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曼

1943年5月，托馬斯·曼拾起了幾十年前的一個構(gòu)思，開始動筆《浮士德博士》。通過敘事者塞雷奴斯·蔡特布羅姆回憶和報道的雙維視角，小說里托馬斯·曼描述了萊韋屈恩的父親，描述了萊韋屈恩的故鄉(xiāng)，講述了萊韋屈恩接觸的人和事，講述了萊韋屈恩創(chuàng)作的音樂，報道了蔡特布羅姆經(jīng)歷的歷史事件，表層上是寫一位音樂家的生平故事，深層里卻是在對當前歷史做出回應(yīng)，并非是對先前寫過的藝術(shù)家題材的意義接續(xù)。

蔡特布羅姆和萊韋屈恩形象特殊，托馬斯·曼選擇了一個既要寫音樂，又要穿插真實歷史的角度和路徑進行創(chuàng)作。敘事者蔡特布羅姆是從他自己的情況和與萊韋屈恩的發(fā)小關(guān)系開始講起的。蔡特布羅姆講述萊韋屈恩的故鄉(xiāng)凱澤斯阿舍恩與德國的歷史有著特別的銜接：“它的氛圍和它的外在面貌保留著某些濃厚的中世紀的風味。這里的教堂年代古老，這里的市民住宅和倉庫保存完好，建筑物的樓層凸出，木梁一眼便可望見……諸如此類的物件為生活的感覺建立著一種和過去綿延不絕的聯(lián)系……就像三百年前、五百年前一樣，是那同一個地方，它的同一性正在抵御著時間的河流，時光從這里逝去，腳步匆匆，許多東西隨之改變，而于此同時，另外一些東西——而且是對形象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東西——卻由于虔敬，也就是說由于虔誠的對時間的反抗和為之而感到的自豪，為著紀念，也因為尊嚴而得以留存。”（羅煒譯《浮士德博士》）由表及里，蔡特布羅姆對凱澤斯阿舍恩的描述是在述說時間在這個城市里仿佛已經(jīng)停止。托馬斯·曼對凱澤斯阿舍恩城市面貌的設(shè)定，是他那言在此、意在彼書寫方式的一個點睛之筆。

蔡特布羅姆是在用德語語法的過去時時態(tài)來描述凱澤斯阿舍恩的城市面貌，并還強調(diào)說他“更愿意這樣做”。這個強調(diào)很有意味。透過詞語表面，以德語語法的過去時態(tài)，蔡特布羅姆是在突出居住在凱澤斯阿舍恩的人其心理和精神世界與中世紀還有某種聯(lián)系：“在此地的空氣里，卻懸浮著某種驅(qū)之不去的、唯有生活在十五世紀最后幾十年里的人們才有的那種思想狀態(tài)，那種行將結(jié)束的中世紀的歇斯底里，某種潛在的精神瘟疫：這對于一座明智而冷靜的現(xiàn)代城市而言是奇怪的（然而，它并不是現(xiàn)代的，它是古老的，而古老就是作為現(xiàn)在的過去，就是一個僅僅疊加了現(xiàn)在的過去）——這聽上去或許有些冒昧，然而，以前的人們，他們腦子里能夠想出來的也就只有這些了，某個兒童的游行隊伍，某種舞蹈狂癥，連同世俗的柴垛、人的衣服上突現(xiàn)十字架的奇跡，乃至神秘性的群眾運動，都有可能在這里爆發(fā)。當然，它們不曾發(fā)生——它們又怎么發(fā)生得了呢？”（羅煒譯《浮士德博士》）盡管相當朦朧、模糊，還有些拗口，但讀到這個修辭問句，會心的讀者已經(jīng)意識到托馬斯·曼以文學的含蓄方式所要說的就凝結(jié)在這里，已經(jīng)在聯(lián)想上個世紀20、30年代在德國社會發(fā)生的那些“比如焚書之類”的事件和行為。

