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撾裔加拿大女詩人兼作家蘇萬康·塔瑪馮薩（Souvankham Thammavongsa，1978-）的首部短篇小說集《我不知道這該怎么念》（How to Pronounce Knife）的漢譯本近期問世。英文版在2020年出版之初就斬獲了加拿大最高文學獎吉勒文學獎和安大略崔靈圖書獎等，并獲得《時代》和《紐約客》等雜志的極力推薦。

《我不知道這該怎么念》由14個獨立但內部相勾連的故事組成，故事最直接的靈感來源就是塔瑪馮薩的生活體驗和觀察，塔瑪馮薩的父母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老撾“秘密戰爭”的幸存者，1978年塔瑪馮薩出生在泰國廊開的難民營。移民加拿大的老撾難民的多重社會身份構成了小說集的敘事空間和故事背景——他們是做著一份沒人想做的工作的社會底層勞動者，他們是逃離故鄉的離散者，他們是破碎家庭和社區的創傷受害者，他們是加拿大主流英語社會的邊緣者。在這部短篇小說集中，作家濃縮了移民作家觀察到的屬于當下的議題：作為文化身份的語言（如《我不知道這該怎么念》）、作為生存方式的工作（如《巴黎》與《美甲美足》）和作為“他者”的移民女性（如《吱嘎——》與《捉蟲》）。

“K的靜默”

除了光彩耀人的獎項和流光溢彩的褒獎之詞，這本薄薄的集子最讓中國讀者好奇的或許是——中文譯名和英文的不對等，“如何讀刀”是怎么回事？因為“刀”在英語中并不是一個復雜的單詞。

本書開篇的同名短篇小說《我不知道這該怎么念》講述了一年級老撾女孩喬伊和英語的故事，情節非常簡單：因為媽媽不認識英語，每次都把老師通知班級活動的紙條直接扔進垃圾桶，讓穿著綠色運動服的喬伊在穿著亮閃閃的粉色的同學面前難堪（作家個人網站首頁的童年照片同樣穿著綠色衣服）；唯一識字的爸爸也不知道knife這個單詞中的k是不發音的，念道“卡耐夫”，讀錯knife讓喬伊成為班里唯一一個沒拿過獎的學生， “一雙藍眼睛，鼻子周圍長著點點雀斑”的黃發女孩取笑了她，翻了個白眼，拿走了老師的紅色悠悠球獎品。在少數族裔文學中，二代移民往往想通過流利的英語融入社區和主流文化，而一代移民希望維系住和母語之“根”的聯系。比如在《喜福會》中，二代移民女兒吳菁妹說著流利的英語，一代移民母親吳夙愿的英語支離破碎，是母女文化隔閡的原因之一。但是這段取材于塔瑪馮薩童年經歷的情節為我們指出了“語言即力量”之外的另一層內涵：為什么英語的力量一定就是更強大的？和《喜福會》這樣的20世紀少數族裔女性小說不同的是，一年級女孩沒有以父母尷尬和破碎的英語為恥，而是堅持認為她父親的發音是正確的。

塔瑪馮薩解釋道：“這個小小的單詞‘刀’變成了一個更大更復雜的東西的象征。這變成了一種尊重她的家庭和她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當這個小女孩和她的老師爭論k的發音時，她不僅僅是難以相處，她是在為自己經驗的有效性和家庭的完整性而戰。”這里，作家給了讀者多重“沉默”的并置與沖擊，一是單詞knife中k的不發音；二是“讀了一輩子書、受了一輩子良好教育”但在加拿大不得不緘默的父親，以及無法閱讀英語只會扔掉紙條的母親，對于塔瑪馮薩而言，沉默是常態，“別說老撾語，別告訴任何人你是老撾人。告訴別人你是從哪兒來的沒好處”；三是女孩喬伊的沉默，在了解真相后，斷定不告訴父親k是不發音的現實。在故事結尾處，喬伊把老師蔡小姐獎勵的拼圖飛機分享給父親的時候，父親很高興，“因為某種程度上，那也是他贏得的”。最后一刻，堆疊的沉默與累積的痛苦在真實的笑容與喜悅面前崩解，留白之際仿佛生命縫隙中透出的光，“后來，他們填充出完整的畫面”。

真實的痛與笑

此外，封底上作家的一段話也引起了不少讀者的注意：“對我來說，笑并不輕佻，它是一種生存方式。當事情令人難以忍受時，笑。不舒服的時候，笑。沒有其他感覺的時候，笑。在快樂的時候也要笑。你必須笑，因為這是你奪回力量的方式。”

相信大部分讀者和我一樣，看到這里不禁想問：你在笑什么？作家的這段話出自于《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的訪談 “作為盾牌的笑”（Laughter as a Shield）。塔瑪馮薩在訪談后續這樣解釋她的用意：“從痛苦中獲得幽默，并讓兩者在同一時刻共存，這是我作為移民的經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幽默似乎打開了某種東西——也許是一種重新獲得的抵抗力量或空間……他把笑聲當作盾牌，這樣他所談論的經歷就不會摧毀他。我想我也在做類似的事情。”換言之，塔瑪馮薩想要笑著講述痛的故事。而作家所呈現的各類“作為盾牌的笑”也可以理解為對種種真實的“作為生存體驗的痛”的抵抗——故土離散、文化無根、邊緣化生存與創傷的代際傳遞。

