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詩時，他署名“穆旦”，而作翻譯時，他則多署本名“查良錚”（還署過“梁真”）。翻譯家查良錚，盡管其譯作曾在讀者中影響巨大，但是隨著古典詩人普希金、拜倫的社會關(guān)注度降低，以及人們對于翻譯家價值的忽略，常常被拋出人們的視線。我卻深深地記得王小波在《我的師承》中談到，對查良錚所譯《青銅騎士》，他哥哥告訴他：“這是雍容華貴的英雄體詩，是最好的文字。”他則說：“那一年我十五歲，就懂得了什么樣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翻譯文學有意無意參與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創(chuàng)建，這與查良錚的初衷一致，他說：“我認為中國詩的文藝復興，要靠介紹外國詩。人家真有兩手，把他們的詩變?yōu)橹袊自捲姡褪俏遗Φ哪繕耍棺x者開開眼界，使寫作者知所遵循。普希金和拜倫正好比我們現(xiàn)有的水平高而又接得上……”（查良錚1977年2月12日致巫寧坤信）

我也買過不少查良錚的舊譯本，有時興起，拿出來隨便讀一讀，在鏗鏘的節(jié)奏中感受來自詩人遙遠的教諭。比如心灰意懶時，普希金的短詩曾激起我“感受的歡欣”：

呵，不，我沒有活得厭煩，

我愛生活，我要活下去；

這心靈還沒有完全冷卻，

盡管我的青春已經(jīng)虛擲。

它還能對新奇的事物

保留著感受的歡欣，

還能喜于幻想的美夢

和對一切……的感情。

（《“呵，不，我沒有活得厭煩”》）

謝謝你

使這本書在這種譯法中得以出版

在成為翻譯家查良錚的道路上，巴金、蕭珊夫婦和平明出版社扮演著至關(guān)重要的角色。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過的查良錚所譯普希金詩歌的單行本有：《波爾塔瓦》《青銅騎士》《高加索的俘虜》《加甫利頌》《歐根·奧涅金》《普希金抒情詩集》；另有《拜倫抒情詩選》（署名“梁真”）、季靡菲耶夫的《文學原理》三部。這些書出版于1953-1955年間，短時間內(nèi)能夠出版這么多譯作，難怪讓人嫉妒，也不難看出巴金夫婦對于查良錚的格外看重。

查良錚的夫人周與良曾回憶：1953年初，他們從美國返回中國，途經(jīng)上海時，西南聯(lián)大的“學長”蕭珊在國際飯店宴請他們，席間談起今后的打算，查良錚說他準備翻譯俄國文學作品。蕭珊得知查良錚在美國對俄文下過一番苦功后，立即大加鼓勵，希望他能夠多搞翻譯。由此，查良錚將相當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翻譯事業(yè)中去，從《文學概論》開始，到譯普希金、拜倫。周與良說：“那時是良錚譯詩的黃金時代。當時他年富力強，精力過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課,參加各種會議，晚上和所有業(yè)余時間都用于埋頭譯詩。為了詩的注釋，他跑遍各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等處去查閱有關(guān)資料。”（《懷念良錚》）

從蕭珊與巴金的通信中能看出，他們在精心對待這位詩人的譯稿：“我們普希金的好本子有沒有?查良錚已譯好一部，但沒有插圖。你能告訴我，我們的放在哪個書架嗎？”（蕭珊1953年9月20日致巴金信）插圖，是平明出版社出版世界名著的標配，查良錚的這些普希金中譯本中都配有多幅插圖，看來好多是編者蕭珊之功。作為社外的業(yè)余編輯，蕭珊參與了查良錚譯稿的編校。“我替祝慶英看一部譯稿，查良錚一部普希金詩篇，現(xiàn)在采臣要我看《白求恩大夫》。”（蕭珊1953年10月23日致巴金信）對待朋友的稿子，平明社照樣很認真、慎重，蕭珊還請卞之琳幫忙看過譯稿，并提出意見請譯者修改：“我請他（按：指卞之琳）把查譯《波爾塔瓦》看了一遍，他覺得比得過一般譯詩，那么就夠了，我想再寄回去給查改一下。” （蕭珊1953年10月5日致巴金信）

