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對談論天氣的癡迷可謂盡人皆知。早在十八世紀初期，約瑟·艾迪生在其創辦的報紙《旁觀者》中就提到，英國人在公共場合最常論及的話題之一就是天氣。在艾迪生看來，天氣不僅影響時尚、日常話題，也會影響健康和心情，還會對園藝和貿易等產生深遠影響。1758年，塞繆爾·約翰遜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兩個英國人相遇時的第一句話總是關于天氣的。英國人給人留下的一大印象是保守內向，而他們卻會和陌生人愉快地談論天氣。即便是兩百多年后的今天，天氣似乎還是英國人日常社交的必要工具性話題。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家凱特·福克斯（Kate Fox）在其2004年出版的《英國人的言行潛規則》（Watching the English: The Hidden Rules of English Behaviour）中就指出，任何英國人的對話均以天氣開始，實際上他們的對話并非天氣或氣象學數據的交流，而是將天氣話語作為一種行為準則或儀式性問候，期待著與談者的回復，將其視為對話的“開胃菜”，幫助對話者克服內斂的性格。這也被稱為“社會性修飾”（social grooming），是社會交往的一種常見手段。《天氣之國：英國天空下的作家與藝術家》（Weatherland: Writers and Artists Under English Skies）一書的作者亞歷山大·哈里斯（Alexander Harris）也認為，英國人與天氣相關的一些思維方式和談吐已經深深根植于其民族文化中。

更進一步，天氣也是作家最鐘愛的文學主題之一。經典文學作品中常對風雨雷電等常見天氣現象予以詳盡描寫，表現天氣對角色身體、日常出行等產生的作用或深遠影響。馬克·吐溫將天氣稱為“一種文學專長”，“對人類經歷的敘述很必要”。在希臘羅馬神話中，諸神常常通過惡劣天氣來警示或懲罰人類。在《奧德賽》中，奧德修斯因惹怒了海神波塞冬而備受暴風雨和海浪的干擾，歷經千辛萬苦才最終返回故土。在《俄狄浦斯王》中，宙斯因懲罰俄狄浦斯弒父娶母的罪行而使忒拜大旱。在《圣經》中，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被驅逐到一個有四季交替的地方，而諾亞方舟的典故則刻畫了上帝發動大洪水來懲罰墮落的人類，唯獨虔誠和順從的諾亞一家及各類動物幸免于難。在莎士比亞的《李爾王》中，李爾王失去一切后被兩個女兒虐待，在暴風雨中怒吼，展現了他對女兒們的憤懣，同時也感嘆人類在宇宙中的渺小。在《簡·愛》《呼嘯山莊》《荒涼山莊》《苔絲》等維多利亞小說中，雨雪風霧等常見天氣現象起到了推動情節、烘托氛圍的重要作用。《呼嘯山莊》中的暴風雨成為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熾熱愛情的象征，而《荒涼山莊》中的濃霧總是預示著不幸或災難即將到來。一些作家甚至以天氣作為標題，凸顯其中心地位，例如莎士比亞的《暴風雨》、約瑟夫·康拉德的《臺風》、奧爾罕·帕慕克的《雪》等。在這些作品中，天氣不僅是重要意象和主題之一，同時對小說結構、角色的認知與成長等均有塑形作用。

天氣書寫在傳統文學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戴維·洛奇在《小說的藝術》中說：“眾所周知，天氣影響我們的心情。小說家可以隨心所欲地虛構各種天氣狀況以適合他或她喚起的情緒。因此，天氣經常成為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稱為‘感情誤置’（Pathetic Fallacy）效果的導火索，也即是將人們情感投射到自然世界的現象。”作家對不同形態天氣的描繪，或展示天氣與人文之間的緊密關系，有著預示或懲戒的功能，或對人物和氣氛起到烘托作用，或起到反諷的功能等。

