，村里的風俗認為那是一個好兆頭，阿倫在雪中口誦阿彌陀佛，獨自靜靜地坐在山里，等待著生命最后時刻的到來。

作品取材于古老的民間傳說，同時導入民間說唱式的文體，以民謠推動作品鋪敘展開，作品結尾處還附有作者本人作詞作曲的“楢山曲”等歌謠，在內容、形式方面均有鮮明的創新性，且不乏深刻的思想內涵。《楢山節考》的出現令日本文壇震驚，中村光夫指出作品揭示了拾人牙慧的日本現代人道主義的虛偽性（中村光夫《日本的現代小說》，巖波書店，1991年，P191）。也有較多評論者認為作品展現了前現代的“日本”，但這些論點并未得到充分展開。實際上，“棄老”首先是一種“歷史”的斷裂，雖然阿倫婆婆一心赴死，但鄰居家的阿又爺爺貪生怕死，由此襯托出人類共通的“求生”本能。

一般而言，民謠質樸純真，但《楢山節考》中的民謠滿含了話語暴力，時時提醒著老人們赴死的時刻，尤其十六歲的長孫為了迎娶自己的小媳婦，在村里帶頭傳唱羞辱祖母的歌謠，令爭強好勝的祖母為自己的“健康”感到羞恥，終于自行擊落了兩顆大門牙，以便讓自己看上去顯得更衰老一點。村落共同體的“話語暴力”無處不在，雨屋一家人被逼得乘夜逃離村子亦是極好的證明。日本自古以來有“村八分”之說，指某一戶人家受到全村人的“絕交”制裁。雨屋一家為了逃避“被絕交”的命運，只得乘夜逃離故鄉，可見日本社會無處不在的“欺凌”現象。

從上下文語境看，“棄老”是舊俗，但老人可以選擇不上山，只要能夠抵擋住整個村落共同體營造出的話語暴力氛圍。其證據是阿婆的兒子、兒媳婦不忍阿婆上山。與善良的兒子、兒媳婦相比，長孫所代表的孫輩冷酷至極，不但到處傳唱充滿了話語暴力的歌謠，當老人終于被丟棄在楢山的那天，小夫婦倆迫不及待地把阿婆的衣服穿在了他們自己的身上，對阿婆即將死去的命運沒有流露出絲毫同情。這種功利主義、利己主義行徑，完全顛覆了阿婆為了子孫后代的福祉而赴死的傳統價值觀，其中橫亙著歷史的“裂痕”。孫媳婦阿松對家務一竅不通亦說明了“代際”的裂痕。也就是說，作品亦包含了對“倫理”的拷問意味。阿婆的名字用日語寫作“おりん”，其中的“りん”與“倫理”的“倫”字日語發音一致。作者亦確實將代表儒家倫理的“仁義”二字嵌入在文本中。

阿婆即將上山前，請有過上山經驗者介紹注意事項，當時的場面充滿了莊嚴肅穆的儀式感，介紹者以“仁義”之法傳授了相關經驗。無論如何，生死事大！可以說，深澤七郎的成名作《楢山節考》向當時的日本社會提出了歷史、記憶、生命倫理等諸多問題。當時的日本作為美國的橋頭堡，在經濟方面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戰爭責任等重大問題被遮蔽，正如在逼走了雨屋一家后，全村人都像商量好了似的，“所有人都不再提這件事”，這種“沉默”難道不是另類的“語言暴力”嗎？通過“沉默”來抹去歷史記憶，這是更深層次的“語言暴力”。不僅如此，這個小山村亦是“日本”共同體的象征，所以《楢山節考》還是一篇充滿象征意義的“日本人論”，它揭示了日本民族的諸多國民性格，例如對弱勢群體的欺凌、無視“生命倫理”的冷酷等等。其中，對“歷史斷層”的形象化敘事手法令人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