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安娜·卡列尼娜》劇照（2012年凱拉·奈特利版）

“奧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亂套了”——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情節起點是1870年代莫斯科一個上流社會家庭的婚姻危機：全職太太發現了丈夫出軌的證據。但是，并不是只有他們家“亂套了”，而是小說中的主人公全都“亂套了”。

對比寫于1860年代的《戰爭與和平》，雖然以戰爭為背景，但它的內核是一個和諧而穩妥的世界（“世界”與“和平”是同一個俄文詞）。這部史詩有著荷馬《伊利亞特》一樣的和諧與穩妥，它是明朗的，安寧的，小說的結尾洋溢著幸福感，即在神圣締結婚姻的家庭中就蘊藏著“好的生活”，這就是幸福，這就是生活的意義，這是貫穿托爾斯泰創作始終的、倫理學的問題。

實際上，創作于1870年代的《安娜·卡列尼娜》最初的開頭不是我們現在讀到的這樣，而是和《戰爭與和平》一樣，從一個上流社會的舞會寫起。托爾斯泰最初似乎想通過這次寫作確認之前的那個和諧穩妥的倫理，但是隨著寫作的進展，他越來越偏離了最初的意圖；伴隨著他的新一輪精神危機，托爾斯泰走向了新的高度，之前的穩妥變成了搖搖欲墜，小說開頭也變成了我們熟悉的那句：幸福的家庭個個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這句話的重點當然在后半句，或許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解讀：“幸福的家庭”只是假設,“不幸的家庭”才是真相。作為盧梭的忠實讀者，托爾斯泰在婚姻家庭問題上與他的導師有同樣的反啟蒙思路，即一方面認為生活的嚴肅性就在愛與婚姻當中，另一方面又認為現代文明影響下的婚姻是不自然的，是扭曲的。

不同的是，盧梭的著作里，那種自然法的婚姻只能是一種理想，而托爾斯泰有時候將某種理想化的古老俄羅斯鄉村的淳樸自然作為通往幸福之路的保證，讀者們往往也因為這種保證愛他。但更要看到的是，托爾斯泰指出這條道路的同時，又告訴我們那是一條死路，他用自己的一生實踐進行了說明。在托翁的思想人生鏈條上，離家出走是最重要的一環，這并非所謂老人的賭氣任性，而是作為真正大智者的必然行動，理解這一點的人不算多，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即是其中之一。

我們看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婚姻—家庭的線索呈現出一種離心式運動，體現為一種“騷動”：“騷動”好比柏拉圖所說的，在愛若斯的影響下，人的靈魂開始長出翅膀的時候，會感受到類似兒童長牙的某種“瘙癢”。似乎什么東西在亂闖，腫脹，掙脫出來，這種對未來的好奇總是伴隨著對不確定性的焦慮。

小說中幾個主人公都經歷了“騷動”。不僅名媛安娜勇敢做自己，出軌了軍官渥倫斯基，賢惠的陶麗也產生了很多出軌的性幻想，就連最沒有愛欲的卡列寧也在莉迪亞伯爵夫人的煽動下動了心。不過，“騷動”不僅僅表現在情感領域，它是一種失控，一種從過去的軌道偏離。渥倫斯基偏離了貴族軍官的常規仕途，一向沉穩的卡列寧也在政治斗爭中失態、失手。

失控，意味著不確定性，直到現在都可以說，還沒有哪一部小說如此全面地折射了俄羅斯帝國與現代性的遭遇。小說時間已經來到了蒸汽時代，作為俄羅斯現代性的表征，火車在重要意義上參與了故事情節，它作為一個高速度的、危險的、未知的、仿佛代表著鋼鐵般歷史規律的巨大未知之物，與每個主人公，尤其是安娜的命運纏繞。

與現代性緊密相連的是個人自主性的意識，或者說，自我理解成為每個人都要直接面對的考題。過去人們深深嵌入宗法制社會的秩序中，他的“自我”是跟隨這個秩序運轉的，但是現在舊的秩序在逐漸解體，“自我”被重塑，“我到底想要什么”成為被思考的重要問題，它和“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合為一體，讓小說一體兩面的主人公，即安娜和列文思索“新的意義”，并因此遭遇危機，一個用自殺來解決，另一個暫時用新的信仰克服了自殺的念頭。

安娜在火車上讀的是一本英國小說，具體是哪本并無定解，但我們得知它是有些道德教誨色彩的；更重要的是，我們還知道安娜將自己代入了女主人公。她的思緒隨著小說、暴風雪、疾馳的火車一起起伏。我們有理由認為，這部英國小說的女主人公也觸犯了宗教道德禁忌。安娜大概率讀的是暢銷書，也就是說，女性追求情感自由的故事當時已經很流行，盡管故事總以宗教訓誡結尾。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安娜等同于包法利夫人。

有一個實質無法改變，即安娜本來就是自然的、樸實且誠實的。托爾斯泰和盧梭一樣，最反對的就是虛偽、偽善，安娜的行動最大的動因是，她不能夠虛偽地活下去，這是理解安娜最關鍵的點。出軌其實即便在當時也并非新鮮事兒，上流社會有自己的“游戲規則”，安娜就像“皇帝新裝”里的那個孩子，是一個非常清醒又單純的人，她的行動挑戰了這種游戲規則的偽善，所以她被集體排斥。

還可以給她的好的品質加上一條：勇敢。她進行了反擊，不出意料迎來的是一場今天所謂的“蕩婦羞辱”。可能安娜想不到的是150年后她還得被讀者審判——如今坊間對安娜的一個看法是，她把自己給“作”死了，因為顯然渥倫斯基經由與安娜的熱戀變成了一個“理想的”愛人，而安娜的激情卻似乎走入了一種妄想癥。但我們更應該想到的是，安娜的愛情想象恰恰是一種被現代性“異化”了的、亦即今日指責她“作”的讀者的想象。這種想象理想化了某種上流或中產階級愛情，其中核心就是渥倫斯基作為“理想的”丈夫這個認知。這種認知只能說與托翁的思想完全相反。

安娜的問題在于，她與現代性的遭遇沒有啟發出新的自我理解。她對自己的構想只能是“母職”范圍的，即母親和妻子，即她“應該怎樣去活”，或應然。這樣她就無法承受自己欲望的真相。這種應然讓她無法活在實然當中，托爾斯泰告訴我們這種布爾喬亞式的婚姻理想實質上是永遠不滿的，本質上是一種幻象。

列文的嫉妒則很像是盧梭的愛彌兒，他經常用自己不配得到幸福來責備自己。小說文本中，我們看到托爾斯泰仍然嘗試通過列文“笨拙的真誠”去發現安娜沒有找到的東西。這種笨拙正是托翁用來抵御現代性的努力。我們不難看到的一點是，列文和吉蒂的婚姻同樣也并非“理想的”，吉蒂本就是理想化的斯拉夫自然之女的化身，她的應然和實然是一體的，但我們不要忘記列文才是主要人物，即便和這樣的仙女在一起，他也想自殺。他的問題在于，他渴望信仰，卻又無法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作為莫斯科上流社會的“闊少”，列文的靈魂里無論怎樣努力，都殘留著輕浮的色彩，也就是說，他不可能真正理解人民的宗教生活。所以說，雖然列文最后好像在農民普拉東（即柏拉圖）的話里得到了某種“頓悟”，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的精神危機得到了真正的解決，他的精神探索之路還會很漫長。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