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時代》，作者: 金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華東師范大學知名的比較文學和18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專家金雯教授的力作《情感時代：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與現代小說的興起》即將出版，得知此消息后，我非常高興，因為這是一個在我國長期被忽略卻難以躲開的研究課題。大家都知道，18世紀上半葉是英國和歐洲的古典主義時代，強調理性的重要，盛行蒲柏拿手的格式機械的英雄雙韻體詩歌。但隨著資本主義在英國的發展，在圖書市場取代了庇護人/提攜人之后，現代小說嶄露頭角，出現了一大批小說家，女性也加入了作家隊伍。從現代小說先驅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理查遜的書信體小說和菲爾丁的全景社會小說開始，到斯特恩、斯摩萊特、伯尼和19世紀初的奧斯丁，現代小說成為一個羽翼豐滿、勢頭強勁的新文類。然而，在這個過程中，除了笛福，小說家們幾乎沒有人能避免對情感的表述，而且按照他們自己的世界觀展示了對情感的不同理解。特別是斯特恩的《感傷之旅》把“情感”問題赤裸裸地擺在了讀者面前，并引向了以世紀末格雷的《墓園挽歌》為代表的直抒感傷情感的詩歌和哥特式小說，為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打開了大門。盡管西方文學中“情感”幾乎無處不在，但在我國少有人問津這個厚重又復雜的議題，因此金雯教授這部著作開了一個先河，可喜可慶！

金雯從復旦大學畢業后，就讀于美國西北大學，獲博士學位，并在哥倫比亞大學英文與比較文學系任教數年，回國后先在復旦大學任教，后轉入華東師范大學，成為國家社科重大基金項目“18世紀歐亞交流互鑒研究”的首席專家，不僅入選教育 部的青年長江學者，也獲得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基金資助。2015年，通過韓加明教授，我才認識了金雯。當時閉塞的我們居然只知道北京的三個18世紀外國文學研究學者，即黃梅、韓加明和我，并為國內18世紀外國文學研究后繼無人而焦急。認識金雯后，我們松了一口氣，安排會見了她，并且希望她為國內18世紀外國文學研究擔負起責任。我們沒有失望。這之后，金雯組織了不少活動，并且在國內外發表了許多18世紀外國文學和文化研究成果以及比較文學研究的著述。即將出版的這部關于情感和現代小說興起的大作就是她多年來這方面研究的一個高峰。

《情感時代：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與現代小說的興起》定義18世紀為“情感時代”，并從人類科學的角度解釋了啟蒙與情感的關系。其中對情感術語的辨析、情感的分類以及文學情感的概念解析都十分精到。由于我在自己的《英國18世紀文學史》（增補版）一書里特別加了一章，強調18世紀蘇格蘭的文藝復興，其中特別提到了弗朗西斯?哈赤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對道德美學的探究，因此在金雯著作的第一編第二章中看到對道德哲學和美學的研討就特別認同。但是金雯著作中極好看，也最接地氣的是第二編對18世紀中后期的幾位小說大師和作品的“情感”分析。在對理查遜書信體小說的分析中，金雯非常敏銳地指出書信的私密性與書信實際上在把自己的內心暴露在公眾的窺視之下形成了一個悖論，并且討論了女性書寫的遮蔽性修辭，始終圍繞“內心”做了詳細的解析，對18世紀的“浪蕩子”現象及其社會性等具體問題也有所交代。在第六章對菲爾丁小說的評介中，作者提出了“聚合式同情”和“間離式同情”的概念。而第七章對斯特恩的奇書《項狄傳》和他的離題敘述既是憂郁癥的癥候又是憂郁癥的解藥這一看法也十分精彩。

總而言之，《情感時代：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與現代小說的興起》是首次全面研究啟蒙“情感”這一重要議題的專著，是一部熔定義、史料、多種理論、文本細讀、寬泛比較、個人見解于一爐的經典之作。實際上，很久以前我就指出過，長期以來我國英國文學界只感興趣于喬叟、莎士比亞、彌爾頓、19世紀浪漫主義詩歌和維多利亞小說，然后就跳到了現代和后現代。夾在中間的18世紀，只有蒲柏的詩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古怪的約翰遜和他的詞典被零散地一帶而過。然而，18世紀是英國走向市場經濟形成，資本主義大步發展，各種哲學和社會理論涌現的時代（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洛克的認識論、沙夫茨伯里的性善論、曼德維爾引發眾怒的對美德的否定、休謨的政治經濟理論等）。因此我一直呼吁國內的外國文學、文化、歷史、思想等領域的學者們重視18世紀研究。這也是我為這部著作問世高興的重要原因。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部力作能開啟一個研究18世紀外國文學的新天地，讓我們看到更多的學者跟進18世紀文學研究。

作品選讀

18世紀文化史和情感問題的親密關系是一部被壓抑多年的秘史，由于大眾讀者對“啟蒙理性”的推崇而退守書齋，成為部分學者接力傳遞的小眾知識。現代主體和現代社會的誕生是身體機能和身體實踐的覺醒，是心靈內在秩序和無序逐漸展現自身的過程。人的理性在此刻經歷了一個變化，不再是與身體相分離的精神稟賦，而是源自身體的自然機制，也因此與情感產生了復雜的糾葛。

