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其間兩國元首夫婦互贈國禮。習近平主席向法國總統馬克龍贈送了多部中國翻譯的法國小說，其中有雨果的《九三年》、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湯達的《紅與黑》、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小仲馬的《茶花女》、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等。“偉大的作品，就是有這樣一種爆發性的震撼力量，這就是文以載道。”談及青年時期閱讀雨果作品的感受，習近平主席至今記憶猶新。

在對外交流中，文學發揮著溝通人心的獨特作用，不僅增進了不同國家人民之間的相互尊重與理解，也有助于從彼此文化中尋求更多智慧、汲取更多營養，推動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而這其中，翻譯便是成就文學世界“旅行”，讓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人跨越語言的河流，彼此走近、溝通情感的重要載體。

100多年來，得益于翻譯對文學的譯介與傳播，中國讀者能通過源源不斷的優秀譯作閱讀世界經典作品，吸收外國優秀文明成果；也能將中國優秀文學作品推向海外，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今日之中國。可以說，文學翻譯正與當代文學創作一起，既探索和創造具有新氣象、新特質的當代漢語語法和美學原則，也推動承載中國人獨特心靈感受、文化積淀和思想內涵的優秀文學作品進入世界格局，在與世界的交流互動中獲得更多認同和尊重。

如何看待文學作品的翻譯在增進中法兩國人民之間情感、推動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面對AI科技的挑戰及閱讀載體、讀者習慣的變化，文學翻譯的價值如何更好地體現？什么是好的文學翻譯？在繼續深入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方面，譯者還有哪些觀察與建議？針對相關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一線翻譯家和學者。

文學翻譯架起中法文化溝通交流的橋梁

“訪法期間，習近平主席贈予法國總統馬克龍一套法國文學名著的中文版，這份國禮在我看來意味深長。這些作品猶如‘世紀老人’在愛麗舍宮向世人表明，它們在中國獲得了新的生命，實現了一次歷史性的奇遇。對于從事法國文學翻譯與研究的人來說，這是一種莫大的鼓舞與鞭策。”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劉成富說。這些作品被譯介到中國后，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讀者。“面對這些精神食糧，我們要由衷地感謝把這些作品譯成漢語的中國老一代翻譯家。”

劉成富談到，中法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成果豐碩。文學翻譯在中法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名副其實的橋梁作用，極大地促進了中法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文學語言是心靈的語言，是最易于理解并被廣泛接受的語言。法國文學名著在中法兩國文化交流方面功不可沒。“中法兩國地處歐亞大陸的兩端，在生活習慣、價值取向、文化認同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讀了這些文學譯著之后，我們就會覺得法國人其實跟中國人一樣，也有生老病死、愛恨情仇的困惑，而且讀著讀著，我們就會把自己當成小說中的主人公。這時，膚色消失了、人種消失了，小說中的人變成了廣義上的人，世界成了一個大家庭。”劉成富認為，在倡導文明交流互鑒的今天，優秀的文學譯作可以實現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學習、相互觀照、相互欣賞，讓明天的世界變得更美好。

1898年，小仲馬的代表作《茶花女》由林紓和王壽昌合作翻譯，在素隱書屋以《巴黎茶花女遺事》為名出版，法國文學在中國譯介的序幕從此拉開。在100多年時間里，中國的法國文學研究和翻譯工作者對法國文學進行了系統的遴選、研究、譯介和傳播。很多法國文學作品經過譯者的“擺渡”，成為影響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的經典。南京大學當代外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黃葒談到，譯介外國文學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設有著深遠影響，引進什么、翻譯什么都不只是語言轉換層面上譯者的個人行為，還關系著譯入語民族的文化借鑒與吸收。隨著中法兩國友誼的不斷加深，文學這面雙面鏡一定能更好地發揮互識互鑒的作用，法國文學會源源不斷地譯介到中國，同樣中國文學也會生生不息地譯介到法國，共同參與世界文學的建設與繁榮。

文學創作及翻譯的價值是恒久的

“譯者就像獻花的使者，要把異域的花獻給本土的讀者。這是千里迢迢的艱難旅程，他必須保證花朵的完好，而途中掉落一兩片葉子，是可以接受的。”作家蘇童在一次與文學翻譯有關的對話中如此談到對翻譯的認識。資深翻譯家、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李堯從事英語文學翻譯已逾40年。在他看來，文學翻譯作為文學、文明和文化的“使者”，不是“1+1＝2”的科學，而是“1+1＞2”的藝術。雖然現在時代的演進帶來了不少新的變化，但他堅信文學創作及翻譯的價值是恒久的。“藝術的規律不是人工智能科學能夠隨意替代的，費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用在文學翻譯上也頗為恰當。”

青年譯者、北京外國語大學教師許小凡談到，文學和文化譯介是人類文明交流的重要橋梁。“文學翻譯是譯者個人創造性的語言轉換過程，但它更間接而深遠的意義在于，一批對不同文化、歷史和語言都有深入了解的個體在社會上的存在。每個社會都需要他們，需要外部視角，需要異質性的流動，需要打開交流的窗戶。”在她看來，翻譯不僅僅是文字的轉譯，更重要的是翻譯過程中不同的文明和文化所產生的、大量的符碼轉換和能量交換。“這對每一個文明來說都是一種激發，我希望這種無窮動能能夠一直存在下去。”

