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國文學研究中，“女性與共同體”的主題揭示了女性在集體結構中的生存困境與主體性突圍的雙重張力。傳統社會結構往往通過空間規訓和勞動分工，將女性限定于維系社群情感紐帶的特定角色，而文學創作者們不斷通過敘事革新探索共同體話語構建的新路徑：弗吉尼亞·伍爾夫借助意識流打破線性敘事框架，托妮·莫里森通過身體意象將個體經歷轉化為群體記憶的載體，奇瑪曼達·阿迪契等后殖民作家則以跨種族女性同盟打破本質主義的固化邊界，建構霍米·巴巴所稱的“閾限性共同體”。在生態書寫領域，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對生育主題的隱喻性探討，厄休拉·勒古恩借助性別模糊的文明設定，將人類共同體的認知拓展至自然生態維度。這些文學實踐既反映了特定歷史語境中的社會結構特征，也通過藝術想象呈現出突破傳統框架的敘事可能，在個體命運與群體關系的辯證中開拓了一種超越二元對立的新型關系網絡。

近日，第三屆全國外國文學研究“眉湖論壇”暨第二屆外國女性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在鄭州大學圓滿落幕。本屆盛會以“女性與共同體”為學術坐標，由鄭州大學英美文學研究中心、鄭州大學外國語與國際關系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王佐良外國文學高等研究院和《外國文學》編輯部聯合舉辦。三百余位來自全國各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外國文學研究學者齊聚眉湖河畔，共同思考女性在家庭、社區、族群乃至國家層面的共同體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并探討“女性共同體”在現代社會共同體建構過程中所面臨的現實境遇與發展方向。

作為眉湖論壇的發起人，鄭州大學教授張莉在開幕式致辭中表示，女性群體具有雙重鏡像——她們既是文明火種傳遞者，用母性、勞作與記憶織就共同體的無形紐帶，又是困在歷史暗室的棱鏡，始終折射著波伏瓦筆下的“他者”困境。以創新共同體形態消解結構性偏見，構建包容性社會底色——這既是文學研究的學術使命，更是破解現代性困局的文化實踐。

文學敘事與女性共同體構建

敘事傳統與女性共同體建構之間的聯系深邃而緊密。敘事不僅是一種個體表達的方式，更是文化傳承與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通過文學敘事，女性得以書寫自身歷史、編織情感紐帶，進而構建超越時空的精神共同體。清華大學教授曹莉以山魯佐德這一經典女性形象為切入點，深刻闡釋了女性敘事在文學中的延續性與生命力。她指出，女性敘事不僅是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關鍵力量，更承載著超越時空的精神意蘊，構筑起一座象征理想與自由的永恒烏托邦。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王麗亞以《她鄉》為例，闡釋烏托邦敘事如何構建女性共同體。在她看來，吉爾曼通過虛構全女性社會，既批判了20世紀初美國性別偏見，又借“女性與自然認同”聯結的敘事策略，展現另類的社會組織形態。然而，這種認同并非源于自然屬性，而是烏托邦敘事的文化建構。在這一框架下，《她鄉》不僅提供了女性共同體的理想化想象，也映射出現實社會對女性身份的界定方式。

女性作家借助個體生命經驗的互文性敘事，以文本為棱鏡折射出隱形的性別聯結，將私人領域的絮語轉化為公共領域的宣言，從而在解構父權敘事裂隙處建構起具有療愈屬性的女性共同體。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金冰以A.S.拜厄特的創作為例，提出一種反本質主義的女性共同體建構方式，強調多重身份協商與知識場域的動態互動。她談到，拜厄特突破“受害者同盟”的固化敘事，通過個體經驗對話構建流動關系網絡，主張歷史書寫需批判性審視文化傳統中的女性認知裂隙，而非簡單的性別置換，并強調女性應以多元主體身份參與文學、科學、歷史的意義生產，以規避性別本質化陷阱。

在對《黃色墻紙》和《覺醒》的對比性分析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劉雪嵐揭示了女性“瘋狂”的雙重隱喻：一方面，父權社會通過家庭、醫學和道德規訓將女性病理化，另一方面，女性通過極端方式突破傳統共同體的束縛，進行抗爭。兩位女主角的悲劇性崩潰暴露了“賢妻良母”規范對女性主體性的壓制，由此，只有打破將“母職”“妻性”視為天然紐帶的壓迫性結構，在承認差異與尊重主體性的基礎上，才能構建一個包容的共同體。

世界文學中的女性

世界各國女性作家通過文學創作，將個人經驗升華為群體記憶，在挑戰殖民歷史敘事與父權話語體系的過程中，形成跨越文化差異、兼具抗爭性與包容性的女性精神共同體。山東大學教授李保杰聚焦海外華人文學中的“金山敘事”，剖析留守女性作為“文化守成者”的獨特作用。她們通過維護家庭倫理與傳承傳統文化，建構了一種隱性的另類英雄形象——“金山婆”以留守姿態支撐家庭物質基礎、守護文化基因，在男性移民的財富敘事之外進行補充性文化抵抗。該研究不僅解構了移民共同體構建中的男性中心主義話語，也使女性在全球化進程中的雙重角色得到彰顯：既為家庭核心支柱，亦是跨文化共同體的精神紐帶。

