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來信： 蒙太古夫人書信集》，[英]蒙太古夫人著，馮環譯，商務印書館，2022年3月版

1763年，蒙太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年）遺著《東方來信》（The Turkish Embassy Letters）出版，旋即成為暢銷書，在英倫和歐陸一版再版。由此，作者本人也像前輩塞維涅夫人一樣躋身于歐洲著名書信作家之列——“崇英派”代表人物、同為書信作家的伏爾泰甚至夸贊其文友蒙太古夫人“文筆更勝一籌”。而在十八世紀藝術史家布魯斯·雷德福（Bruce Redford）教授看來，蒙太古夫人的文筆的確堪與蒙田媲美：其“調性貌似平實，其實極具欺騙性”（in deceptively smooth cadences）。從表面看，《東方來信》不過是一部描繪異域風情的海外游記，但實質上，作者卻要借“他國之眼”來展示她的輝格史觀（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716年4月，蒙太古夫人的丈夫沃特利被任命為英國駐土耳其大使，夫人隨同出使。此行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勸阻英國盟友奧地利卷入奧斯曼帝國與威尼斯共和國的戰爭——否則英國獨木難支，將無法制衡天主教法國和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勢力。在一年半左右時間里，蒙太古夫人將沿途所見所聞（尤其是旅居土耳其的感受）詳細記錄，寄呈國內親友，如胞妹馬爾夫人（其夫馬爾伯爵是鐵桿保王派，曾發動詹姆斯黨人[Jacobites]叛亂）、詩人亞歷山大·蒲柏、威爾士親王妃卡羅琳、里奇夫人（卡羅琳王妃侍女）和布里斯托爾夫人（英王喬治一世王后夏洛特侍女）等。這五十余封書信，長短不一，話題各異，也無只言片語觸及敏感時事（或說蒙太古夫人晚年曾親手刪改）。然而在評論家看來，這正是《東方來信》的高明之處：無論身在何處，盡管不著一字，作者心心念念的仍是故國的政體民情。

身為輝格黨元老金斯頓公爵長女，蒙太古夫人早年因與紳商之子沃特利相戀遭家人反對，被迫連夜私奔出逃，鬧出驚天丑聞，這也使得她對穆斯林社會的女性地位問題尤為關注。比如在一家土耳其浴室（她戲稱該公共場所相當于奧斯曼的倫敦咖啡館）：“浴室里盈滿了女人們的喧鬧聲，有人在梳頭，有人在喝咖啡，嬉笑打鬧，熱鬧非凡。她們盡情地享受屬于自己的私密天地，完全不受男性的干擾。我從未見過哪個國家的女人擁有如此喧嘩的獨立空間。”與英國婦女不同的是，穆斯林婦女擁有自己的獨立財產——“有了經濟實力的支撐，奧斯曼婦女不必再像其他地區的閨閣女子那樣悉聽尊便于丈夫，而是擁有了在家中拍桌子的資格。她們的意見不再是可有可無，而是必須被重視的聲音。”

蒙太古夫人在浴室結識了一群穆斯林上層女性友人，與倫敦名媛沙龍漫天的誹謗中傷相比，這些女士表現出的團結一致、真誠互助令她羨慕不已。這也促使她情不自禁地將兩國女性的處境進行了對比：盡管當時的土耳其實行一夫多妻制，但女性由于蒙有面紗的緣故而享有某些自由，那種“遮掩給予了她們隨性而為的徹底釋放，卻絲毫也沒有被發現的危險”。相反，英國女性卻受到階級、性別和道德的多重束縛。據蒙太古夫人自述，入浴之際，她出于害羞，不肯解下緊身胸衣，遭到當地婦女恥笑，認為是其丈夫施加的“牢籠”。蒙太古夫人只得自我解嘲，說自己婚后確實成了俘虜，被囚禁在婚姻這一部龐大的“機器”里。她在給友人的信中曾把三種不同類型的婚姻分別比作樂園、地獄和煉獄——自由婚姻是樂園，包辦婚姻是地獄，而煉獄則指與一個可以勉強相處的人成婚。在信末，蒙太古夫人感慨系之：“在英格蘭，我們的性別遭受如此輕蔑的對待，在這一點上，世界其他地方無法與之相比。我們在粗俗無知中接受教育，所有的技藝都在扼殺我們的自然理性。”

