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有關女性主義問題的討論由來已久，但女性主義批評實際上直到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第二次“婦女運動”后才得以展開。女性主義批評以反對父權制和性別歧視為根本目的，從政治、經濟、教育、法律乃至文學傳統上，揭示女性的從屬和他者地位，具有較強的政治性和理論活力。縱觀西方文學批評的發展，女性主義批評不僅參與了文學史和文學傳統權威的標準重構，更從女性主體對話主體危機后的思想反思。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女性主義詩學，不僅全面涵蓋了文學藝術的經典標準、價值尺度、研究方法以及話語敘事等方面的思考，也與同時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后殖民主義、精神分析理論、結構主義、生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等文化詩學保持了密切的參證與互動。該理論的核心理念包括父權制、雙性同體、女性氣質、性別研究、身體寫作等與女性密切相關問題的思辨，同時也為權威、自傳、經典、文類、神話、無意識等傳統批評母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女性主義批評以多樣性著稱，即便是英美與法國的女性主義發展路徑也并非整齊劃一。英美流派更加注重文學傳統，從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到伊萊恩·肖瓦爾特的《她們自己的文學》，以及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合著的《閣樓上的瘋女人》，英美流派的女性主義者大多從作品出發，重視文本的細讀與闡釋。而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重要著作《第二性》中所表現出的強烈的存在主義哲思一樣，背靠歐陸理論的法國女性主義者對女性理論的建設與思辨顯得更為迫切。不過盡管如此，與大多明確話語開創和體系建構的理論不同，女性主義各個流派在建構初始都不約而同地為女性在某一領域的缺席而發聲。

人們的確可以追溯古希臘女詩人薩福或《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巴斯夫人”對五位丈夫的嘲諷，來證明女性主義的歷史悠長，然而與對女性充滿敵意的文字數量相比，這些較為正面的女性形象可謂鳳毛麟角。而這些性屬意識形態的建構者，竟也不乏西方文學歷史中熠熠生輝的名字：亞里士多德認定女性天生缺乏某些品質；托馬斯·阿奎納明確把女性界定為“不完滿的人”；杰勒德·霍普金斯更認為創造性的天賦“僅僅是男性擁有的品格”。這一現實背后的原因，是長久以來女性在經濟、教育、政治和社會地位上的沉默和壓抑。

不難想象，早期女性主義運動只能在男性社會的夾縫之中萌芽和生存。在思想禁錮的中世紀，遁世的女隱修院賦予女性識文斷字和獨立思考的空間和機會。在動蕩不安的17世紀，宗教制度的多變、難民及異教徒向歐洲的涌入，讓女性在教堂中獲得傳教工作，從而得到更多學習和發聲的契機。18世紀末，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在法國大革命之后寫下了《為女權一辯》，提倡女性理性，質疑傳統的男性權威。進入18世紀，女性寫作蓬勃發展，無論是瑪麗·雪萊、勃朗特三姐妹還是簡·奧斯丁，女性作家在這一時期很大程度上改寫了西方文學史的脈絡，“女性讀者群的形成和女性小說家的崛起是 18世紀英國文化生活中最意義深遠的事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文學和藝術的書寫創作和閱讀能力始終伴隨著女性運動的吶喊和斗爭，系統化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隨之應運而生。

西方的女性主義運動隨著社會和歷史的變遷，衍化出自由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社會女性主義和后現代女性主義等社會運動。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發展則在女性創作穿梭在小說、文學批評和社會批評之間的作品中產生。最具代表性的應屬英國女性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她在1929年出版的《一間自己的房間》。伍爾夫提醒人們，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兩性之間始終存在著顯而易見的不平等現象。這一現象不僅跨越文化和時代，也貫穿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中。應該說，英美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譜系始于弗吉尼亞·伍爾夫，隨后通過凱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對男性創作文學的激烈批評，以及伊萊恩·肖瓦爾特的《她們自己的文學》得到更加系統和學理化的建構。

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一書中，肖瓦爾特對女性文本作出了重新解讀，提出了一種承認女性寫作特殊性的女性傳統方法，稱之為“女性批評主義”。女性批評主義更加關注有性別偏見的男性小說家，批判父權制對文學傳統的鉗制，揭示“厭女癥”和被扭曲的女性形象。肖瓦爾特在1977年曾經回顧女性寫作兩百年的發展歷程，將其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

首先，有一個很長的模仿階段，模仿主導傳統的流行模式，并把它的藝術標準和對社會角色的觀點國際化。然后是抗議階段，反對這樣的標準和價值觀，并提倡少數群體的權利和價值，其中就有獲得自主權的要求。最后是自我發現的階段，適度地擺脫了對于對抗的依賴，轉向內心，尋求認同。對女作家來說，用以指稱這三個階段的恰當用語是：女性的，女權的，女人的。這一理論的提出，讓女性主義批評逐漸擺脫模仿模式，跳出等級秩序和邏輯結構的男性話語體系，提高了對自身語言、書寫模式、敘事方式、閱讀體驗等女性自我傳統的關注。

隨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關注的內容逐漸多樣，話題包括了重寫文學史、追尋女性文學的傳統、發掘男性文學中的女性形象、性屬文學創作與功用、題材和韻律等文學形式的意義等。隨著女性運動的深入發展，女性批評家在哲學、社會思想方面的貢獻也逐漸超越了女性領域。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家茱莉亞·克里斯蒂娃對女性語言“前俄狄浦斯情結”的討論，就是女性文學批評與主流話語研究互動和重疊的重要代表。誠然，女性主義批評的核心問題因涉及廣泛而很難整齊劃一，但女性寫作、女性語言與女性文學傳統的構建，仍是現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者孜孜不倦追求的重要課題。

（本文節選自《外國文學理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