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布魯姆在《巨人與侏儒》中宣稱，喬納森·斯威夫特（1667-1745）將慧骃國描繪成“一個建立在柏拉圖《理想國》基礎上的烏托邦”，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斯威夫特本人的社會理想。在此地，“他們一般都活到七十歲到七十五歲，很少有活到八十歲的。他們在死前幾個星期就一天天衰弱下去，但是并不感到痛苦……因此當將死的慧骃回拜朋友的時候，他就要向朋友鄭重告別，好像他要去往某個遙遠的地方，并準備在那里安度余年”。

與慧骃國相反，在《格利佛游記》（1726）第三卷后半部分，斯威夫特刻畫了拉格奈格（Luggnagg）島上“斯特魯布魯格”（Struldbrugg，老而不死之人）的凄慘景象：“他們不但具備一般老年人所有的缺點和荒唐行為，并且還有許多別的缺點，因為他們對于自己永遠不死感到恐怖。他們不但性情頑固、暴躁、貪婪、沮喪、虛榮、多嘴，而且絲毫不講友誼和情愛，即使有，頂多也只能對兒孫還有些感情。嫉妒和妄想是他們的主要情感……在他們中間最幸福的人倒是那些年老昏聵、記憶全失之人。”——而國家一旦落入此輩之手，正如格列佛在本章末尾所說：“由于貪婪是老年的必然后果，那些不死族必定會成為整個國家的所有者，并吞噬公民權力；由于缺乏管理能力，它必定以公眾的毀滅而告終。”照評論家的看法，此處描寫是對年邁昏庸的英王喬治一世（1727年駕崩）的強烈諷刺，但與此同時，它也表明諷刺作家斯威夫特（時年五十九歲）本人對行將到來的晚年生活“充滿憂慮”。

斯威夫特是一名遺腹子，出生后先被保姆誘拐，不久又遭生母遺棄，由伯父撫養成人。早年生活不幸造成他終身難以克服的心理創傷，同時也使得他對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格外關注——尤其在與“涂鴉社”（Scriblerus Club）文友、宮廷御醫阿布思諾特（John Arbuthnot）的往來書信中，健康問題占據了相當篇幅。

早在1709年致都柏林大主教威廉·金（William King，曾任教于三一學院）的信中，斯威夫特聲稱，他之所以遲復導師來函，乃是因為“腦子里有一種可怕的瘟疫，一種頭暈，讓我無法寫作或思考任何事情”。1711年，在致女友斯特拉（“Stella”）信中，斯威夫特描述“我的左手非常虛弱，在顫抖……只能右手提筆作書”。1720年，和年輕詩人愛德華·楊（Edward Young）的旅行途中，斯威夫特突然翻身下馬，匍匐在地，要求同行的友人和他“一起熱切祈禱，這樣我就永遠不會像這棵橡樹一樣——它的頂部腐爛枯萎，而其他部分卻完好無損”。

起初，斯威夫特將自己的病癥歸咎于飲食方法有誤——食用“過多的青蘋果”（surfeit of green apples）導致腸胃功能紊亂，進而影響到大腦，并決定自此以后，終生禁食水果。他的醫生朋友也開出各種治療良方，其中包括吞食苦不堪言的秘魯樹皮（Peruvian bark）這樣的“偏方”，然而以上種種皆收效甚微。

1730年代以后，斯威夫特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眩暈、惡心、耳鳴等癥狀已成家常便飯，令他飽受困擾。1736年，他寫信給“涂鴉社”另一位好友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多年體弱多病讓我心碎。我的意思是我腦子里那種令人厭惡的持續混亂。我既不能讀，又不能寫；失去記憶，也無法交談。”1738年2月，他在致蒲柏的信中再次提及自身記憶力減退的可怕癥狀：“幾個月以來，我一直是斯威夫特博士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年老，頭暈，耳聾，健忘……”蒲柏聞之痛心疾首而又無可奈何，一時竟無言以對。