與書信中不經意流露的“性政治”相比，蒙太古夫人對土耳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全面狀況的刻畫筆觸更為細膩。歷經數百年統治，盛極一時的奧斯曼帝國已呈衰微之勢：“該帝國政府現已完全落入軍隊手中，那號稱擁有絕對權力的大君（Grand Signor）竟與他的臣民一樣也淪為了奴隸，只要土耳其士兵皺一皺眉頭，他就會嚇得簌簌發抖。而這里的人們也的確表現出了一種遠甚于我們的卑下服從之狀。他們面對某位國務大臣，是不能直接與之對話的，得雙膝跪地才行……而如果哪家咖啡館里冒出一句關于大臣如何行事的議論——大臣在各處安插密探——那么這家咖啡館就會被夷為平地，且館中的一幫人或許還都會被施以酷刑。”所以，與十八世紀倫敦盛行的“街頭政治”相比照——這里“既沒有歡呼喝彩的暴民，也沒有胡話連篇的小冊子，以及酒館里關于政治的爭論……也沒有我們那些不痛不癢的謾罵”——在蒙太古夫人這位輝格黨人看來，以上亂象可視為“自由帶來的弊病”，同時卻又是“崇高事業難免生出的惡果”，誠如同為輝格黨的洛克（其恩主為輝格黨創始人沙夫茨伯里伯爵）在他的《政府論》（下篇）中所說，人生而自由，在自然狀態下，可以“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辦法決定他們的行動和處理他們的財產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或聽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設立政府的目的正在于此——一旦財產和人身自由權利遭到剝奪，民眾和政府之間的契約將不復存在。

然而，在土耳其，由于民眾的自由慘遭剝奪，帝國的財富便輕而易舉淪為少數人的專利。蒙太古夫人甫抵帝國首都，便驚嘆其規模不下于歐洲名城巴黎或倫敦，然而當她步行至郊外，乃益發感到震驚：“君士坦丁堡周圍的墓地比整個城市要大得多——如此大片土地在土耳其竟是以這樣的方式被耗損掉。有時候，我會見到延綿數英里的墓地，居然屬于那極不顯眼的村莊。這類村莊原先都是一些大城鎮，可惜并未留下任何往日繁華的遺跡……地位特殊的家族墳墓，都用柵欄圍起，并在四周栽種樹木。而蘇丹和一些大人物的墓中，還有永不熄滅的長明燈。”據說一盞燈的費用便遠過于中等之家的歲入——蘇丹們不僅生前窮奢極欲，死后也要享受特殊待遇。日后蒙太古夫人在報刊著文抨擊英國政壇腐敗現象，或正有感于此而發。在信末，蒙太古夫人不動聲色地寫道：“……因為這一任蘇丹的統治可謂既血腥又貪婪，我傾向于相信人們皆已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它的終結了。”

在抵達奧斯曼帝國之前，蒙太古夫人途經法國、德國以及荷蘭等國，各地風俗、商貿以及政治、經濟狀況，在她筆下亦有生動體現。不過，出于黨派觀念和政治立場，她對西歐各國的態度也大相徑庭。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后，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流亡法國，與國內托利黨暗中勾結，時刻準備復辟。而信奉國教的輝格黨則視法國（和西班牙）為仇敵——在歐洲大陸，他們主張與同為新教的荷蘭締結戰略同盟，共同抵御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王朝聯手打造的新帝國。在輝格黨人看來，與奉行絕對君主專制的法國相比，荷蘭的共和制雖然未必合乎英國國情，但畢竟沒有那么討厭。

