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小說《束草的冬天》中譯本出版，韓法混血的女作家埃莉薩·秀雅·迪薩潘來到上海。她的眉眼深邃，書卷氣的穿搭很可能在社交網絡上被評價“非常法式”，很難想象她少年時期在瑞士德語區的小城因“亞洲長相”遭排擠。她的母親是韓國人，她13歲以后才頻繁返回韓國，但她用法語自信地說出：“我比我的父母、比我的外祖父母更了解韓國。”從處女作《束草的冬天》到后續《彈珠游戲》《弗拉迪沃斯托克馬戲團》這些小說里，她用法語寫著發生在東北亞的故事。

穿梭在界線兩邊的人

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韓國女作家和女性寫作”成了全世界矚目的話題。在一部分韓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視野里，既是“埃莉薩”又是“秀雅”的迪薩潘，被視為“韓女寫作群體”中特殊且重要的案例。然而在許多韓國讀者尤其男讀者看來，埃莉薩“真稀奇”，“一個歐洲人居然這么了解韓國人的想法”。

埃莉薩承認她的生命經驗是矛盾的：曾經她努力從語言和形貌中追求“和歐洲人一樣”，后來她決心寫出“我所感知的韓國”，并且因為被韓國人當作“外國人”而惱火。她會為韓國正在發生的事揪心，同時感到自己還是處在“界外”。跨種族、跨文化的身份曾是她痛苦和掙扎的根源，促使她開始寫《束草的冬天》。她在寫作中直面內心糾結，逐漸接受了她的“哪兒都不屬于”的身份，并超脫于個體的困境，關心這個時代無處不在的“邊界”和“隔閡”。埃莉薩寫完《束草的冬天》時剛滿20歲，小說正式出版在2016年，今年被改編成電影并且在多倫多電影節首映，這部電影的主創班底驗證了當年文學少女憑著直覺的寫作如何捕捉到當代生活普遍的“身份困惑”：導演是日法混血，女主角是生活在巴黎的韓裔，男主角是摩洛哥裔法國人，都是“穿梭在界線兩邊的人”。

書名里的“束草”是個地理位置特殊的海濱小城，它在韓國的東北邊境，距離朝鮮60公里，海岸線被兩國分界的鐵絲網割開。埃莉薩在年少時偶然去過，她錯過了游客蜂擁的夏天，在深秋時抵達杳無人跡的北方濱海，陰沉的天氣和蕭瑟的海灘讓她想到法國諾曼底，然而在帶著章魚氣味的海風里，她清醒地辨認出束草不是諾曼底。她在小說里寫下：“那邊的海灘，戰火橫跨而過，雖然痕跡仍在，人們已經抬眼向前。這里的海灘仍在等待戰爭的結束，人們建起酒店，掛上彩燈，現在的情況就像是在兩段海崖之間懸了一條繩子，人們如雜技演員般從繩上走過。”

面向自我的寫作得到普遍的共情

埃莉薩開始寫《束草的冬天》時，渴望在私人化的寫作里寫出“不被展示給公眾的、不被了解的韓國”，而根本的出發點是想尋找“不被了解的我”。“束草”在國家之間的界線上，在陸和海的交接處，它是現實的城市，也是隱喻的空間。小說的女主角和作者一樣，是韓法混血，處于身份和自我認知的困惑中。帶有一半法國血統的女孩在閉塞的家鄉顯得格格不入，她工作的民宿里偶然來了一位法國漫畫家，他們在短暫的相處中形成微妙流動的關系，女孩陪伴男人游歷這座東亞的邊城，她也渴望通過男人“外來的”視線，看清自己的模樣。

這不是一部“強情節”的小說，埃莉薩關注的細節和她的行文有著很深的感染力，這是一個年輕寫作者勇敢且誠實地分享著她的經驗與困惑。小說里的女孩在大學里主修法國文學，能說流利的法語，但她把法語隱藏了，面對法國客人，她寧可說不擅長的英語。在保守封閉的小城，法語是女孩身份的一部分標簽，也成了她被視為異類的隱秘羞恥。埃莉薩在小說里寫出了個人經歷的鏡像。她很早就意識到，語言是身份的標識，在瑞士的時候，她的外祖父母堅持和她說韓語，但她在社交生活中刻意隱藏自己會韓語，她拼命地說“當地的法語”，為了不被當作異類；后來回到韓國，她慶幸并驕傲于“我的韓語不帶法語口音”。以及，她在小說里生動翔實地描寫女主角擅長烹飪的韓國特色菜，食物給她提供了身份的皈依感。這同樣來自作者本人的經驗，外祖父母在瑞士經營餐館，她留戀在后廚的童年時光，不愿說韓語的她熱愛韓國傳統餐食，在情感上，她明白“我吃的食物決定了我是誰”。

多文化的成長背景給埃莉薩的青春期制造了矛盾、沖突和裂痕，她寫《束草的冬天》時，以為這是檢視個體創傷、不會發表的故事。小說里的女孩拒絕成為“整容的賢妻”，她同時抗拒著來自傳統/長輩的塑造和本國男性的規訓。傷感的是，她找到的看待自己的新視角，來自一個西方男性。但是對主角以及作者而言，重要的是女孩能跳出隔閡的小世界，找到自我發現的新視角。至于“西方男性的凝視”看到什么？“我不關心。很多讀者問我，男主角看到的束草和女孩是什么樣子？從我寫作時到小說發表后，我都不考慮這個問題。”埃莉薩認為寫作《束草的冬天》是面向自我的親密行為，重要的是對自己誠實。這本小說在亞洲尤其韓國的接受過程則證明了：創作者越是真誠地交付私人的感受，越能得到普遍的共情。韓國和東亞年輕的女性讀者從這個沒有名字的女主角身上辨認“我們的困境”，在歐洲和亞洲被同時視為“異鄉人”的埃莉薩，被韓國的女性寫作者和從事女性寫作研究的學者視為了“同鄉”。

這本寫在十多年前的處女作能被持續地翻譯成近40種語言，因為作者不僅寫出了90后姑娘對東亞家庭的觀察和感受，她所表達的也不止于歐亞混血所承受的種族和文化焦慮，而是捕捉到了這一代年輕人面對不同陣營、不同價值所產生的惶惑。這部小說寫意地結束于身體上的一道傷痕，這道傷痕是不同國族、文化、觀念，甚至性別的圈層“分界”造成的，但“傷痕”的存在也是希望，它意味著兩邊裂開的肌膚還是有可能愈合出新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