對于斯威夫特而言，老年生活最大的悲哀并非身體的苦痛，而是江郎才盡的怨嘆：“對于作詩而言，他已過了巔峰期/他花了一個小時才找到韻腳。”在戲擬的自挽詩《詠斯威夫特博士之死》中，他自我調侃道：“他頭腦中反復發作的眩暈感/直到他死為止都不會離開；更何況他的記憶力衰退，/他不記得自己說過什么。/他無法想起朋友的名字；忘記上次吃飯的地方；/他不斷地給人講故事；他之前已經告訴過他們五十次。”

維多利亞時代傳記作家威廉·萊基（William Lecky）對斯威夫特晚年病狀做過細致刻畫：某一天，“他的一只眼睛上長出麥粒腫，伴隨難以忍受的疼痛。整整一個星期，不顧別人阻攔，他一直試圖親手把自己的眼睛挖出來……這不是瘋癲（madness），而是癡呆（idiocy）……他有時也想從麻木中清醒過來，但又找不到詞語來造句，于是他長嘆一口氣，又回到以前的狀態”。1760年代，北美醫生兼社會活動家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曾在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博士學位，后來他在一部老年醫學著作中判定，斯威夫特的癥狀屬于老年失智——包括“年邁昏聵”（dotage）、“老年低能”（imbecility）和“老年瘋癲”（lunatic），具體表現為失聰、失語和失眠（據探視親友記錄：發病期間，斯威夫特“……近一個月每天睡眠不足兩小時”）。拉什援引英國哲學家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名言“大腦是記憶和思想之源”，認為斯威夫特的健忘乃至失智乃是衰老的必然結果——這也回應了十七世紀倫敦內科醫生威利斯（Thomas Willis）在《醫學實踐》（Practice of Physick）一書中關于衰老導致愚蠢（foolishness）的論斷：“一些人早年足智多謀，但逐漸變得遲鈍，最終日漸愚蠢——僅僅因為年事漸高，而非因為生平所犯其他錯誤。”

根據阿布思諾特等醫生出具的病理報告書，并結合斯威夫特本人自述（中年時左手無力及面部癱瘓），十九世紀愛爾蘭著名眼科醫生威廉·王爾德（劇作家奧斯卡·王爾德之父）在《斯威夫特教長生命的最后幾年》一文中診斷，斯威夫特患有美尼爾綜合征，其主要癥狀為突發性眩暈——發作期間患者會出現眼球震顫，以及視力明顯下降。此外，“腦動脈硬化”（cerebral arteriosclerosis）和“退化性憂郁癥”（involutional melancholia）臨床也極有可能表現為眩暈和語言及行動障礙。1993年，美國學者劉易斯（J.M. Lewis）在《柳葉刀》發文，將斯威夫特作為阿爾茨海默病的典型例證：“斯威夫特教長晚年的特點是不能長時間行走、漸進性失語和無法辨別任何人……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也未能幸免”——該病癥疑似與斯威夫特（以及愛默生）等文化名人長期用腦過度有關。據考證，在都柏林三一學院就讀期間，斯威夫特時常和劇作家同學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等探討洛克哲學和政治論，深信“任何人都可能因錯誤的聯想而陷入瘋狂”——這似乎也印證了約翰遜博士在《詩人傳》中的感慨：“老年癡呆是卓越頭腦最后的病弱。”

進入1740年代，斯威夫特健康狀況急轉直下。在給侄女懷特韋夫人（Martha Whiteway）的一封信中，他滿懷凄慘地寫道：“我整晚都痛苦不堪，以至于我無法表達我身體和心靈上的屈辱。我只能說，我并沒有遭受酷刑——但我每天、每時每刻都在期待著它……今天是1740年7月26日星期六。如果我能活到星期一，我希望見到你，也許是最后一次。”

同時，愛爾蘭牧師德拉尼（Patrick Delany）的報告也從另一側面描繪出斯威夫特晚景凄涼：“從他的訴苦中，我完全確信他受到了懲罰；他悲嘆的樣子刺穿了我的心，他說自己是個白癡，而不再是人類（human creature）。”隨后，經過醫學委員會鑒定，斯威夫特的確喪失行為能力，應當予以監護。于是，根據哈佛大學教授利奧·達姆羅施（Leo Damrosch）在《喬納森·斯威夫特：他的生平和世界》一書中的描述：斯威夫特“受到了像新生嬰兒一樣的待遇，被從床上抱起，穿好衣服，由仆人和保姆牽著在房間里走來走去，喂飯，脫衣服，然后像小孩子一樣上床休息”。

