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講，娜拉出走后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她沒錢。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魯迅先生這意思是，做做夢是可以的，真要身體力行，沒錢可不行。

這話沒錯，不過就算有了錢也還是不夠，像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和一個有錢又有愛的男人出走之后，反而把人生的路，走得更窄了。沒有獨立人格，單是有錢也還是不夠。

通常說安娜死于這世界的風刀霜劍，丈夫虛偽，情人冷漠，全世界都在迫害她，她只好去臥軌。但我讀這個小說時，感覺并不是這回事。

安娜的丈夫卡列寧人是老了點，但對安娜仁至義盡，知道安娜出軌，他的底線是別把情人帶到家里來。有天他在家門口撞見了安娜的情人渥倫斯基，他想離婚，但是在當時，除非指控一方跟人通奸才可離婚，他有點不忍心。

出差途中他收到安娜的電報，說自己快死了，想要在死前得到他的饒恕。他趕回來，看著難產的安娜——肚子里是渥倫斯基的孩子，他原諒了一切，甚至拉起情敵渥倫斯基的手說，我完全饒恕了。我要把另一邊臉也給人打，要是人家把我的上衣拿去，我就連襯衣也給他。

這，我簡直要肅然起敬，這境界太高，咱凡人不懂。

安娜轉危為安后，他愿意成全她，跟她離婚。安娜以為自己能夠洗心革面回歸家庭，拒絕了他的好意，卻在一個月之后，和渥倫斯基私奔了，卡列寧成為彼得堡的大笑話。這到底是誰不地道？是誰坑了誰？

渥倫斯基呢，他對安娜也不錯，曾經為安娜自殺，后來又和她一起出走，切斷舊日，舍棄前途，為她提供優渥的生活。但安娜猶有不足。

托爾斯泰說：“對于安娜，渥倫斯基所有的習慣、思想、愿望、生理和心理上的特質只能夠圍繞著一件事轉，那就是愛她。”換言之，安娜認為，渥倫斯基除了拼命愛她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沒有意義。

她將與她無關的樂趣視為對自己的背叛，他出去干點啥她都會吵鬧不休，以女兒生病為名，一聲聲地催他回家。如果放在現在，估計她也能打100個催命連環CALL。她硬生生地把“愛情”變成渥倫斯基最害怕的字眼，一聽到就覺得崩潰：“又來了，又是愛情！”

看到這樣一個安娜，實在無法同情，她確實非常美，但內心實在貧乏。除了愛不愛的那點事兒，她就不關心別的了。放現在，也許可以勸她一句：要不，您去找個班上？

但問題也在這里。安娜為什么不上班，或者換個說法吧，為什么全部身心都放在她的愛情上，把自己弄得那么累？答案是，她注定只能做個“女結婚員”。

“女結婚員”這個詞，出自張愛玲的小說《花凋》，她寫道：“為門第所限，鄭家的女兒不能當女店員，女打字員，做‘女結婚員’是她們唯一的出路。”其實，不只是像鄭家這種破落戶，很多女人打小就是被當成“女結婚員”來培養。比如若不會做飯或收拾房子，就會被人數落：“怎么嫁得出去？”男人并不會被這樣規訓。

做“女結婚員”也是安娜的宿命。

卡列寧比她大20歲，原本無意于結婚，他和渥倫斯基一樣，天空廣闊，參政議政，賽馬踢球，男人可以找到的樂子太多。他人到中年功成名就時認識了安娜，交往了一段時間，安娜的姑媽通過熟人暗示卡列寧，既然他已經影響到姑娘的名譽，就有責任向她求婚。卡列寧對婚姻沒有做好準備，不免心中為難，但還是向她求了婚。

看到這里，是不是替安娜委屈，人20來歲花容月貌的小姑娘，嫁你這中年大叔，你還不情不愿上了。但是事實就是這樣，結婚不是卡列寧的剛需，卻是安娜的剛需。她活到20歲，沒有被培養出什么生存技巧，獲取愛是她唯一的能力。說得再極端點，一出生，她的命運就是等著嫁人，不是嫁給這個人，就是嫁給那個人。

安娜跟卡列寧結了婚，婚后很無聊。她不愛她的丈夫，她不斷重復一個噩夢，夢到一個胡須蓬亂的老頭，彎著腰拿著鐵器在她身上捅，她感覺那個農民并不注意她，卻拿著鐵器在她身上干什么可怕的事。

