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在翻涌……生命以海浪為標記；它自身就是一個完美的周期，與任何事件都無關。是一種自然的完成，”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她《海浪》的筆記中寫道。1941年3月28日，伍爾夫走入了烏斯河，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循環。80多年后的今天，她的聲音似乎仍然順著海浪翻涌而來。近日，在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傳：作家的一生》中，傳記作家林德爾·戈登以伍爾夫的方式回溯了她的一生。

戈登曾出版《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以及群像傳記《破局者：改變世界的五位女作家》等作品，她不滿足于僅僅鋪陳作家生平的外在事實，而是試圖在生平中尋找著詩發生的瞬間。在《作家的一生》中，她伸向伍爾夫身為作家的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之間的裂隙，那里正是通向其創作內核的渠道。

“這本書是建立在不同基礎上的生命傳記：它邀請讀者通過伍爾夫本人的傳記寫作來了解她；它渴望在她變得偉大的過程中捕捉到她，”戈登寫道，她拋棄了線性敘事以及對重大事件的關注，轉而以伍爾夫的作品為核心，搜尋那些未完成的回憶錄、草稿及在世時未能出版的作品，在其作品與生活之間捕捉互文的關系。在傳記的第一階段，《到燈塔去》構筑了伍爾夫對童年的最終看法；第二階段中，《遠航》展現了一個年輕女子對知識的探索；在第三階段中，《海浪》作為高潮，呈現出伍爾夫身為成熟的小說家對于生命的理解。

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 ，1882 - 1941) 視覺中國資料圖

戈登對于傳記本身的觀念深受伍爾夫的影響。伍爾夫的父親弗萊斯利·斯蒂芬是英國著名的傳記作家，曾主編《國家名人傳記大辭典》，在成長的過程里，伍爾夫喜歡閱讀傳記，在傳記中，“我想用我能找到的任何信息來給各個人物建立想象中的形象。”她的《普通讀者》中大部分是傳記形式的文學批評，《奧蘭多》與《阿弗小傳》則同樣被視為實驗性的傳記寫作。在《海浪》里，伍爾夫化身為傳記作家博納特，戈登寫道：當伯納德翻閱他的多人傳記時，他認定，關于童年、上學、愛情、婚姻和死亡的故事都不是真實的，生命只在屈辱和勝利的瞬間發生轉折，它們隨時都可以出現，卻很少發生在政治危機或官方慶典中。

和伍爾夫一樣，戈登在傳記里觀察著那些瞬間，“在她的小說里，時間在記憶中停留，延長，而當戰爭這樣的空白時段一閃而過時，時間又收縮了。有時，在某些瞬間，時間是靜止不動的，喬伊斯把它稱作“頓悟”（epiphany），而她稱之為“存在的瞬間”（moments of being），”戈登評價道，在她看來，伍爾夫書寫“存在的瞬間”不僅是文學的，也是反歷史的。她會把戰爭的風云置于歷史的邊緣，而把創造性的家庭生活放在重心。在《到燈塔去》里，經歷了戰爭，“是年邁的老太婆們修復了拉姆齊的家園，修復了那座廢棄的、腐爛的維多利亞時代文化的堡壘，”戈登指出，伍爾夫具有反英雄主義的歷史觀，盡管她的小說以現代性為人稱道，但她仍一面朝向維多利亞時代與浪漫主義人物，在戰后小說里努力建構引發共鳴的過去。

在《作家的一生》里，戈登重新發現了伍爾夫身邊出現過的人們，比如她早逝的母親朱莉婭·斯蒂芬和姐姐斯黛拉，她們與過去的維多利亞時代一起成為她的記憶，而記憶被她看成生命的根基。她在母親身上看到了維多利亞時期的傳統女性化身，而在《到燈塔去》里，朱莉婭化身為富有魅力的拉姆齊夫人，“她從萬花叢中輕盈地走來，懷里抱著凋謝的花蕾和墜地的羔羊。”當小說里的畫家莉莉最終完成了畫像，伍爾夫也以一種傳記的方式完成了母親的肖像畫。

另一方面，戈登不僅讓人們看到了伍爾夫的母親，也在講述這位女作家的成長歷程時介紹了她的幾位文學母親。伍爾夫延續了喬治·艾略特走過的路，審視女性坎坷的社會命運及其不確定性，和朱莉婭的光芒一樣，她也曾被奧斯丁、梅瑞狄斯和哈代的成就所震懾，最終發展出自己的經驗與聲音。

今天的人們津津樂道于伍爾夫那著名的“一間自己的房間”以及她的女性主義發聲。在《作家的一生》里，戈登為伍爾夫在傳記寫作上的貢獻給予了同等重要的篇幅，正是在諸多的努力里，伍爾夫探索著身為女性的方方面面。在這本傳記里，伍爾夫的歷史觀和女性主義的立場最終收束為一體：訴說隱秘的生命經驗。

在后來的藝術創造里，選擇結束生命的伍爾夫常常被概括成一個消瘦、孤僻而隱喻的形象，但在戈登的敘述里，她是強健的步行愛好者，努力工作的職業作家，也是“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在她的故事里，海浪永恒地拍擊海岸，伍爾夫說：“我不相信衰老。我只相信人們永恒變換著朝向太陽的角度。這就是我的樂觀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