《勿忘塔蘭泰拉》是澳大利亞女性主義文學的經典之作。東南大學教授柯英認為，穆爾海德通過蛛網式敘事結構與多聲部敘述，展現了女性共同體的建構機制。小說以塔蘭泰拉舞為核心意象，連接不同地域與背景的女性，使舞蹈與寫作成為女性集體記憶與精神覺醒的載體。女性通過交流與書寫實現自我認同，塑造開放且富有生命力的共同體，為女性主義研究提供了敘事模式及研究視角的啟迪。

通過對比分析克里斯蒂娜·德·皮桑與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跨世紀對話，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車琳指出，法國文學中女性共同體的建構，是以解構父權話語體系與批判性歷史承襲為雙軸，將女性從“他者”轉化為知識生產主體。這一共同體意識，既超越了兩性對立，又彰顯了法國女性主義對于性別平等的持續追求。當代女性共同體需在歷史經驗譜系與技術資本主義現實之間，構建能應對流動性、后人類困境的新型倫理聯結框架。

跨媒介視域下的女性敘事

在傳統的文學形式之外，跨媒介敘事通過多模態文本實踐，重構了女性共同體的生成機制：期刊的物質性傳播網絡與劇本的表演性話語體系，突破了傳統文學的單向度敘事模式，形成媒介間性框架下的互文系統。這種互文性不僅實現了女性記憶檔案從私人書寫到公共領域的空間轉換，更通過不同媒介的協作，在印刷文化、舞臺藝術與數字平臺的交叉界面中，建構起具有時空穿透力的集體身份認同范式。復旦大學教授Sandro Jung以19世紀英國地方刊物Ladies Memorandum Book為中心，探討其作為女性詩歌發表平臺如何促成區域性寫作共同體的形成。他認為，女性作者通過詩歌創作確立區域與性別雙重身份認同，并運用性別化修辭策略發展獨特的文學生產機制。這不僅揭示了該共同體在刊物內部互動與地方出版網絡拓展中的運作邏輯，豐富了19世紀女性文學傳播研究，也為文學共同體理論提供了新的出版文化視角。

小說的戲劇性已成為跨媒介研究的重要議題，不僅揭示小說與戲劇之間的媒介交互關系，亦可深化對敘事方式與女性文學共同體表達的理解。北京大學副教授修立梅聚焦小說與戲劇的跨媒介互動，探討“劇場小說”在艾麗絲·默多克作品《語詞孩子》中的呈現。在她看來，默劇的表演性體現了默多克對語言、現實以及自我塑造等問題的哲學思考。女性作家借助跨媒介敘事突破傳統邊界，構建兼具個體經驗與集體共鳴的文化身份，并拓展了女性敘事的方法論。

多元化與異質性

女性群體在跨越種族、階級、地域等邊界的對話中，通過承認多重身份的交疊與沖突，在差異協商的動態過程中，構建起既保持個體異質特質、又具備集體行動張力的共同體架構。中國海洋大學教授李鋒通過分析《你們這些還魂尸》中的時間循環與性別轉換，解構了傳統性別觀念與共同體歸屬的固有關系。他認為，小說打破了生育與女性身份的關聯，消解了生理性別對共同體的限制，并通過流動的性別身份挑戰社會規范。在對性別角色“表演性建構”的探討中，揭示了女性共同體邊界在去本質化語境下的重構，是一種基于動態身份協商、而非固定生理屬性或社會分工的共同體。

通過對奧斯丁小說中“閑言碎語”的解讀，杭州師范大學教授何暢揭示了這一性別化話語實踐的矛盾特質：它既是父權制度下的話語規訓產物，又成為女性在私人領域建構替代性公共空間的特殊策略。這些日常言語既折射出前現代社會中女性公共參與的邊緣化處境，也暗含她們通過符號化語言爭奪話語權的努力。這一研究為理解女性如何在壓抑語境中通過微觀話語實現自我賦權提供了理論視角，修正了傳統公共領域理論對女性經驗的遮蔽。

在對《不存在的女孩》的解讀中，鄭州大學教師袁杰指出，該作品以禪宗“不二”思想為核心，試圖建立一種去中心化的生態哲學——既非人類凌駕萬物，亦無種族或存在者之間的等級差異，在挑戰西方進步史觀和主客二元論的同時，指向一種萬物共生、時空交織的新型共同體哲學。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金莉在梳理我國外國女性文學研究的發展脈絡時，闡釋了“女性與共同體”議題的學術生長點及其現實關切，強調女性創作主體、性別敘事范式和研究者主體性三重維度對當代外國文學學科建設的啟示。鄭州大學教授高曉玲指出，“共同體”概念歷經古希臘的共善實踐、滕尼斯的有機共同體理論到鮑曼的情感聯結觀，始終圍繞共同理解與情感紐帶展開。在此背景下，外國文學研究應捕捉女性在文本內外重構共同體倫理的實踐軌跡，重視女性文學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敘事中的作用。

在當代語境下，女性與共同體的關系呈現為一場解構與重構的雙向運動——既打破以同質化為內核的傳統共同體想象，也拒絕將差異固化為新的本質主義牢籠。通過文學書寫、身份協商和跨文化對話，女性群體以流動的異質性重構共同體范式：它既非虛幻的普遍性承諾，也非碎片化的個體獨白，而是在承認創傷裂痕和權力褶皺的前提下，通過持續的話語生產與行動網絡，在父權制與殖民性的裂隙中培育出具有倫理溫度和變革潛能的共生之網。

（作者系鄭州大學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