這個夢有著太明顯的性暗示，老頭應該就是卡列寧，她認為他對自己沒有感情，那性事也如用一個冰冷的鐵器在她身上捅。

她看著那個和她互不相愛的人，厭倦疲憊至極。她意識不到這是個結構性問題，是“女結婚員”這個設定導致的，以為自己只是沒有遇到對的人。

等到對的人粉墨登場，局面卻變得更糟糕。她孤注一擲地和渥倫斯基出走，剪斷所有的社會關系，讓自己處于孤立無援之地。既不用上班也不用做家務的她，有的是時間胡思亂想，并在這種胡思亂想中，產生了足以淹沒她的失控感。

就算有了很多很多的錢和很多很多的愛，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也還是走不出去的。

不能怪安娜，這并非她的選擇。是她的生存環境，沒有把她培養成一個興趣廣泛、愛好多樣、獨立自主的女人，單靠獲取愛這一樣能力，她實在太弱了，坍塌是必然的事。

關于安娜是怎樣變成一個“女結婚員”的，書里沒有詳述，但古今中外女性的經歷大抵相同。福樓拜所著的《包法利夫人》里，寫了包法利夫人愛瑪的成長史，可以參照。

愛瑪是一個農夫的女兒，她父親有段時間手頭寬裕，把她送進了城里的修道院。修道院里也教普通人家孩子修辭、算術和天文，她父親大概想讓女兒多點書卷氣吧。一個女孩子，又不能讓她學醫學或法律。那是男孩子才會學的東西，愛瑪后來嫁的丈夫查理，家境比愛瑪差得多，天資平庸到令人驚奇，但他家里人省出一點錢來，送他去學醫。當愛瑪在修道院學到一肚子不合時宜的風花雪月時，查理已經有一技傍身，查理跑來跟她求婚，需要結婚的她只好答應。

蕭紅說：“女人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誠如是也，就算飛起來，也上不了天。

嫁給查理的愛瑪，想要過不平凡的生活，她鼓勵查理醫術上有所精進，但他實在沒有那個能耐，釀成一起醫療事故。她只有像安娜一樣，指望了不起的愛情帶她飛翔，愛上了公證處的文書賴昂。兩個人在一起從詩詞歌賦談到人生哲學，卻也同時意識到，這樣的感情不會有結果。

賴昂選擇了遠走高飛，去巴黎讀書，愛瑪卻只能停在原地，與她庸碌暗淡的生活周旋。“買買買”成了她的解決方案，她買哥特式跪凳，克什米爾的藍呢袍，一個月花14法郎買檸檬洗指甲，還要上好的圍巾，當成腰帶系在室內穿的便袍上。她買窗簾，買地毯，買正流行的可以搭在沙發上的花邊……

當一個野心勃勃的女人被堵死所有出口，消費就成了她唯一能對生活施加影響的方式。然而這所謂的影響歸根結底也是幻覺，她并沒有那個實力，為了堵住內心的虛空她不管不顧，最終將自己推上絕路。

從某個角度說，安娜與愛瑪，都是不完美受害者。作者并沒有把她們寫得單純無辜，相反，他們以寫實主義者的良心，寫盡了她們的空虛和虛榮。但是，她們成為這樣的人，是被整個環境塑造的，她們被剪去羽翼，在訓誡中收起翅膀，當天性中的激情推動她們想要成為自己，一種深刻的無力感，讓她們瘋狂。

如果她們不這樣又能怎樣呢？《安娜·卡列尼娜》里還有兩位女性：安娜的嫂子陶麗選擇不掙扎，面對丈夫的出軌，只能哭著原諒他；陶麗的妹妹吉蒂運氣好一點，碰上比較靠譜的列文，但她并不愛這個過于嚴肅的人，只是坐穩了“女結婚員”的位置。

掙扎還是不掙扎，命運都不會好到哪里去。

有意思的是，這兩部小說的作者，托爾斯泰和福樓拜，都同樣為他們筆下的女主人公之死掉過淚。托爾斯泰原本想寫一個墮落的婦女，隨著筆觸的深入，讀懂了她，題記“申冤在我，我必報應”這八個字意味深長。福樓拜則對他的朋友說：“就在此刻，我可憐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時在法蘭西20個村落里受苦、哭泣。”

促使他們下筆的是她們傳奇性的結果，在寫作過程中，他們則看到了她們的來路，看到她們受的苦，于是有了一種大悲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