從里昂穿越大半個法國來到巴黎后，蒙太古夫人致信里奇夫人，描繪她在外省的見聞：“當驛站的馬匹更換時，整個城鎮都出來乞討，他們的臉瘦得可憐，衣服又薄又破爛，他們不需要任何東西……來表明他們處境的悲慘”。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巴黎的豪奢浮華——在楓丹白露的國王狩獵宮，國王和情婦以及貴族“擁有一千五百個房間，無不美輪美奐、富麗堂皇”。在蒙太古夫人眼里，法國貴族大多腦滿腸肥，既傲慢自負，又顢頇無能——他們居然對一名英國通緝犯約翰·勞（John Law）畢恭畢敬——“他對此地的公爵（攝政王）和其他所有貴族都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樣子，而這些人對他卻是無比地恭順尊敬。真是可憐的家伙啊！我每一思及他們那卑賤的奴隸相，就想到巴黎市中心的勝利廣場（Place des Victoires）。”蒙太古夫人此處提及的約翰·勞是蘇格蘭經濟學家、財政金融家，1716年，他在巴黎創辦法國首家銀行，率先發行紙幣。次年，他為法國制定開發美洲法屬領地路易斯安那的“密西西比計劃”，但結果因過度投機而崩盤（幾乎與之同時，英國人也炮制出“南海泡沫”，引發毀滅性股災——蒙太古夫人損失慘重）。至于蒙太古夫人為何會聯想到勝利廣場，據考證，乃是由于廣場上曾矗立一尊路易十四的雕像，雕像基座的各個角落都匍匐著卑微而勤勉的奴隸——堪稱“太陽王”治下法國宮廷“臣仆”奴顏婢膝的真實寫照。

和法國政體不同，十八世紀初的德意志境內邦國林立，猶如一盤散沙。在寫給布里斯托爾夫人的一封信中，蒙太古夫人從輝格黨視角出發，將令人震驚的貧富差距與政府形式聯系在一起：兩個相鄰的城鎮，一邊是取得自治權的自由城邦，這里彌漫著商業和富裕生活的氣息——街道修建整齊，人們穿著樸素，店鋪商品琳瑯滿目，公共環境整潔衛生；另一邊則隸屬封建專制政府，所過之處，到處是年久失修的房屋，街道狹窄骯臟，路上居民稀少，其中約半數皆為乞丐。在蒙太古夫人看來，盡管兩地同宗同源，但僅僅由于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便造成如此巨大差異——政體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當蒙太古夫人抵達鹿特丹時，她似乎終于找到了理想社會的“原型”。在致馬爾夫人信中，她描述當地的“商店和倉庫整潔華麗，堆滿數量驚人的優質商品，而且比我們在英國看到的便宜得多……這里的普通仆婦和女店主比我們大多數女士都干凈得多，簡直超乎想象”。除了發達的商業和貿易，蒙太古夫人對該地郵政服務的高效便捷印象尤為深刻。正如她在信中抱怨的那樣，“在德國大部分地區，沒有什么比郵政監管更為糟糕”；而在法國，她經常“遲遲未能收悉親友書信”——巴黎警察總監以攔截和私拆郵件為消遣，幾乎是公開的秘密，據說這是法王授予這一職位的特權。與之相映成趣的是，在共和制的荷蘭，“書信往來就像發條一樣順利”。

與熱衷于發動武裝叛亂并寄望于外國武裝干涉的托利黨人不同，輝格黨的宗旨是最大限度維護歐陸力量均衡，而英國可以趁機大力發展海外貿易和拓展殖民地。旅居巴黎期間，蒙太古夫人從當地友人口中得知，流亡的詹姆斯二世賊心不死，仍在招兵買馬，蓄謀反攻英倫，效仿其父查理一世，再次發動內戰，蒙太古夫人對此深惡痛絕。1716年，當她穿越尸橫遍野的彼得格勒（Petrograd）戰場，目睹交戰雙方的慘狀時，禁不住給友人蒲柏寫信，表達她對戰爭的厭惡和憤怒之情。后來，她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致威爾士親王妃的一封信中善意地提醒，君主和他的人民是利益共同體：國王應當“以人民的幸福為己任”。回國以后，蒙太古夫人倡導預防天花接種術，得到英國王室大力支持，歐洲王室競起效仿，傳為現代醫學史上一段佳話。