弗吉尼亞·伍爾夫

而在英國現代主義先鋒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作品中，天氣是極為常見的元素，也是她最為青睞的主題之一。在伍爾夫小說中，天氣經常被賦予象征意義或隱喻功能，起到了多重敘事功能，在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參與人物形象的塑造、表征角色的思想情感、展現角色心理、營造敘事情調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天氣不僅具有物質屬性與地域屬性，還具有空間屬性和文化屬性等。天氣有時推動了情節的發展，例如在小說《到燈塔去》中，次日天氣的好壞決定了主角的燈塔之行是否成行，而在小說《幕間》中，由于天氣突降大雨，導致室外劇的演出不得不轉移到谷倉之中。天氣有時也蘊含著較為深刻的政治或道德色彩，小說中的重要事件發生時，也經常伴隨著異常天氣現象。在小說《奧蘭多》中，時代更迭正是通過異常天氣才得以實現。《到燈塔去》中的《漁夫的故事》便運用異常天氣現象的隱喻功能來展示上天的警示或告誡。

伍爾夫平時也格外關注天氣。在日記和書信中，她詳細記錄并剖析天氣對其心情及日常生活的影響，這個習慣持續了整整一生。天氣是伍爾夫日常思緒的寫照，當天氣晴朗時，她的心情也會明朗，而惡劣的天氣則讓她倍感壓抑。1888年，年僅六歲的伍爾夫和父親萊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在給父親好友詹姆斯·拉塞爾·羅威爾（James Russell Lowell）的信中便開始論及天氣。1899年，伍爾夫在寫給艾瑪·沃恩（Emma Vaughan）的信中寫道，自己的脾氣與當日惡劣的天氣相似。1903年，伍爾夫感嘆極端的天氣影響她的思緒和創作，使其無法集中注意力進行創作，認為在極度炎熱的天氣中她無法寫出更好的作品，相比之下，溫和的天氣則能促進她的文學創作。1907年，伍爾夫在信中提及，隨著天氣暖和，她的思緒也被激發了。1911年4月，伍爾夫在信中表示，她理想的生活是天氣晴好，因為這樣一來她可以大量閱讀。而惡劣的天氣則讓伍爾夫的創作難以為繼。在1919年的散文《閱讀》中，她曾提及，盛夏里的一天，她所閱讀的文字似乎“‘不是印刷、裝訂或縫制’在書里，‘而是樹木和田野和炎熱夏日天空的產物’”。1926年8月，伍爾夫在信中提及，雖然是盛夏，連綿不斷的雨天讓她無法集中注意力，甚至無法寫信，感覺自己被剝奪了人性，沉入了世界底部。1928年3月，伍爾夫正在創作《奧蘭多》，她抱怨道，干燥和寒冷的天氣讓她連《奧蘭多》的一個字都寫不出。

雖然天氣過于炎熱或過于寒冷，都會讓伍爾夫無法深度思考或聚精會神地創作，卻為布魯姆斯伯里的激烈討論平添了幾分熱度，在伍爾夫看來，惡劣的天氣使得布魯姆斯伯里更具有凝聚力。而天氣的多變也呈現出了伍爾夫思緒的流動性。1929年8月22日，在《一間自己的房間》即將出版之際，她在日記中記錄道，自己的頭腦會將一些涌現出來的想法、計劃或圖像具象化，就像隱藏在太陽底下，會飄過地平線的云彩一樣。在伍爾夫的想象中，天氣和精神世界短暫地融為一體。

伍爾夫對英國天氣的日常觀察和思考還會從自身進一步向外延展。1915年1月5日是一個雨天，弗吉尼亞和丈夫萊昂納德·伍爾夫（Leonard Woolf）午飯后沿河邊散步，雨后上漲的河水讓她想起了昨日順流而下的三具浮尸。她在日記中發問：“惡劣天氣會激發自殺嗎？”1915年1月22日，正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伍爾夫在日記中寫道：“這個冬天很異常——是我所知道的最糟糕的冬天，適合戰爭和其他一切。”而1940年9月22日，伍爾夫在自殺前半年再次將天氣與戰爭相關聯，寫道：“我在這個潮濕的日子里繼續著——我們現在想到天氣是因為天氣會影響入侵，會影響襲擊，而不再是我們私下喜歡或不喜歡的天氣。”而就在兩周之前，也即1940年9月7日，德國空軍開始空襲倫敦，連續進行了五十七個夜晚。這個時候，天氣似乎已從情緒的晴雨表變成了戰爭的風向標。

