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大地上的燈——聶魯達誕辰120周年 暨“聶魯達詩文集”新書首發式

主辦：譯林出版社

時間：7月12日

地點：智利共和國駐華大使館

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編輯 汪天艾

嘉賓：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 趙振江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戴錦華

今年是智利詩人聶魯達誕辰120周年。這位從遙遠的智利走來的詩人，與中國有著不解之緣。他曾在上世紀20年代抵達上海，在新中國成立后又兩度到訪中國，與蕭三、丁玲、艾青等當代作家結識。

對聶魯達的譯介，中國有過兩次熱潮。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對其政治抒情詩的翻譯，另一次當屬上世紀80年代對聶魯達貫穿一生的愛情詩的重新發現。近年出版的多個《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譯本，也足見國內讀者對聶魯達情詩的喜愛。

7月12日，在智利共和國駐華大使館，譯林出版社舉辦了一場主題紀念暨新書“聶魯達詩文集”發布活動。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趙振江，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進行對談，他們的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編輯汪天艾博士擔任主持人。他們三人分別結合翻譯、閱讀、圖書策劃的經歷，回顧這位“情詩圣手”“田園詩人”“人民的詩人”漂泊激蕩的一生，述說不同時期聶魯達在國內形成的閱讀盛況，以及重讀聶魯達作品時的個人感受。

聶魯達繼續在他熱愛的世界上游蕩

汪天艾：7月12日，是聶魯達誕辰120周年的日子。120年，按中國傳統的紀年法，剛好是兩個甲子，它的意義不亞于百年。我們可以看到，聶魯達的生命其實已經超越了通常意義上的線性時間，進入了一個不斷回環上升的、非常美妙的時間之外的境地。

在譯林出版社出版的“聶魯達詩文集”中，我的老師趙振江翻譯了《在我熱愛的世界上游蕩：聶魯達詩選》，青年譯者陳拓翻譯了《看不見的河流：聶魯達文選》。通過這兩位譯家的筆觸，我感到聶魯達仿佛已經渡過了生死或者時間這條看不見的河流，繼續在他熱愛的世界上游蕩。

今天有幸請到趙振江老師和戴錦華老師，和我們一起聊聊他們和聶魯達的故事。我們先請各位老師談一談和聶魯達的淵源吧。

趙振江：很高興再一次來到智利共和國駐華大使館。我和戴錦華老師已相識多年，早在她任教于北京電影學院的時候，我們就認識了。后來我的兩個研究生成為她的博士生，我們的關系變得更密切了。除去在北京大學教書以外，我這幾十年主要從事的就是西班牙語詩歌的研究和翻譯，翻譯大概占去了我90%的業余時間，現在我每天翻譯五個小時。

我很早就開始翻譯聶魯達和米斯特拉爾這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了。米斯特拉爾可以算作聶魯達的老師，而且他們都生活在智利的特木科這座南方城市，他們最早發表作品都是在這里。

聶魯達曾經三次來華。在外國詩人中，他對中國詩歌創作界的影響應當說是最大的。原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孫玉石教授，是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年入學的學生。有一次，他和我說他們那級的學生每天早晨起來，大家伙會一起朗誦《伐木者，醒來吧》。由此可以想象聶魯達在當時的影響力。

我是1959年才上北京大學讀書的，我本來考的也是中文系，結果被外語系要走了。我一開始學了一年半法語，后來又改學西班牙語。所以，通過學習西班牙語，我更多地了解到了聶魯達。關于翻譯智利的詩歌，我首先翻譯的是米斯特拉爾，被收入漓江出版社的諾貝爾文學獎叢書。后來，云南人民出版社拉丁美洲文學叢書中，我和張廣森合譯了聶魯達的《漫歌》。

大自然和愛情，聶魯達詩歌中的重要主題

趙振江：對我來說，聶魯達的詩是常讀常新的。現在我一邊翻譯，一邊覺得自己隨時在與詩人交流，而且是在受教。聶魯達的一生是非常豐富的，這是成就一位詩人的因素。聶魯達是一位天才詩人，他的父親是鋪路司機，他剛生下來沒多久，母親就去世了，但是繼母對他非常好，所以他于1915年11月寫的第一首詩是獻給他的繼母的。他發表第一篇文章的時候，只有十三四歲，他在十九歲出版第一部詩集，二十歲出版了奠定自己在智利詩壇地位的《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所以，他是一位非常有天賦的詩人。

