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 1935年10月7日— ）是我國讀者最熟悉的澳大利亞當代著名的國寶級作家。他于1964年出版第一部小說《惠頓廣場》（The Place at Whitton）后，迄今為止共出版36部長篇小說，17本非小說類書籍，幾本兒童讀物和幾部戲劇。他最著名、也最為我國讀者熟悉的作品是獲得布克獎的《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這部小說后經斯蒂芬·斯皮爾伯格改編成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一舉奪得六項奧斯卡獎，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托馬斯·肯尼利的作品還獲得包括澳大利亞最高文學獎——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和澳大利亞年度文學獎在內的多項大獎，獲得洛杉磯時報獎和蒙德羅國際文學獎。他是紐約公共圖書館“文學之獅”，美國科學院院士，加州大學金質獎章獲得者，他的頭像還被印在澳大利亞郵票上。

《希特勒下士的手槍》（Corporal Hitler’s Pistol）是肯尼利87歲高齡時出版的第35部長篇小說。該書2022年出版后，在澳洲文壇立刻引起轟動，當年便獲得ARA歷史小說獎。肯尼利是一位非常善良、真誠、熱情的老人。獲獎后，他立即宣布，要與入圍名單上的其他作家分享十萬美元獎金。他說：“這是給我的作家同行們的一個小禮物，給他們增加一點維持生計的收入，他們中的許多人并非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他還十分幽默地說：“87歲寫小說和25歲寫小說的過程完全一樣。但我們偶爾需要拿個獎，這樣才能保持自己是小說家的錯覺。”

然而肯尼利的所謂“錯覺”，正是他文學創作不竭的源泉，納粹德國的罪行和兩次世界大戰的血腥更一次次觸發了他創作的靈感。《希特勒下士的手槍》就是這樣一部“靈感突發之作”。這部小說探討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創傷對澳大利亞農村社區的影響，揭示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不穩定的和平以及在經濟大蕭條和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下，人們心靈的碰撞。《希特勒下士的手槍》是根據肯尼利在家鄉新南威爾士州肯普西聽到的一個故事改編的。故事發生在1933年，也就是肯尼利出生的前兩年。在這個故事中，一位德裔澳大利亞老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囚禁過希特勒，并奪走了他的魯格爾手槍。而與這個故事相對應的歷史事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阿道夫·希特勒滿懷熱情加入德國軍隊，并被分配到西線的地面部隊，當了傳令兵，任務是從一個指揮所跑到另一個指揮所傳遞信息。至今我們仍能看到希特勒穿著傳令兵制服的照片，以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與戰友的合影。現存的歷史檔案更準確地顯示：“1916年7月19日晚上，在法國皮卡第的弗羅梅勒，澳大利亞第五十三營與巴伐利亞第十六預備步兵團對峙。新任德國總理希特勒所在的部隊正是巴伐利亞第十六預備步兵團。他在該部隊服役，軍銜為下士。”

肯尼利是一流的歷史故事講述者，他以史實為基礎，在一系列電影畫面般的場景中展示出爐火純青的敘事技巧。當他選擇《希特勒下士的手槍》這個博人眼球的書名時，一定很清楚契訶夫對作家的建議：如果第一幕出現了槍，那么第二幕就必須開火。而這把槍從肯尼利人生的第一幕開始，就一直潛伏在他的想象之中——二戰期間，他的父親曾在在中東服役。他寄回家的紀念品包括一個德國魯格爾手槍槍套，肯尼利至今還珍藏著這個槍套，并且經常向客人展示。于是，他在自己創作的第35部小說《希特勒下士的手槍》中，從槍套中幾次拔出手槍“射擊”，產生了戲劇性的效果，使這部書成為一部引人注目的、融合了歷史犯罪驚悚片扣人心弦的情節和對澳大利亞農村社區復雜描繪的優秀作品。

小說大部分情節發生在1933年的肯普西。作者以高超的技巧，從1933年小鎮肯普西的現實生活“閃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炮火連天的法國戰場和1922年愛爾蘭內戰派系間激烈的紛爭。通過這些“閃回”，我們了解到小說中兩個主要人物在戰爭中經歷的巨大創傷，以及這些創傷如何破壞了他們一生的幸福安寧。