如果說伍爾夫在書信和日記里對天氣的觀察是隨意的，那么她在散文中對天氣的思考則更為系統。在散文中，伍爾夫闡釋了英國天氣對英國性及英國作家和作品的深刻影響，并指出英國天氣與英國性構建之間存在共生關系。所謂“英國性”，指的是英國區別于他國的特性或身份認同。喬治·奧威爾在《英格蘭，我的英格蘭》一文中提到，“英國文明具有一些獨特和可識別的東西。……它是連續的，它延伸到未來和過去，它的一些東西持續存在，就像存在于生物中一樣”，而安東尼·伊斯特霍普（Anthony Easthope）在《英國性與國民文化》（Englishness and National Culture）一書中則給出了更為具體的闡發：英國性可體現在英國人的行為、舉止和習慣中，也可體現在其他“國民身份認同”言行中，如“英語語言”“談話方式”“英國文學”“英國風景”“英國幽默感”等。

在《論不懂希臘文》（“On Not Knowing Greek”, 1925）中，伍爾夫探討了天氣與英國性之間的共生關系，揭示了天氣對文化以及文學創作產生的深遠影響。伍爾夫在比較古希臘文學和英國文學的不同特征后指出，無論文學人物的情感力度，還是觀眾和評論家對作品的反應，都會受到國家的地理位置差異及其天氣的微妙影響：

如果我們試圖在這里想到索福克勒斯，我們必須消除煙霧、潮濕和濃密的濕霧。我們必須削減山丘的線條。我們必須想想優美的石頭和泥土，而不是樹林和綠地。溫暖、陽光和數月的晴朗天氣，生活當然會瞬間改變；生活在戶外進行，結果是，所有到訪過意大利的人都知道，人們在街上而不是在客廳就小事件進行辯論，并且變得戲劇化；這讓人們暢所欲言；激發了他們身上南方人特有的冷笑、大笑、機智和舌頭的敏捷性，這與習慣了半年以上室內生活的人們（引者注：即英國人）所具有的遲鈍、低沉的色調、沉思內省的憂郁毫無共同之處。

除了古希臘文學，為了更透徹地闡釋天氣與國民性之間的共生關系，伍爾夫還引用了英國人較為熟悉的意大利，明確指出英國和意大利天氣的巨大差異造成了兩者之間文化及國民性格的差異。英國因潮濕多雨產生了“煙霧、潮濕和濃密的濕霧”等天氣現象，并造就了“樹林和綠地”等景觀，這樣的天氣使得英國人半數以上的時間都只能待在客廳，建構了英國人諸如“遲鈍、低沉的色調、沉思內省的憂郁”等性格特征。與英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氣候溫暖、四季陽光明媚的意大利，它擁有“優美的石頭和泥土”，培養了人們喜好戶外活動的性情。即便是小事，意大利人也喜好在室外辯論，這賦予其國民“冷笑、大笑、機智和舌頭的敏捷性”等性格特征，使其能各抒己見。而希臘和意大利相似，其氣候也構建了其國民喜好戶外活動的特性。對古希臘戲劇創作者而言，這種特征不僅決定了古希臘戲劇觀眾規模的大小和質量，而且對古希臘戲劇作品的品質也有深遠影響。面對戶外數千觀眾，古希臘作家更容易將“有力的、熟悉的、簡短的作品”立即“傳達給耳朵和眼睛均充滿渴望和關注的大約一萬七千人的觀眾。如果他們久坐而注意力得不到轉移的話，身體的肌肉會變得僵硬。因此，古希臘作家需要在作品中注入音樂和舞蹈的元素，自然也會選擇那些傳說中的一個，比如我們的特利斯坦（Tristram）和伊索爾德（Iseult），這些故事的概要人人皆知”。