1740年5月，斯威夫特“盡管身體虛弱，但思想健全”，在此情況下，他制定了遺囑：決定捐獻全部家產一萬兩千英鎊（當時普通勞工階層一年收入約十二英鎊），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附近興建一所瘋人院。1745年，斯威夫特病逝。經地方議會批準，瘋人院破土動工，三年后建成，即日后享譽英倫三島的圣帕特里克精神病院（St Patrick’s Hospital for Imbeciles） 。

精神分析學派通常將斯威夫特種種不幸歸咎于他的瘋癲[他在愛爾蘭家喻戶曉的綽號是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瘋教長”（Mad Dean）]，并認為其誘因有三：童年飽經磨難、中年政治失意以及晚年情感糾葛。自三一學院畢業后，斯威夫特先是投靠遠親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并擔任這位政壇名流的秘書，由此得以結識宮廷顯要。隨后，他與艾迪生（Joseph Addison）、斯蒂爾（Richard Steele）聯手辦報[號稱“三劍客”（Triumvirate）]，為執政的輝格黨搖旗吶喊。沒幾年，輝格黨垮臺，他又被托利黨招募，成為該黨輿論宣傳的“喉舌”（由是在黨爭中與昔日同僚反目成仇）。斯威夫特文才頗受安妮女王賞識，然而在論功行賞之際，他的諷刺長詩《木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因打擊面太廣遭政敵構陷，結果被“發配”到邊遠的愛爾蘭。和友人博林布魯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告別之際，斯威夫特不無悲觀地預言，他會“憤怒地死在愛爾蘭，就像洞穴里中毒的老鼠一樣”。

與政壇郁郁不得志相比，情路歷程的坎坷對斯威夫特無疑影響更大——傳記作家一致認為，終其一生，女性是他“最大的軟肋”（greatest weakness）。早年他曾向貝爾法斯特一名富家女求婚，因家貧遭拒。寓居坦普爾府邸時，他對管家之女斯特拉一見傾心——斯特拉拒絕倫敦一眾求婚者，甘愿追隨斯威夫特至愛爾蘭，二人居處相隔不遠，除了書信往來，也時常見面談心，只是關系未能進一步深入。與此同時，另一位年輕女子凡妮莎（Vanessa）對二人的親密之情卻大為不滿。凡妮莎出身名門，是斯威夫特居留倫敦期間私相傳授的“女學生”——情詩《卡德努斯和凡妮莎》（“Cadenus and Vanessa”，卡德努斯是“教長”一詞的拉丁文變體）便是這一階段的產物，結果惹得年輕女子害起了單相思。可惜，凡妮莎的大膽表白并未奏效。斯威夫特折返愛爾蘭后，她不顧一切前往追尋，在大教堂附近賃屋別居，期待斯威夫特回心轉意。十年后，心力交瘁的凡妮莎感染肺結核，而斯威夫特與斯特拉秘密結婚的傳言則給予她致命一擊——她在最后一封書信中對斯威夫特坦言自己已“生無可戀”（little joy in life）。臨終之前，教區指派普萊斯教長（Dean Price）為她作祈禱，而她的回答是：“我不要普萊斯（Price），也不要人祈禱（Prayer），我唯求一紙《木桶的故事》。”

凡妮莎的直覺無誤——在斯威夫特畢生交往女性中，斯特拉地位最為特殊。在她的每一個生日，斯威夫特必定賦詩紀念。斯特拉自幼接受淑女教育，性情溫婉，善解人意，斯威夫特的焦躁易怒癥也唯有她方能撫慰。斯特拉患上消乏癥（fatigue）后，斯威夫特幾乎逐日記錄她的體重變化和飲食情況，為之多方尋醫問藥，可惜無濟于事。1728年，斯特拉病逝。在她的病榻前，斯威夫特感喟：“世間最愚蠢之事莫過于介入一段嚴肅而穩定的親密關系之中，因為一旦失去，那種悲痛無以復加……人生最后一幕（Act）至多是一出悲劇。”斯威夫特本人去世若干年后，有人從他抽屜角落里發現一個信封，封內別無他物，只有一縷秀發，據說是斯特拉當年手贈——由此可見斯威夫特用情之深。1736年，他在致蒲柏的信中感慨：“最令我困擾（vexed）的是，所有的女性朋友……如今都已離我而去。”從此，命中注定他在世上只能踽踽獨行。

