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從教的第50個年頭。回顧走過的路，我覺得自己這一輩子，與翻譯有著不解之緣。做翻譯、教翻譯、研究翻譯，至今仍在路上。

翻譯界，尤其是中國的法國文學翻譯界，有多位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翻譯大家。比如傅雷，他翻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比如許淵沖，生命不息、翻譯不止，留下了千萬字的經典譯文。還有法國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柳鳴九，即使得了腦梗、帕金森，還惦記著編一套外國文學譯叢。他們基本上都是一輩子做翻譯，把翻譯視作自己的生命。

在老一輩翻譯家的影響下，我愛上了翻譯。近50年來，我先后翻譯出版了40余部法國文學與社科著作。這些書的翻譯，于我而言，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把外域的好書介紹給中國，介紹給中國讀者，介紹給中國學術界，就是拓展思想疆域的過程。基于這樣的認識，我的翻譯活動變得越來越自覺，也越來越有追求，既有文化上的，也有學術和思想上的。

在翻譯理論探索中，我多年來始終堅持這樣一條基本的原則，那就是實踐介入與理論探索互動。我是隨著改革開放一路成長的，那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給了我極大啟示。我深刻認識到，理論探索，不能忽視實踐。翻譯理論研究，要重視中國數千年翻譯的歷史，也要關注當下越來越豐富的翻譯實踐。實際上，我走上翻譯研究之路，把翻譯研究確定為自己最重要的學術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自己在翻譯實踐中遇到了很多問題，需要去尋求答案。老一輩學者的影響與指導固然重要，但很多問題難以找到現成的答案，必須自己去探索。

比如，我有機會參加《追憶似水年華》的翻譯。為了呈現意識流，普魯斯特在句法上大膽創(chuàng)新，句子長、插入句多、時態(tài)豐富，過去、現在、未來交織在一起。這種長句、意識流所體現的句式、節(jié)奏，怎么在翻譯中再現？同時，普魯斯特是一個善于用隱喻的大師，隱喻往往很獨特，如何忠實傳達？《追憶似水年華》風格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15位譯者合作翻譯，全書的風格能體現嗎？能統一嗎？……長期以來，我有目的地把翻譯當中遇到的問題，特別是典型問題記下來，然后去尋找原因，再尋找克服這些障礙的方式和途徑。這一過程中必然要進行思考，這種思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實實在在的學術探索。正是基于翻譯實踐中提出的問題，結合對原著的理解、闡釋，有針對性地進行理論思考，我寫出了系列的文學翻譯研究論文，如《句子與翻譯——評〈追憶似水年華〉漢譯長句的處理》《形象與翻譯——評〈追憶似水年華〉漢譯隱喻的處理》《風格與翻譯——評〈追憶似水年華〉漢譯風格的處理》。堅持關注實踐問題，在理論上有針對性地加以探討，讓我的收獲越來越多。我的《文學翻譯批評研究》與《文字·文學·文化——〈紅與黑〉漢譯研究》這兩部翻譯批評著作，在研究方法的突破上有一定代表性，在國際上產生了影響，如翻譯研究的重要學術刊物BABEL雜志就先后三次刊載學術論文，就《紅與黑》漢譯討論的意義與價值、翻譯批評的路徑等給予了積極評價。

近半個世紀來的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探索，讓我自覺地在翻譯理論研究中，從翻譯實際出發(fā)，結合翻譯的歷史與現實問題，對涉及翻譯本質、翻譯價值、翻譯倫理等根本性問題進行思考與探索。在這個過程中，除了翻譯方法、翻譯批評研究之外，我越來越關注翻譯的使命問題——何為譯？為何譯？譯何為？

這三個問題密切相連。要回答翻譯的使命這個重要問題，必須對翻譯是什么、翻譯具有怎樣的價值做出回答。在21世紀之初，我對翻譯活動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思考，撰寫了《翻譯論》一書，從翻譯本質論、翻譯過程論、翻譯意義論、翻譯因素論、翻譯矛盾論、翻譯主體論、翻譯價值與批評論等七章，對翻譯進行了一次整體思考、系統梳理與學術闡發(fā)。這部著作在建構自主的譯學話語體系上有明確的追求。該書出版后，得到了國內外翻譯學界的關注，還被列入中華學術外譯項目。

學術基于傳承，重于創(chuàng)新。在實踐層面，我積極引導并鼓勵我的學生參與翻譯實踐，參與到地區(qū)或國家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動中去。回顧走過的路，我驚喜地發(fā)現，現在國內翻譯界已經產生了不小影響的法國文學翻譯家，尤其是青年翻譯家中，有不少位翻譯的第一部作品，都是我主動推薦的。如袁筱一、李焰明翻譯的勒克萊齊奧的《戰(zhàn)爭》、袁莉翻譯的加繆的《第一個人》、黃葒參與翻譯的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劉云虹翻譯的喬治·桑的《娜儂》、宋學智翻譯的杜拉斯的《副領事》等。如今，他們都已經成長為優(yōu)秀的翻譯家。我之所以樂此不疲，如此積極、持續(xù)地引導或鼓勵身邊的人重視翻譯、參與翻譯，是因為我堅信，在中外文化的交流與發(fā)展中，一如季羨林所言：“翻譯之為用大矣哉！”在理論研究方面，我也不斷影響身邊的人，鼓勵他們積極介入翻譯實踐，對翻譯進行深入思考與探索。讓人欣喜的是，多位已經成長為翻譯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在翻譯批評、文學翻譯、翻譯傳播研究領域取得了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研究成果。

在新的歷史時期，就翻譯理論探索而言，結合中外文化交流的新變化，我深深認識到，中國文學外譯被賦予了新的社會和文化意義，具有重要的文化建構力量。為此，我盡己所能，努力推動中國文學的外譯與傳播。我和我的同事對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在外國的譯介與接受展開系統的梳理、考察與研究，還從理論創(chuàng)新的角度，對中國文學外譯進行批評性的理論探索……

從“譯”出發(fā)，以“譯”為媒，探索中外文化交流之道，是一個翻譯學人應盡的責任。

（作者：許鈞，系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翻譯協會原常務副會長。本報記者張勝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