蕭珊還利用在上海的資料便利，為查良錚提供翻譯底本，這底本在查良錚的翻譯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蕭珊曾贈送給查良錚一部英文《拜倫全集》。“良錚得到這本書，如獲至寶。他對我說，他本來就打算介紹拜倫的詩給中國讀者，有了這本全集，就可以挑選拜倫最優(yōu)秀的詩篇來介紹了。”（周與良《懷念良錚》）

巴金對查良錚的譯稿也參與過意見。從現(xiàn)存的文字看，尤其是那部《歐根·奧涅金》。1954年9月10日巴金在北京給蕭珊的信上提到：“我給查良錚去過一信，談《奧涅金》事。他有一信來，說起要送唱機來。”可惜，這封信現(xiàn)在我們未能看到，不然會更清楚巴金的意見。在留存下來的查良錚的贈書中，他有這樣的題簽：

巴金先生：

謝謝你使這本書在這種譯法中得以出版。雖然，此刻，我對自己的能力不免感到慚愧。

良錚 一九五四年底

第一句話很值得品味。“這種譯法”指什么呢？查良錚譯詩有自己的想法和實踐，他給蕭珊的信上也說過，不希望編輯隨意修改他的譯詩。而巴金做編輯工作，給作者、譯者更大地發(fā)揮個性自由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

希望你

好好保存這個小手提箱的譯稿

我在巴金故居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曾見過查良錚在平明出版社出版的五種譯著，它們是珍貴的特裝本、題簽本。巴金故居藏的是四種普希金的作品：《波爾塔瓦》《青銅騎士》《高加索俘虜》和《普希金抒情詩集》，都是方形的28開本。前三種是藍色綢布封面，燙金的書名，每種扉頁上都有題簽，是查良錚雋秀的字體：“給蘊珍，良錚。”（蕭珊本名陳蘊珍）另外一種《普希金抒情詩集》封面則更為精美，顯示了那個時代印制水平的高度。它是有暗花的藍布，下端，燙銀的書名，而封面的主體部分，則是壓印的主題圖案，整個封面簡潔又豐富。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所藏的《歐根·奧涅金》，是題贈給巴金先生的，這本書用的是大紅底金絲線繡花的緞面做書封，張揚恣肆，又精美絕倫，讓人大開眼界。

為作者、譯者裝訂少量的特裝書，給他們送人，是巴金辦出版社的老習慣，也是文人趣味的體現(xiàn)。這些書是他們友誼的見證：巴金、蕭珊夫婦和平明出版社成就了翻譯家查良錚。然而，查良錚在譯詩上的追求并未止步于“平明”時代，在后來哪怕最艱苦的歲月里，詩歌和譯詩成為他的精神寄托。“良錚譯詩，是全身心投入，是用全部心血重新創(chuàng)作，經(jīng)常為一行詩，甚至一個字，深夜不能入睡……他跌傷腿以后，還拄著拐杖去南大圖書館找注釋……去醫(yī)院進行手術(shù)前……他還對最小的女兒小平說：‘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這個小手提箱的譯稿，也可能等你老了，這些稿件才有出版的希望。’”（周與良《永恒的思念》）他每天譯詩十幾個小時，最后的歲月是與這些譯稿相伴。

巴金對于穆旦的關(guān)注和友誼也并未隨著蕭珊和查良錚的去世而終止。查良錚1977年去世后，巴金至為痛惜，他為查良錚未出譯稿的出版又在努力。為《唐璜》的出版，他托人向出版社打聽消息，又曾向上海譯文出版社推薦。他說：“良錚譯稿出版的事我記在心上，總得盡一點力……新華社徐同志是我一個熟人，我曾托他去講過……我到北京去見到人文外編室的人，總要講一講。”（巴金1978年1月16日致楊苡信）——“我記在心上”，這是一位文學前輩和友人對這位才華非凡的詩人、翻譯家的惦念。這里面的溫暖翻過發(fā)黃的書頁，今天我仍能感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