聶魯達在回憶錄里寫道：“我不寫詩，我十歲左右就成為詩人了。”他說雖不寫詩，但是生活環境影響著他，小鳥、甲蟲和石雞卵，吸引著他。大自然和愛情，是聶魯達詩歌中的兩個重要主題。

1927年，聶魯達進入外交界，被派遣到了亞洲，首先是緬甸，然后是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在1936年西班牙內戰之前，聶魯達創作了《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和第二卷，他當時是非常困惑的。1936年，聶魯達任智利駐西班牙領事，經受了西班牙內戰的洗禮，人生道路和詩歌創作在這時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的價值觀、思想、政治立場也同時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徹底地站到人類的大多數——廣大的勞動群眾身邊。他后來創作了《漫歌》，這本詩集大概有一萬五千行，他從“哥倫布到美洲”開始寫，一直寫到自己創作這首長詩的時候，甚至寫到了自己的遺囑。在翻譯或者審校這些詩句的時候，我也在親身經受一場教育。我個人認為，學習西班牙語的學生，如果能把《漫歌》從頭到尾認真地讀一遍，會對拉丁美洲現當代歷史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知。

重讀聶魯達，讓我們再一次與20世紀相遇

戴錦華：大概在過去的二十年當中，我始終保持著對于整個西語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的關注。我也去過很多拉丁美洲國家，但還未到過智利，我希望今年能踏上智利的土地。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詩歌在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占有今天難以想象的重要位置，發揮著多種多樣的社會功能，所以在當年，我們最早讀到了聶魯達。最初，于我而言，聶魯達是與大地、與勞動者之子、與人民、與激情、與革命連接在一起的。一直到我成年之后，經由趙老師和他送給我的學生，我才開始更深地了解到一個與愛情，與語言，與語言的藝術、語言的秘密、語言無限的潛能和它的限定性相關的聶魯達。

曾經，聶魯達的形象對我來說，是并列在諸如馬雅可夫斯基這樣的詩人、革命者一邊的，直到很晚我才意識到他作為一位詩人，在文學的意義上，具有美麗的、超越時間之外的價值。

我是經由趙老師才知道，中國西語系的創建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古巴革命的成功，因為國際外交和政治的需要，趙老師他們就被從法語系抽調到另外一個專業去，由此中國今天才有了如此龐大的語言和文化研究的脈絡。

如同趙老師所說，今天重新拿到這套詩文集的時候，我更清晰地意識到《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是一百年前的，整整一個世紀以前的發現。當重新讀這些詩的時候，我非常強烈地感受到，今天我們紀念聶魯達、重讀聶魯達，我們同時也是在叩訪20世紀史，叩訪一個迄今為止沒有與之相仿的百年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當中，我們讀聶魯達的漫游、聶魯達的創作，讀他的詩情和激情，我們感知著他作為詩人、作為外交家、作為政治家、作為戰士、作為革命者的同時，事實上是讓我們再一次與20世紀相遇，再一次從20世紀當中汲取到生命和愛的力量。

無論用什么語言讀聶魯達，都依舊會被他打動

汪天艾：剛才趙老師和戴老師都有談到，其實很多上一代的中國讀者接觸聶魯達是先從他的革命詩歌、政治詩歌、社會詩歌開始，然后再重新發現聶魯達，發現了他的《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那么對于年輕一代的讀者而言，聶魯達最出圈的應該就是這本情詩集，可能在閱讀的過程中，又慢慢地追溯出了他非常波瀾壯闊的一生。

我也非常有幸能夠參與到這次文選的編纂工作中。這本文選里的作品大部分是他在經歷西班牙內戰后寫的，也是我非常希望能夠呈現給大家的作品。這些都是第一次在國內翻譯出版，有很多文章是《聶魯達全集》中收錄的原本散佚的部分，之前沒有被放在任何一個獨立的集子里。對我而言，聶魯達代表著廣義的同志情誼，這是大愛，他既愛具體的人，也愛他的國家、他的西班牙朋友。他的革命性與他的愛情，其實是相通的。

譯者陳拓老師翻譯得非常好，如果大家讀了這部文選中寫西班牙的部分，就會看到他悼念加西亞·洛爾卡和安東尼奧·馬查多的文章。我們能感覺到他對此事耿耿于懷，他覺得自己沒有救到他們。這兩位西班牙的知識分子是在內戰第一年和最后一年分別遇害的，他們都沒有活過西班牙內戰。聶魯達在幫助西班牙共和國的流亡知識分子到拉美避難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他沒有救到洛爾卡和馬查多這兩位好朋友。大家可以在文章中看到他們的這種情誼，我們可以稱之為一種普世的國際主義。