第八篇短篇小說《世界之涯》（“Edge of the World”）將視野轉向了處在世界“邊緣”的老撾難民的家庭和社區，在寥寥數頁中感受“邊緣”與“中心”的切換與激蕩。我們首先可以看到處在英語世界“邊緣”的老撾家庭，父親不讓孩子在外面說老撾語，但在英語世界，父親即是邊緣，他這樣描述工作中英語的壓迫：“他們一個個英語說得飛快，一天到晚朝我大吼大叫，讓我跟上，有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活得沒個人樣。”但到了老撾難民的聚會上，父親卻成為了難民社區的中心，講大家聽了一次次卻不厭其煩的“遵命，先生”的故事：

他告訴他們，每當工作中有人讓他干什么的時候，他都用英語回以“遵命，先生！”，但他是用“去你媽的”的語調和狠勁兒說的。然后他繞著屋子大步行進，像個盡職盡責的士兵向每個人敬禮，每次都用英語說：“遵命，先生！遵命，先生！遵命，先生！”講到他共事的人還以為他多么禮貌、多么和善，他樂得放聲大笑。

一次次帶著“去你媽的”的語調和狠勁兒的“遵命，先生”是社會邊緣的老撾難民對英語苦澀、無奈和憤怒的回應。在這里，我們又一次看到塔瑪馮薩以一種標志性的詩意的和自相矛盾的表達，比如老撾難民聚會上“一整晚笑聲不斷——一陣陣傷感、微弱的氣流迸發”，所呈現的黑色幽默或是笑中帶淚的吶喊，是“邊緣”群體對抗存在真實之荒謬的盾牌。

如果說父親代表著加拿大社會的“邊緣”和老撾難民社會“中心”的并置與顛覆，母親和孩子則代表了家庭的“邊緣”和“中心”的錯位與混亂。缺乏社會經驗的母親無知、沉默且缺乏安全感，她通過看肥皂劇學英語，她為聚會準備食物但不說話，她總是懷疑父親在外偷情，她甚至堅信地球是平的。在塔瑪馮薩的敘事中，母親更像是需要照料的孩子，年幼的孩子卻不得不被親職化。母親好像在女兒面前才能做自己，她在丈夫面前捂嘴笑，在女兒面前才能發出響亮而奔放的笑聲；母親向女兒索取安全感和歸屬感，剛上學的女兒給二十四歲的母親讀故事，安撫從噩夢驚醒的母親，為母親蓋上毯子，并告訴母親：“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孤單的”。當女兒有一天發現“我們是不同的人”，母親懂的是“平的世界”所代表的戰爭、炸彈和死亡，而女兒生活在“圓的世界”，母親和這個家庭的最后聯系也被割斷，在一天夜里拖著行李箱離開，讓“如今四十五歲（的女兒）依然是個孩子，為她的離去而悲痛，一次又一次”。母親的離開是她對“邊緣”最后的反抗，被迫承擔起“中心”的女兒只能感受到無力與絕望，幼小的自己努力照料的母親“不僅離開了我，而且永遠離開了我”。

在故事結尾處，女兒對著衛生間的鏡子，發出了母親一樣的“響亮而奔放的笑聲”，并提出了一個深刻而痛楚的問題——什么能讓一個女人在此時的深夜放聲大笑？是母親離去不可彌合的創傷，還是成為難民時就用完的這輩子的悲痛？塔瑪馮薩沒有回答。在這里，我想到塔瑪馮薩對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區別的解釋或許能提供一些啟發：“短篇小說能給你小說能給你的任何東西，但它不會占用你的時間。” 塔瑪馮薩短篇小說中擁有長篇敘事的張力，詩歌般真實而凌厲的情感，這些都是讀者思緒漫游空間的來源。

從美國的譚恩美到英國的埃瓦里斯托，英語文學中少數族裔的書寫，特別是女作家的作品似乎總是和跨國遷徙、原生家庭、母女關系以及代際創傷等母題綁定，往往以個人維度的微小切口進入，缺乏“男性主流式”的歷史的、政治的、社會宏大話題的恢宏視角。從這個角度看來，塔瑪馮薩也未能跳出俗套，《我不知道這該怎么念》中的十四則小說都在講述加拿大老撾移民的平凡乃至卑微的掙扎——如何在異國艱苦地尋求生存的確認，絕大部分人物和情節來自于作家的生活體驗。

對于這種“約定俗成”，塔瑪馮薩說道：“當我們在新聞和文學作品中遇到難民和移民時，他們往往是悲傷和悲慘的人物。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有道理的。痛苦是真實的，我不想淡化它。但這也是我們的感受和我們是誰的一個非常狹窄的范圍。我們不會經常看到自己是兇殘的，憤怒的，忘恩負義的，快樂的，迷戀的。我真的很想說出一些其他不太熟悉的經歷。我想試著把這些感受想象成故事，并把它們與許多悲傷和憤怒的故事放在一起，形成一幅更復雜的畫面。”塔瑪馮薩努力將情感的厚度和人性的溫度賦予“扁平化”的少數族裔標簽式人物，“痛苦”的移民和難民也可以是且應該是有血有肉的故事的主人公，社會的主心骨以及人生的主宰者。在塔瑪馮薩筆下，真實的分量要超過對銷量的考量，笑和痛凝結了人性的最真實的脆弱和不完美，讓一顆顆因創傷而陳舊的心被更多的人看到、感受、理解與共情。

（作者系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