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下午，在上海思南文學之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與中國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孫甘露，以“離散的人，尋著故事回家”為題進行對談。

古爾納一直為“離散的人”寫作。他說，他的作品不僅講述留在身后的故鄉，也講述自己生活當下的環境。和世界上的許多人一樣，他們離開祖輩生活的地方來到異鄉，“我認為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生活經歷，這是對我們現在很多人共處的這個時代的描寫。”

寫作關于“一生的故事”

“我是如何開始寫作的，等于要講我一生的故事，”對于最初的創作動機，古爾納說道。他在18歲時離開家鄉桑給巴爾移民英國，“作為異鄉人，周圍的環境變得復雜、艱難，我花了一定的時間適應這樣的環境，理解自己的處境，梳理自己和環境的關系，”在這樣的過程中，他開始慢慢思考如何去創作。

古爾納說，作為異鄉人的經歷對于他的寫作有很深的影響。“我離開家鄉的年紀也很有意思——如果我在10歲的時候離開家鄉，我對從小生活的環境有很多記憶和印象。但是更多的東西是想不明白的。但我離開家鄉的時候已經18歲了，知道周圍發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只不過還沒有看透，沒有想明白。”他的作品不僅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也敘述了幾百萬人離開他們祖先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來到異鄉的故事。“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生活經歷，這是對我們現在很多人共處的這個時代的描寫，”他說道。

孫甘露坦言，寫作始終是一個困難的過程，“我覺得寫作的困難和人生的困難是一樣的，因為寫作就是要處理你人生所遇到的各種問題，人生有多困難，寫作就有多困難。”

古爾納也認為，開始寫作時非常艱難，“不過，寫作對我來說一直是充滿樂趣的一件事，沒有任何人強迫你成為作家，假如感受不到樂趣，在艱難的寫作過程中，很容易放棄這件事。”

古爾納（右二）與孫甘露（左二）在對談現場

從《一千零一夜》到莎士比亞

在古爾納的小說里，常常能看到不同文學敘事傳統帶來的影響，例如《一千零一夜》和莎士比亞戲劇。古爾納認為，文學有跨越文化的共通性，閱讀文學作品時學到的東西，總是可以和自己的經驗聯系在一起，這一點非常奇妙。

“歌德發明了‘世界文學’的學派，他的閱讀包括一些中國作家的作品。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我發現這些中國人是像我們一樣的人，說明他在讀這些作品之前，以為中國人和德國人的體驗與感知是不一樣的。但是通過閱讀，你了解到原來那些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事，其實和我們是非常接近的。”

對于古爾納而言，很難說哪一種文學傳統帶來的影響最大，“因為我所有讀過的東西，所有的經歷都已經成為我腦海中共同的影響。無論是莎翁的傳統也好，《一千零一夜》也好，還是現代美國文學也好，可能以后中國的文學也是我寫作風格影響的來源之一。”來到中國前，古爾納閱讀了孫甘露的小說《呼吸》的英文版。“這本書的結構、架構對我來說是挺復雜的，但是閱讀故事本身讓我非常著迷。”他分享道。

孫甘露提到了奈保爾對于莎士比亞的評價，“他說莎翁給后世的作家提供了一個范例，他認為怎么樣講述別人的故事，反而能更準確地傳達自己的想法。”孫甘露認為，莎士比亞的許多劇作和他自己的生活背景未必有密切的聯系，“像莎翁這樣的作家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射到遠方去。”另一方面，他認為古爾納這樣的作家經歷了從現實世界到精神世界的漫長遷徙，再回望原先的母語、家鄉或者童年的生活，他們的文學作品也有助于讀者更清晰地看待他們自己。

得獎不會讓寫作變得不同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于作家來說意味著什么？古爾納說，得獎首先是美妙的事。“一個作家去寫作，你想做的事情就是想你的作品被更多人知道，諾獎可以幫助你做這件事情，這是很重要的原因，得獎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是有好處。”他不認為獲獎自己有作家的“獲獎詛咒”，“它會不會讓我的寫作從此變得不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作家的圈子里，大家有時候會說拿獎是‘詛咒’，有些人拿了獎之后就不再寫了，但是很幸運我自己不是這樣，我自己已經完成了一本書，明年的某個時間將會出版了。”

去年，孫甘露憑借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獲得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對于獲獎，他打了一個比方，“好像在一個歌劇院里，一個男高音在舞臺上演唱，非常熱情洋溢，激情滿懷。一曲唱罷，底下的聽眾熱烈地鼓掌歡呼‘再來一個’。男高音受到了鼓舞，非常高興，然后又高歌一曲，唱得非常高興。聽眾又在熱烈地鼓掌歡呼‘再來一個’。如此三番，一直到這個男高音唱得精疲力竭，他停下來，他沖著底下的觀眾席說，我到底要唱到什么時候，你們要我唱到什么時候，忽然觀眾席忽然有一個人站起來說唱到你唱準為止。我覺得寫作或者得獎大概也是類似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