譯者、浙江財經大學教授蔡海燕表示，只要人存在一天，表達的欲望就不會停歇，而文學是最為重要的形式之一。如同詩歌和詩歌翻譯，“詩歌打動人心的不僅僅是切中肯綮的辭藻，還有詩性的精神和力量，讓我們在哲理上受到啟迪、在美學上得到滋潤。文學創作及翻譯的價值，就在于這種直抵靈魂的穿透力，它總是作用于一張張獨特的私人面孔，而不是一群群熙熙攘攘的觀眾。”她認為，在科技帶來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下，恰恰需要文學翻譯者“清心志于一事”的勇氣和耐心。

讀者的文學修養始終召喚優秀的譯作

何為好的文學翻譯？這是自文學翻譯誕生以來，無數翻譯家和學者不斷研究探討、至今未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從晚清時期嚴復提出深入人心的“信達雅”三原則，到20世紀60年代錢鍾書的“化境”說，翻譯標準雖然隨時代發展而有所變化，但對語言與文學形式的要求是穩定的。面對人工智能軟件對文藝創作領域的“入侵”，以及數字時代帶來的媒介環境改變，文學翻譯的標準是否會有所變化？對此，受訪翻譯家們認為，評判翻譯優秀與否的首要原則在于語言的完整和還原程度，但不僅限于此，語法規則的差異之外，翻譯需要處理的，最根本的還是文化傳統、思想精神等層面的問題。“文學翻譯的標準是從求真到求善再到求美層層上升的，求善求美是高標準，已經超越對等譯法的求真階段，進入了自由王國。”李堯說。

在許小凡看來，“準確”依然是好的翻譯的第一要務，“不僅是字面意義的準確，還包括對原文本整體理解層面的準確，以及尋找相應的中文語言資源、準確傳達這種理解的能力。”此外，還應當追求“有效”，讓譯文在中文和原文、甚至原文的文學傳統與源流中依然得以成立。蔡海燕認為，譯者調用“內在的眼睛”無限地接近原作者的存在與經驗，雙方隔著時空展開對話交流，旨在破譯世間的奧義，這是她畢生所追求的目標。她關注到近些年翻譯文學作品的豆瓣評價里常常出現“機翻”一詞，“如果形容某個譯本‘機翻味濃’，那肯定是帶有貶義的。讀者的文學修養和閱讀基礎始終在召喚優秀的、有‘人味’的譯本。”

正如文學的魅力恰恰在于多元參差之美一樣，文學翻譯也應當在準確的基礎上，實現譯者的創造性意圖。詩人、青年譯者胡桑認為，語言是擁有歷史生命的，與人工智能翻譯相比，譯者恰恰是敏感于外語及母語的歷史生命的人，他以翻譯的方式穿越語言，體味語言所呈現出來的氣息、心靈和精神。人工智能翻譯軟件雖然在“類人的部分”表現出色，但在胡桑看來，它們從未真正理解事物，“無法理解征人在雨雪霏霏時的思念，屈原和但丁在流放途中的痛苦，里爾克傾聽天使召喚時的茫然與敞開，洛威爾面對戀人無法心靈相通時的困境”。相比于人工智能翻譯的標準化與同一性，翻譯過程中對差異的認知和處理也是重要的，“因為差異源于歷史，源于生命在時間中的獨特印跡。”

以切實交流持續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

當前，中國文學正向更多小語種國家、更廣大洲際地域“走出去”。專家學者表示，中國當代文學在與世界文學對話過程中要致力于傳遞和呈現現代文明價值，凸顯自身參與世界文學價值建構的主體性。

北京師范大學文理學院中文系主任姚建彬觀察到，近幾年來，參與中國文學譯介的域外漢學家所屬國家地域分布更為廣闊，翻譯語種也向小語種傾斜，越來越多年輕的海外漢學家更自覺和主動地參與中國文學的譯介活動，“他們因為自發喜歡中國文學作品，比如網絡文學、科幻小說等，就會更積極主動地將相關作品翻譯到他們所在的國家。這些翻譯與官方機構的推動形成一種互動和互補的關系，使中國文學‘走出去’能抵達的地域更加廣闊，種類更為多樣。”他表示，對外傳播話語中，中國故事不僅要通過翻譯“走出去”，還要“走進去”，實現跨文化話語體系的轉化。“對此，中國作家能做的還有很多。尤其應把自己的審美感知延伸到更廣闊的社會生活里，將當下鮮活火熱的中國經驗挖掘和書寫出來，再經由文學譯介走向海外，展現中國文學獨特的時代氣息與豐碩面貌。”

在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方面，不少翻譯教育家談到，翻譯應當致力于培養高水平的“譯才”而非“譯匠”。高水平的譯者應當具備原語與譯語視閾融合的雙重文化背景知識、深刻的語言理解能力和高超的翻譯技巧，要加強本土歷史文化和知識觀念的教育，培養譯者的審美意識，提升譯者的語言審美能力，彌補譯者本土文化和域外文化滋養不足的問題。

許小凡結合自己的譯介經歷談到，中國文學書訊的推廣和文學批評家、出版人士等相關專家的意見對于外方出版社的選題策劃十分重要。“目前參與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出版社有限，關注點也主要圍繞著一些知名度較高、接受度較好的作家展開。如果想拓寬中國文學的知名度和受眾，還需文學組織機構以大量切實的交流加以推動。”

蔡海燕表示，留學生群體日益增多，無論是不遠萬里來中國學習，還是漂洋過海去國外學習，都是語言、文化和思想的碰撞與交流。“譯者隊伍的基數擴大了，但很難說‘好譯者’增多了。要想培養更多的好譯者，讓他們留在這項事業當中，還需要賦予譯者更好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