簡單說來，強調(diào)總體性和標識性，以虛構(gòu)小說《浮士德博士》和其中的凱澤斯阿舍恩意象、音樂體現(xiàn)的“魔性”、萊韋屈恩表征出來的隱喻性以及小說核心的第25章描述的與魔鬼交談和締約，托馬斯·曼在拷問德國人的國民性，審視德國社會的災(zāi)難性發(fā)展，繪制出一幅德國人歷史心理圖，探討納粹運動為何能在德國產(chǎn)生和興起的主題。

這是個全世界都在追問的問題。相對于布萊希特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是滋生法西斯/納粹的土壤，托馬斯·曼認為眾多德國人追隨納粹，甚至沆瀣一氣、為虎作倀，其非理性根源要追溯到中世紀和“浪漫派”時期的一些（由某些社會名人鼓噪起來的）思想。這是托馬斯·曼對德國人歷史、思維、文化和精神進行了思考的個人觀點。1929年的“談萊辛”演講和之后的其他主題演講，以及1940年起通過英國BBC電臺向德國發(fā)送的“致德國聽眾”廣播里，分析當前德國問題時托馬斯·曼都在表述這個觀點，當然他也清楚納粹在德國出現(xiàn)的原因是錯綜復雜的。

用象征、暗喻、隱喻的方式文學化地表現(xiàn)全世界都在追問的問題，《浮士德博士》這部思想性作品對于尤其是有語言和文化隔閡的外國讀者來講不太好透徹理解。1945年5月29日，托馬斯·曼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做了一個“德意志國與德意志人”（又譯“德國和德國人”）演講，為人們透徹理解《浮士德博士》題旨要義提供了一個權(quán)威參照。演講中，托馬斯·曼直言“中世紀末期的狂躁癥，精神上的瘟疫”在當今德國陰魂不散，直言當今德國人的“精神中還烙著中世紀末期的烙印”，并明確使用了“魔鬼”的概念：“魔鬼，路德的魔鬼，浮士德的魔鬼，在本人看來，正是一種非常德意志的形象；為了享用片刻的世間榮華，不惜與魔鬼締結(jié)盟約，甚至以犧牲靈魂的安寧為代價，這正與德意志人的獨特本性相契合。一個寂寞的思想者和研究者，一個偊偊獨居的神學家和哲學家，出于對塵世享樂和統(tǒng)治世界的渴望，把自己的靈魂交給了魔鬼——這不正是對當今德意志國（即德國——筆者）的寫照，今天，德意志人（即德國人——筆者）的靈魂不就活生生地被魔鬼掠走了嗎？”（胡蔚譯“德意志國與德意志人”，下同），立即給人們開啟了進入《浮士德博士》的大門。

演講里托馬斯·曼說的“路德的魔鬼”，在《浮士德博士》第25章里就以萊韋屈恩高燒幻覺與魔鬼交談，魔鬼使用的一個語言方式就是當年馬丁·路德使用的那種語言方式出現(xiàn)。演講里，托馬斯·曼認為德國今天發(fā)生了納粹問題的一個歷史原因，是因為歷史上德國沒有經(jīng)歷過真正的社會革命。當年本是在路德思想鼓動下爆發(fā)的農(nóng)民起義如果勝利，將為德國歷史“帶來通往自由的幸運轉(zhuǎn)機”，卻遭路德憎惡，路德站到了王公貴族的一邊，甚至主張對起義農(nóng)民首領(lǐng)使用暴力乃至謀殺的手段。托馬斯·曼所說“路德的魔鬼”語意雙關(guān)，一是指路德對待農(nóng)民起義的態(tài)度仿佛是著了魔一般不可理喻，二是說路德行為影響了德國人，將恐怖、暴力、無恥和謊言的政治視為“正常”，使得德國人自己“具有了成為惡魔的充足理由”。