伍爾夫在《論不懂希臘文》中強調了，古希臘戲劇戶外觀眾的數量之大決定其必須包含諸如舞蹈、音樂，以及大家熟知的傳說，以便激發觀眾的感官，讓觀眾積極互動，以保持其身體的靈活性。另外，伍爾夫也認為希臘觀眾并不在乎細節，而是更關心作品勾勒出的更大圖景，更加在意作品的共通性戲劇特色和主題。相比之下，在斷句方面，希臘觀眾遠不及英國觀眾，后者能在與背景分離的情形下欣賞這些句子。這意味著，伍爾夫時代的英國觀眾似乎更傾向于能引起觀眾共鳴的經典話語。換言之，希臘和英國兩個民族對文學作品的不同喜好似乎源于其天氣的差異。

安東尼·伊斯特霍普認為，“對英國性的渴望，也即英國性的可能性，深深地銘刻在英國話語的傳統中”。這一點在伍爾夫的散文《貝內特先生和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1923）中得到了印證。伍爾夫在文中對天氣給予了深刻關注，并認為天氣是英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永恒話題：

書面對話和禮儀對話沒有太大區別。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文學中，都需要有一些途徑來彌合女主人和陌生客人之間的鴻溝，而另一方面是作家和未知讀者之間的鴻溝。女主人考慮天氣，因為幾代女主人已經確定這是我們相信能引起普遍興趣的話題。她首先說我們有一個不幸的五月，因此與她的未知客人取得了聯系，繼續討論更感興趣的事情。在文學中亦如此。作家必須通過展示自己能辨別事物而與讀者接觸，從而激發他的想象力，并使他愿意在更困難的親密事務中合作。

正如天氣被英國人當作一種最為常見的寒暄話題，作家在文學創作中，也同樣需要通過在作品開頭呈現一些讀者熟知的話題，也即“共同空間”，從而激起他們繼續閱讀的欲望。不過，在伍爾夫看來，天氣只是一個引子或序幕，就像我們晚餐中的開胃菜一樣，目的在于啟發更為激動人心的交流。如果作家違背了這條“文學圈的根基和規則”，那天氣就“不再是作家和讀者之間交流的手段，反而會成為障礙和累贅”。伍爾夫質疑當時死板的文學傳統，認為太過矯揉造作——過多的天氣描寫會喧賓奪主，阻礙讀者與文本之間的交流與互動。

伍爾夫關于英國天氣與英國性之間共生關系的論述，還散見于其他散文之中。在《談回憶錄》（“A Talk about Memoirs”, 1925）中，她提到：“在英國，空氣很自然地飽含水分……正是這種氛圍使英國文學與眾不同——云朵、日落、霧氣、蒸發、瘴氣。”而在《概要》（“Outlines”, 1925）中，伍爾夫寫道：“和人類一樣，天氣在歷史長河中經歷了許多變化，……而[天氣]在文學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文學的這個重要方面幾乎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正如學者寶拉·馬喬所言，天氣和文學并非二元對立，它們之間的關聯“與人類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間的共生關系相似”，伍爾夫的散文則揭示了天氣與英國性的內在關聯。不僅如此，她還探究了天氣在小說中所承載的情感意義，認為天氣起到了鋪陳環境、渲染氣氛、象征暗示、折射作者或人物心境與情感等重要作用。散文《〈簡·愛〉和〈呼嘯山莊〉》（“‘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 1916）典型地反映了伍爾夫對維多利亞小說中天氣書寫的關注。伍爾夫認為，勃朗特姐妹在小說《簡·愛》與《呼嘯山莊》中熟練運用了天氣敘事，來象征性地揭露角色的深刻情感。她們巧妙地運用了“烏云密布的天空，暴風雨，或陽光明媚的夏日來反映人物的心理狀態，闡明了這本書的內涵”。

簡言之，伍爾夫不僅在日常書信和日記中高度關注天氣，細致地記錄天氣對其心情和創作狀態的直接影響，深沉地思考天氣對自殺、戰爭等的影響，在她的小說和散文創作中，天氣更是一個重要主題。透過伍爾夫的筆端，我們既能看到天氣書寫作為敘事成分是何等重要，天氣書寫如何服務于人物塑造、氣氛烘托、情節展開及主題表達等，更能深入了解英國天氣與英國文學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共生關系，從而在文學意義上更深刻地理解何為“英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