從17世紀晚期到19世紀初葉，不論物質性身體還是觀念理性，都沒有戰勝對方的動力和可能，雙方達成了一種動態平衡，學者與文人對兩者同樣重視，構想了雙方實現自發和諧的愿景。道德哲學和美學、社會學、政治學，無不圍繞著身體與理性的關系這個問題展開，文學作品也核心地參與這場討論。“情感”在有關身體與理性關聯問題的探討中扮演了一個核心角色，“情感”正是兩者可以協調一致的征兆，也凸顯了兩者難以完全兼容的難題。隨著19世紀實證主義和之后的精神分析理論的進程，身體與理性的沖突對抗愈發激烈，至今沒有和解的跡象。但與“啟蒙”相連的18世紀恰恰是兩者勢均力敵且試圖對話與和解的時期。西方步入現代性的時刻，正是萬物懸置的時刻。

這篇相對簡短的弁言致力于對情感、文學情感研究和18世紀的意義做出初步陳述，旨在對本書涉及的關鍵詞匯做出提綱挈領的梳理。如果緒論和正文中的鋪陳和細究是一座密林，那么這篇弁言就是敞亮的林前空地。

何謂“情感”

何謂“情感”？這種不可言說之對象正是情感研究的難點所在，我們只能說“情感”是人們對事物的直接而主觀的評價，是人們所謂主觀性的最重要征兆。感官知覺捕捉到的信息對人體產生某種影響，呈現為一種主觀感受，這種感受與判斷和評估過程相結合，也經常呈現為某種行動力或行動傾向，這種與判斷和行動相連的主觀感受就是情感。我們可以說“疼痛”是一種感覺，與此相伴生的恐懼或憎惡就是情感，因為恐懼和憎惡代表人對外界事物的主觀反應和態度。這種主觀反應可以直觀顯現為觀念，也可以經由更曲折的過程轉化為有關情感的觀念。比如許多人即使不反思自己所處的心理狀態，也知道自己正在經歷憤怒或恐懼等情感，但也有些人一時難以定義自己的主觀感受，只能陷入沉默或借用通行的語言模式和文化腳本來嘗試表達。焦慮和抑郁等詞可以被認為是難以名狀情感的替代性表達，難以窮盡主觀層面的感受，也經常導致后者的屏蔽和異化。未與觀念和語言相連的感受很難稱之為“情感”，也就是說，即便沒有“憤怒”這個表述，與“憤怒”相似的生理變化和應激行為還是可能發生，但沒有轉化為觀念的“憤怒”很難稱得上是主觀性感受，與日常語言中對“情感”的理解相悖。

無意識的情感與主觀性情感類似，也體現了身體對內部或外界環境的評估和反應，但也有重大差別，因此不同的學者以不同方式對其進行命名，將其區別于主觀性、觀念性情感。情感神經學開創人之一勒杜（Joseph LeDoux）在1996年提出情感發生的兩條回路：一條從丘腦通向杏仁核，快速簡易，直接產生身體反應；另一條從感覺皮質通向杏仁核，進程較慢，與意識相通，形成情感觀念。二十年之后，勒杜建議將由下皮質回路引發的人體抵制外界威脅的自動反應稱為“防御回路”（defensive circuits），與依賴前額葉回路和頂葉回路生成的主觀性“情感”進行區別。在哲學領域，德勒茲使用“情動”（affect）這個詞匯來表示身體強度的變化，這種變化凸顯了身體與外界不間斷的物質交換過程，不會凝結為觀念或成為穩定意識的一部分，也不會被語言和社會規范捕獲。Affect一詞源于17世紀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他用affectus表示情感，即與身體“努力”（conatus）的強度變化相對應的觀念。德勒茲借鑒斯賓諾莎，強調情感與身體強度變化的關聯，并對斯賓諾莎將身體與觀念相連的早期現代觀念做出了后現代的改造。

何謂文學情感研究

德勒茲在主體性和非主體性之間的滑動暗示了一種融通的情感論，催生了許多標志性著作，這些著作都將情感視為身體實踐和語言系統以不同方式發生交接的產物，是這種交接產生的特殊動能。這種立場可以被認為是對后結構轉向的一種撥正，后結構主義將“語言”，可以認為是將語言——或拉康所說的“象征體系”——抬高至意識形態決定性力量的地位，將意識變成了話語的產物，而人文社科研究中的“情感轉向”就是從話語分析轉向對“身體”的物質性境遇和運動的關注，轉向身體實踐和話語實踐的交接方式的關注。從整體上說，德勒茲情動理論是在承認主體外在規定性的基礎上重新構建“主體性”，通過重新建構存在的本體而賦予其內在性和能動性，讓個體失去的主體性以一種新的方式重現。人文社科“情感轉向”從分析不同歷史階段日常生活經驗及其文學表達入手，其政治旨趣在于改造當代人意識的底層邏輯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