盡管如此，身在病榻的斯威夫特仍是愛爾蘭人心目中無可替代的英雄豪杰。在震驚朝野的“伍德鑄幣”（Wood’s coinage）事件中，他挺身而出，連發七封《布商信札》（Drapier’s Letters），抨擊英國政府掠奪、壓榨殖民地人民的丑惡行徑，拒不接受欽定的“幣制改革”。當局懸賞三百英鎊捉拿作者——盡管作者身份盡人皆知，但無人出面領賞。民意洶洶，政府被迫收回成命。當晚，都柏林市民盡情燃放煙花爆竹，歡慶反抗暴政的勝利。斯威夫特在書札中論斷，愛爾蘭并非英國的附屬國：愛爾蘭效忠于英國國王，但并不效忠于英國國會——半個世紀后美國革命領導人的論調與之如出一轍。基于上述理由，英國國會制定的法律對于愛爾蘭人沒有約束力，因為“未經被統治者同意（consent）的一切政體（government）都是奴隸制（slavery）”。斯威夫特堅稱愛爾蘭和英格蘭一樣是自由民族，然而不幸的是，“一個長期習慣于受苦受難的民族逐漸失去了自由的概念，他們把自己看成受他人支配的工具”——日后托馬斯·潘恩在《常識》中鼓吹的革命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斯威夫特政論的延展和回聲。

據英國文學評論家J.A.唐尼（J.A. Downie）在《喬納森·斯威夫特：政治作家》一書中的考證，晚年的斯威夫特雖然病魔纏身，但他仍矢志不渝從事慈善事業——1735年，他對友人坦承：他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將有限的遺產“最大限度地運用于社會公益”。他呼吁開辦慈善學校，讓貧困兒童免費入學；他籌措并發放無息貸款（從五十鎊到一百鎊不等），幫助小商人和手藝人創業；他對教堂附近農場加以改進，并一再減免地租；此外，他還號召社會各階層更廣泛的施舍，協力解決都柏林貧民窟的社會問題，尤其是貧困人口問題——這也是他撰寫雄文《一個溫和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的初衷。

1736年，愛爾蘭下議院通過一項收回教堂租地的法案，此舉將令成千上萬租地耕作的貧民無家可歸。斯威夫特怒不可遏，發表諷刺詩作《瘋人俱樂部》（“The Legion Club”），痛斥議會議員喪心病狂，他們把愛爾蘭變成了一座瘋人院。《瘋人俱樂部》是斯威夫特晚年最后一部主要作品，而作品中鋒芒畢露的譏刺和嘲諷卻絲毫也不遜于當年。他在《格利佛游記》結尾交待：格利佛自慧骃國歸來，寧愿每天與馬廄中的馬匹“交談數小時”，亦不愿訪友接客——在舉世皆醉的外部環境下保留了一份難得的清醒。

在1730年代出版的自挽詩中，斯威夫特曾不無傷感地怨嘆他的寂寞身后名：“一年過去，情景迥異，/教長已經不再被提起；/唉！現在沒人淚眼模糊，/就好像他從未存在過。/阿波羅寵愛之人現在哪里？/他已離世，他的作品也隨他而去/二者的命運何其相似。”但歷史證明，他的擔心純屬多余。兩個世紀后，愛爾蘭詩人、愛國志士葉芝將斯威夫特自撰的拉丁文墓志銘譯成英文（收入其詩集《旋梯》[The Winding Stair，1933]）：“斯威夫特的航船已駛入安息之港；/在那里，狂暴的義憤/再也不能撕裂他的胸膛。/糊涂迷惘的世人，要是有膽量，/你就仿效他吧；他是/為人類的自由而獻身。”——毫無疑問，對于捍衛自由的英雄豪杰，歷史當永久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