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下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古爾納來到大零號灣文化藝術中心，與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格非展開對談。

在兩位作家的作品中，“痛苦”是一個共同的主題，格非曾說：“生命有很多痛苦，這個痛苦是固定的。”古爾納則坦言：“你必須談論那引起你痛苦的事物。”

以“我們必須談論痛苦”為主題，古爾納與格非分享了他們的文學世界。

文學里的世界地圖

“在閱讀的時候，我的腦子里馬上會浮現出世界地圖。”格非在現場分享了他對于古爾納小說的印象。

從非洲大陸、亞洲，到西歐，格非認為，古爾納的小說展現出了社會生活寬闊的視野。在他的作品里，不同文化、種族、民族、宗教與文學有著復雜的聯系性。“這也給我們中國當代作家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在今天寫作沒有一個世界性的視野，是根本不可能的，”格非說道。

在對談開始前的演講中，古爾納分享了“印度洋彼岸的中國故事”。“我從小到大都聽說，我們曾與大洋彼岸的地方聯系頻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灘行走，你會拾到青瓷碎片，它們產自中國，是鄭和船隊遺留下來的歷史遺跡。在一些故事里，中國人沒有隨艦隊離開，永遠留在了這片土地上。”在古爾納的文字里，世界地圖上有著豐富和迷人的往來足跡。

格非將古爾納的作品與荷馬史詩《奧德賽》聯系起來。“德國學者奧爾巴赫的《模仿論》里有個很重要的觀點，他說荷馬不屑于去安排什么懸念，通過戲劇性的沖突吸引大家，然后故意留下一些緊張和曖昧的地方，讓大家去猜謎。在荷馬的筆下，沒有任何事情是昏暗的，一定是清晰的，”格非評論道，“我在讀古瓦納作品的時候，也明確感覺到他作品的這種清晰：有些地方他不止寫一遍，有一些很次要的人物，他都逐一介紹這些人物的生平。”格非說，這讓他想到16世紀重要的道德原則，“我們把它稱為‘誠’。16世紀以后，它被另一個興起的概念所取代，這個概念叫‘真’。我最近在思考，我們有沒有可能在追求‘真’的同時，回到‘誠’，它就是我們心底的光明。”格非認為，在古爾納的作品里能同時看到兩者，其中“真”意味著符合現代社會的規則，要去了解真相，與此同時，他的作品建立在“誠”的基礎上。

對談現場

回不去的故鄉

在古爾納的小說里，移民或難民與他們故鄉的關系被反復書寫。主持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指出，和中國的很多“回鄉文學”對于家鄉的積極描寫不同，古爾納在《贊美沉默》等小說里既反諷了歐洲，也反諷了非洲，改變了人們對非洲的想象。

對此，古爾納認為，“回鄉文學”的一大特點在于，寫作者或是敘事的人都有能力回到家鄉，但是在他自己的小說里，有些人物可能永遠也回不去，“他有一種罪惡感和背叛感，我相信這是那些主動離開家鄉與被迫離開的人共有的感覺，”古爾納說，“關鍵是，我們要更加誠實地面對不同的復雜感受，要寫你所見到的東西，這樣的文學里才有一種原創性。”

從“江南三部曲”、《望春風》到最近出版的《登春臺》，格非的小說中同樣有大量對于家鄉江南的描述。他認為，返鄉是傳統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共通的主題，例如喬伊斯在《尤利西斯》里幾乎重寫了荷馬史詩中奧德修斯的回鄉。“德國浪漫派大師諾瓦利斯說過一句名言：現代哲學其實就是起源于鄉愁，尼采也說過他的寫作來自于無家可歸”，格非說，無論是回鄉的自由還是無法歸鄉的痛苦，“返鄉”始終是一個強烈的創作動機。

當代的痛苦與抒情

小說《海邊》里，不同的人物對于麥爾維爾的《抄寫員巴特爾比》都各有自己的解讀。巴特爾比除了抄寫以外，拒絕做任何事情。格非認為，巴特爾比是文學史上“最痛苦的人物”之一。而在麥爾維爾的另一部作品《白鯨》里，船只之間會轉遞信件，有時候會花上兩三年的時間才會送到，而當一封信終于送到梅塞的船時，他已經在意外中沉入大海。在格非看來，這些作品描述了現代社會中痛苦的核心，是一種“不可抵達”。

“在《一千零一夜》里，故事的結尾都是一樣的，‘他們從此過上了美好的生活，直到白發千古。’每次讀到這個地方的時候，你都會覺得世界上所有的苦難不幸糾葛都已經被化解了，這是傳統文學的魅力，”格非說，“可是現代文學不一樣，按照本亞明的說法，它是致力于解釋和尋找生活的意義，而不是給你提供道德教學和智慧。我覺得痛苦就是某種幽暗，你身處其中，不明原因，你要尋求光的話，你必須到幽暗中去尋找。所以我的作品里要寫痛苦。”

在古爾納的小說里，“痛苦”也以各種詞匯出現，在小說《來世》里尤其頻繁。古爾納說，對于痛苦的感受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化，“隨著我年齡的增長，我對人生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體會，我可能會閱歷更多的痛苦，這和年輕人的那種焦慮不一樣，”他回憶自己父親在生命最后一年的狀態，“我看他一個人安靜地坐著在看街道，我問他，‘你在想什么呢？’他回答說，‘我在想那些讓我痛苦的事情。’從這個例子能看出來，隨著你生命經歷的累積，你記憶的增長，你的痛苦也會增長。”

在古爾納的小說中，“痛苦”往往在故事的結尾以憂傷的抒情而表現出來。以《礫心》的結尾為例，主人公的父親在生命的盡頭回憶他失敗的愛情，并試圖從中找回一些什么。如同他在諾獎演說里所說的，他認為有必要“找回人們賴以生活，并借此認知自我的那些時刻與故事。”而在這樣的回顧里，“可能最終也沒有什么意義，這并不意味著一個人會更加勇敢或是更加可敬，只是一個誠實的人在訴說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