2023年是聶魯達逝世50周年，我們在西語里經常會說一位作家去世50年就是“50年沒有他的聲音”。這個世界在沒有了聶魯達的聲音之后的50年，我們還是可以在他的文字里、在他的詩歌當中讀到他是相信愛可以高于一切的。在某種程度上，他是超越時間的。不管是哪一代的讀者，用什么語言讀到聶魯達，都依舊會被他打動。

聶魯達認為詩人也是普通的勞動者

趙振江：以前，我們主要介紹聶魯達的政治抒情詩，比如會介紹《伐木者，醒來吧》，但是不會介紹《二十首情詩》。盡管《二十首情詩》最后都匯成了《一支絕望的歌》，就是他給自己心儀的兩位姑娘寫的情詩，實際上都沒有得到回應。但我現在再看《二十首情詩》，我覺得就是“真、善、美”，他寫得非常真實。今天，我們在這里紀念聶魯達誕辰120周年，重新把聶魯達作全面的介紹是非常有必要的。

聶魯達一生的經歷是非常豐富的。在西班牙內戰以后，智利給聶魯達一個特殊使命，就是營救被法西斯迫害的共和國戰士。聶魯達找到了一條船，大概有近2000名在法國和北非的法西斯集中營當中的共和國戰士或者革命人士，被他營救到拉丁美洲。聶魯達的一生，從1936年發生轉變以后，直到去世，他始終忠于自己的信仰，可以說初心不改。比如《漫歌》當中他寫到了漁民、農民、礦工，一直寫到他自己的遺囑是將來要把他的《黑島》交給智利共產黨。他寫《漫歌》的時候，實際上是他正處于“地下”，不斷地從一個地方躲藏到另一個地方，很多農民、礦工，都掩護他、幫助他。我覺得這個經歷對于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不光聶魯達，包括像智利的詩人米斯特拉爾、巴勃羅·德·羅卡，盡管巴勃羅·德·羅卡和巴勃羅·聶魯達，這兩位巴勃羅是冤家對頭，但我覺得他們的共同點是都站在了人類的人性的高度上。比如，米斯特拉爾把她自己第二本詩集《柔情》的版權贈予了西班牙內戰犧牲的戰士們的孩子。她自己沒結過婚，也沒有小孩，但是她的詩歌從情愛到母愛到博愛，都在大愛之上，不斷地升華。聶魯達說詩人應該走向奧林匹斯山，詩人也是普通的勞動者。他們都充滿著情懷，他們都是那么愛自己的國家。

中國和智利，兩個遙遠的國家有著連接

趙振江：聶魯達在亞洲做外交官的時候，舉目無親，而且他在各個地方所見到的滿目的荒涼、破敗，官員的腐敗、墮落，他非常痛苦。而當時的詩壇上又全是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絕對主義的創作潮流，你方唱罷我登場，如此轉換，他自己也不知道寫詩到底應該遵循什么樣的方向，他是很困惑的。所以我們看《大地上的居所》的前兩段，我這里面選的幾首是他1936年以后的詩歌，占主要部分。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來一位詩人從很困惑到很明確的路徑。

1945年，聶魯達當選參議員，同年還獲得了智利國家文學獎，但很快就受到迫害。在1949年逃出智利，被迫流亡，直到1952年智利政府撤銷對他的通緝令，他的生活如此起伏跌宕。1954年，是他50歲的生日，世界各地文化名人趕到智利慶祝，其中就包括艾青，艾青送了他一幅齊白石的畫，他回贈給艾青一個自己收藏的海螺，這也是一段佳話。聶魯達第三次抵達中國的時候，是艾青和蕭三到昆明去接待的，一直陪著他旅游、參觀，直到北京。有時候，我在想中國和智利相隔如此遙遠，幾乎是世界上距離最遠的兩個國家，但是兩個國家在聯合國的座位是并排挨著的。

我2011年有幸去了智利、秘魯、阿根廷，回來以后，我就覺得我真的是欠智利和秘魯一筆債，我應當把他們詩人當中最好的作品介紹給中國的讀者。所以今年我剛剛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巴列霍的詩選，我翻譯的聶魯達詩選也在各大出版社相繼面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