由于歐洲戰亂頻仍，身處顛沛流離之中，蒙太古夫人在《東方來信》中并未能盡情展露其黨派及政治觀念。根據英國文學批評家喬治·帕斯頓（George Paston）在《蒙太古夫人和她的時代》（1907年）一書——書中收錄若干蒙太古夫人生前未發表（且未被銷毀）的信件——中的看法，土耳其之行對蒙太古夫人意義重大：此行不僅增廣了她的見聞，而且進一步堅定了她的輝格信念。在此后的書信、日記及政論文中，她念茲在茲的“執念”是警告其同胞“注意專制主義的危險，這種危險始終存在于一個至今仍然處于君主統治之下的國家——無論這種統治看起來多么仁慈”。事實上，這也是蒙太古夫人日后對以羅伯特·沃波爾為首的輝格黨矢志不渝的根本原因：沃波爾在長達數十年的政治生涯中長袖善舞，以捍衛英國人民自由為旗號，一面削弱貴族勢力，一面架空國王權力，使得光榮革命確立的君主立憲制在英國深入人心。凡此種種，皆與蒙太古夫人的理念高度契合。

反對派在《工匠》（Craftsman）、《常識》（Common Sense）等刊物上著文抨擊沃波爾。罪名之一是他通過賄賂議員全面掌控下院，而下院的權力也急劇膨脹，進而侵犯到“貴族的權益和人民的自由”——蒙太古夫人的表弟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早年嘗試以劇作家為職業，但因政治諷刺喜劇《帕斯昆》（Pasquin）遭當局查封，被迫轉向小說創作，由此對專權的沃波爾及其政府恨之入骨。罪名之二，有人指責沃波爾缺乏原則立場，一味追求政治平衡術，所謂“革命和解”（Revolution Settlement）實際是一種“只為少數群體利益而運作的制度”。此外，更有人指控沃波爾組織渙散無力，縱容貪腐惡習，導致官場亂象叢生，世風日下，因此必須辭職謝罪。針對上述讕言，蒙太古夫人自告奮勇創辦刊物《常識的胡言亂語》（The Nonsense of Common-Sense），奮起反擊。她將還政于國王的論調斥為“無稽之談”，更反對打著共和旗號的“暴民統治”——沃波爾被反對派譏為寡頭政治的“巫師”，而蒙太古夫人則認為“這種寡頭政治特別適合英國政府：它由那些由于經濟實力強勁而有閑暇去尋求啟蒙、能夠欣賞并捍衛自由理念的人所組成”，這些政治精英既要保護那些愚昧無知、不明真相的民眾利益不受侵害，又要防范那些自詡“天命在身”的國王作出魯莽和瘋狂之舉。

在未刊稿《制止腐敗惡習蔓延的權宜之計》（“An Expedient to put a stop to the spreading Vice of Corruption”）中，蒙太古夫人一方面承認沃波爾政府對于懲治貪腐不力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一方面更竭力駁斥反對派提出的整治舉措——“我們如何才能阻止這種惡習的蔓延呢？難道要取消議會……恢復絕對王權（Arbitrary power）？”她所提出的老輝格派（old Whiggish）方案，是通過“權利對于權力”的制衡（洛克語），迫使權力運行機制大白于天下，從而讓貪腐無處遁形。正如十九世紀輝格黨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所言，人們應該去“質疑權力，而不是質疑惡習”——按照這一評判標準，對于查理一世、詹姆斯二世以及奧斯曼蘇丹而言，縱情聲色之類惡習只能算是“小節有虧”，與之相比，他們企圖恢復絕對君主專制的妄念才更值得世人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