伯特·韋伯，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先后兩次獲得軍功章的退伍軍人。1916年7月19日晚上，他所在的澳大利亞第五十三營與巴伐利亞第十六預備步兵團相互對峙，敵我雙方處于膠著狀態。拉鋸戰中，伯特·韋伯和他最親密的戰友神父萊姆克下士、身負重傷的小伙子波迪相互攙扶著走進無人值守的德軍地堡，暫避敵人的炮火。剛坐下不久，一個留著小胡子的德軍傳令兵帶著一條小狗走進地堡。看到三個受傷的澳大利亞士兵之后，傳令兵舉起魯格爾手槍打死伯特·韋伯心中的圣人——品德高尚的神父萊姆克下士。怒不可遏的伯特·韋伯用受傷的手臂舉起步槍對準德國傳令兵。傳令兵見狀，在伯特·韋伯扣動扳機前連忙舉起雙手，繳械投降。魯格爾手槍因此落入伯特·韋伯之手。伯特·韋伯守著兩個最親密的戰友萊姆克和波迪的尸體與德軍傳令兵在地堡里待了一夜。拂曉時分，德軍再次占領陣地。傳令兵興奮之余，念及伯特·韋伯沒有開槍將他殺死，護送他穿過德軍防線，回到澳大利亞軍隊占領的陣地。17年來，那位留著小胡子、殺死他最崇敬的萊姆克下士的德軍傳令兵像一個鬼魂一直纏繞著伯特·韋伯，讓他晝夜不得安寧，而“那把被詛咒的手槍……猶如釘在耶穌手上的釘子”就藏在他家的衣柜里。1933年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伯特·韋伯在肯普西維多利亞電影院放映的新聞片中突然看到德國新總理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那修剪過的小胡子和傲慢的神情讓伯特·韋伯一眼認出此人正是1916年7月19日夜里，與他在戰壕里共處一室的那個德軍傳令兵。這不曾意料的一幕使這位戰斗英雄瞬間精神崩潰，眾目睽睽之下，陷入癲狂。伯特·韋伯被緊急送到醫院之后，醫生對他采取了各種精神療法，包括催眠術和電擊療法。而這種種“療法”的使用，正是作者的高明之處。肯尼利根據故事情節的需要，時而讓伯特·韋伯在電流的刺激下重回戰場，時而用催眠術使他昏睡不醒。歷史故事與現實生活則因此而融合得天衣無縫。

作為一位成就卓越的歷史小說家，托馬斯·肯尼利當然不會只局限于講述“希特勒下士的手槍”如何落入伯特·韋伯之手這樣一個情節單一的故事。他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調動自己豐富多彩的生活經歷，編織出一部反映澳大利亞上世紀30年代城鎮生活的場面宏大、內容連貫的小說。“柔弱而時尚”的鋼琴家奇肯·道爾頓每周六晚在維多利亞電影院為無聲電影伴奏，是這個熱鬧的“樂團”中最具戲劇性的人物。他聽起來像狄更斯筆下的花花公子，原型卻是生活在小鎮肯普西的一位鋼琴家。作者通過奇肯·道爾頓與當地土著人交往的故事描繪出一幅幅澳大利亞農村社區的風俗畫。走進畫面的還有狡詐、自私的建筑師伯利·霍尼伍德先生。伯利·霍尼伍德與一位土著女人有染，生下男孩埃迪·凱利。十多年后，弗洛·霍尼伍德太太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一個酷似丈夫的土著男孩，幾經調查弄明真相，解開謎團，與丈夫反目成仇，卻與那個土著男孩建立了意想不到的聯系，在一片陰霾中顯露出社會變革的曙光。她在齊羅斯的茶點室與幾位圖圖迪族婦女會面，更是澳大利亞多元文化的縮影。所有這一切都使得這部小說更豐滿，可讀性更強。然而，《希特勒下士的手槍》注定要成為一部犯罪小說。圍繞希特勒下士那把魯格爾手槍，作者又引出另外一場驚天血案——愛爾蘭人弗蘭克·霍蘭為懲罰11年前約翰尼·科斯蒂根經不起酷刑折磨，出賣戰友，造成重大傷亡的罪行，經過精心策劃，用那把魯格爾手槍打死約翰尼·科斯蒂根，將這部跌宕起伏的小說推向又一個高潮。而整個案件的偵破、審理過程又充分暴露了澳大利亞司法腐敗、濫用職權的弊端。畢生從事歷史小說創作的肯尼利就是這樣，在不同的次要情節之間游刃有余地移動，描繪出那個時代的種族和性別偏見以及歷史遺留的問題如何以多種方式決定了澳大利亞小城鎮的社會動態。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肯尼利關注的是，遙遠的歷史動蕩、暴力和不公正如何在成為歷史之后，甚至在地球的另一端，繼續產生回響和影響。他對戰爭和宗派主義主題的持久關注激發了小說中一些最令人難忘的場景。愛爾蘭部分尤其引人注目，因為它們描繪了道德妥協和內戰沖突的野蠻與殘酷。

肯尼利對戰爭題材的迷戀很大程度上是神學上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人類對有組織的、可預測的生活的渴望與一個以偶然性為唯一常量和永恒法則的宇宙格格不入。文明保護個人免受傷害。然而，經歷戰爭，就意味著將自己暴露在這種偶然性之下。人們每時每刻都會發現，戰爭失去人類的理性，卻有足夠的非理性讓人懷疑神的目的。”風云變幻的今天，米壽之年的肯尼利在悼念二十世紀及之后發生的人類悲劇的同時，將不同的線索巧妙地編織在一起，成功地將《希特勒下士的手槍》這部動人心魄、發人深思的歷史小說呈現在讀者面前，別有一番新意。

（作者系資深文學翻譯家，本書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