演講里，托馬斯·曼還說德國人的國民性“更體現(xiàn)在路德這位熱愛音樂的神學家身上”。突出路德喜歡音樂，托馬斯·曼又是在指他所認為的德國當下發(fā)生了納粹問題的另一原因，在于德國人有歷史上形成的“好浪漫”的國民性：沉湎于往昔，耽于幻想，喜歡迷人心智的音樂，使得德國人的歷史心理即德國人的所謂“內(nèi)向性”朝著病態(tài)的方向發(fā)展，即德國人容易受到蠱惑，沒有自己獨立的理性思考。故而《浮士德博士》里托馬斯·曼將萊韋屈恩塑造為一個音樂人，有為了創(chuàng)作音樂而有意識去感染梅毒的非理性。自中世紀流傳浮士德傳說和歌德《浮士德》發(fā)表以來，德國人常將“浮士德的”作為“德國人的”同義詞。因此《浮士德博士》里萊韋屈恩與魔鬼締約，會心的讀者都明了這是在暗喻德國人與魔鬼締約。演講里托馬斯·曼說“浮士德的魔鬼”，便也言中事隱，在暗喻德國人病態(tài)的歷史心理。

不言而喻，托馬斯·曼演講里說的“魔鬼”，還指希特勒和納粹。基于對希特勒和納粹的認識，1939年多義標題的《希特勒老兄》一文中，托馬斯·曼就詛咒希特勒是“地獄之子”，是來自地下陰間的“瞎眼孽種”；1940年起的“致德國聽眾”系列廣播里，托馬斯·曼更是反復描述希特勒就是“惡”，將一切人道主義的東西踐踏在地的“原始的惡”，還用“地獄”和“地獄”的同義詞來描述納粹德國，用“愚蠢的可憐的小鬼”來描述希特勒的追隨者。《浮士德博士》里的一些描寫，就讓人聯(lián)系納粹德國蓋世太保地牢里的非人折磨。

“德意志人經(jīng)不起誘惑，從原有的世界主義傳統(tǒng)發(fā)展到擢取歐洲霸權(quán)、乃至統(tǒng)治世界的野心。就這樣，德意志人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罪惡的屠夫，自己也墜入了不幸的深淵”，演講里托馬斯·曼總結(jié)的德國人命運，與《浮士德博士》結(jié)尾部分的情節(jié)鋪展吻合。以前在《綠蒂在魏瑪》（又譯《歌德與綠蒂》）里，托馬斯·曼曾借筆下歌德之口表示“對這個活見鬼的民族懷有反感”，宣布與（納粹）德國徹底決裂：“他們不喜歡我——這很好，我也不喜歡他們，因此我們就兩清了”（馬文韜譯《歌德與綠蒂》）。在“德意志國與德意志人”演講里，托馬斯·曼表示自己現(xiàn)在身為美國人但是個“世界公民”，也是由德國人的性情使然，暗示自己不可能與德國“兩清”，并糾正了自己以前的“一善與一惡兩個德國”說法，希望世界寬宥受納粹蠱惑誤入歧途的德國人。托馬斯·曼這是在擔憂隨著納粹德國滅亡，德國也許會從此消失在世界民族之林。《浮士德博士》結(jié)尾時，蔡特布羅姆為德國祈求：“我的朋友，我的祖國，愿上帝寬恕你們可憐的靈魂吧”，與托馬斯·曼的擔憂和希望吻合。《浮士德博士》里，托馬斯·曼在蔡特布羅姆身上暗喻自己盡管反對納粹，在某些方面卻也曾受到納粹觀念影響。以此方式，托馬斯·曼表示自己也是一個應(yīng)對歷史承擔責任的德國人，將更多的思想蘊涵在了小說里。

《浮士德博士》的思想姿態(tài)是深沉的，“德意志國與德意志人”的思想姿態(tài)是直白的。“德意志國與德意志人”是個英文演講，德文版1945年10月首發(fā)在德語流亡報刊《新周報》上，即在仍還流亡在外的德國流亡者那里引起了反響，評論托馬斯·曼在演講里對德國問題的分析是有其偏頗，也有其深刻性。

（李昌珂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張若玉系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青年教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德語流亡報刊文學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