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醒來，收到一條短信。某位友人打聽，趙德明老師昨晚去世的消息是否屬實。我立即睡意全消，上網查證，很快，從趙老師家屬處確認此不幸之事。

我躺在床上，呆滯了好一陣子，思緒逐漸從往昔一個個時間節點上彌散開去，回憶德明老師與我多次討論的種種話題。自然，以本人忽好忽壞的可悲腦力，交談的具體內容要么遺忘了，要么委實不足為道。只記得一些場景，比如德明老師頻頻向我詢問我和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感受、想法。有一點我印象頗深：在若干瞬間，德明老師的眼睛閃著光，充滿了孩童的好奇，令人感受到這位年屆八旬的老先生對現實、對生活、對我們的文明世界，仍抱有不可遏抑的質樸熱情……

我與趙德明老師的交往，始于我央請他翻譯胡安·拉蒙·希梅內斯的文集《三個世界的西班牙人》。11年前，首度去拜訪德明老師，當時我在漓江出版社任職，尚年輕，揣著各種出版計劃，其中某些計劃，以所謂后見之明看來，堪稱狂想。我不自量力，向德明老師大談自己的設想、規劃。當時，我做過六七年社科書編輯，做文學書編輯則不足一年，只因自己寫作，又兼事翻譯，故此信心膨脹，決意無視于各種條件限制，以閃電戰法，搞成一點名堂。德明老師與出版機構合作數十載，豈能不知其中的曲曲折折、溝溝坎坎？出于神秘的共振，出于對我的認可乃至喜愛，他贊賞我的計劃，與我一拍即合，接下《三個世界的西班牙人》的翻譯工作。同時，我促成漓江社購買了198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米洛·何塞·塞拉幾本作品的版權，欲尋譯者，德明老師便介紹了他頗有建樹的兩位學生，讓我與他們溝通譯介塞拉作品事宜。

德明老師譯書，可謂飛速。不過三四個月，厚厚一本《三個世界的西班牙人》即翻譯完畢，且發來文稿中附有大量譯者注。在2014年6月的一封電子郵件里，我這樣回復德明老師：“我會先放一放其他工作，優先把《三個世界的西班牙人》做出來。”在同一封郵件里，我還寫道：“跟您聊天特別愉快。您要注意休息，勿勞累。”根據一句，我回想起來，德明老師也是暫時放下了手頭其他翻譯工作，優先把希梅內斯的文集翻譯完成的。在將近60封郵件里，我和德明老師商討過大量譯稿上的問題。此外，我們也一定沒少打電話，德明老師不只一次在郵件中寫道：“收到信請來個電話。”他很健談，喜歡打電話。多多少少，我和趙德明老師都有一點兒工作狂傾向。我曾在電子郵件中寫道：“經過一夜奮戰，基本上解決了……”無論如何，考慮到德明老師比我年長四十歲有余，那么可以說，他的激情還遠勝于我。

我們合作的第一本書進入編輯階段時，德明老師又向我推薦墨西哥作家阿爾豐索·雷耶斯。我孤陋寡聞，之前沒接觸過這位文豪的作品。或許德明老師希望借由阿爾豐索·雷耶斯與我保持合作，而我自然樂于從命。實際上，我們雖都在北京，但北京太大了，我又很懶，很忙，時間被工作、寫作、交際、家庭所裁切分割，無法時時鼓起勇氣，斜穿整座北京城，從亦莊前往圓明園以北，與德明老師見上一面。阿爾豐索·雷耶斯兩部字數不多的作品《馬德里畫稿》和《斜面》讓我們得以繼續寫郵件，繼續通電話。其間我應該還去過德明老師的家，因為在2015年9月21日的郵件里，我寫道：“趙老師，今天見面，非常愉快！我在微信朋友圈曬了您給我的簽名譯作，得到海量點贊，他們都羨慕得不得了。很期待看到您翻譯的巴爾加斯·略薩談想象的文章……”

眾所周知，趙德明老師是西班牙語文學翻譯家，重點落在文學。在結識德明老師之前，我已讀過他翻譯的《博爾赫斯與薩瓦托對話》《給青年小說家的信》《謊言中的真實》等作品。相識后，他又將自己翻譯的阿根廷作家塞薩爾·艾拉、里卡多·皮格利亞等人的作品贈我。此外，與趙德明老師聯結最深，且最為讀者所熟悉的兩位作家當是巴爾加斯·略薩和羅貝托·波拉尼奧。然而與德明老師的交流，讓我意識到，德明老師翻譯文學作品的同時，又極重視哲學、歷史、文化方面的作品的閱讀和推介。我相信這一點并非廣為人知。多次面對面的交談，更多次的電話交談，讓我慢慢得見德明老師的思想圖譜，或至少是其思想圖譜的一部分。德明老師在西班牙語文學翻譯上耕耘多年，體會到文學并非包羅萬象的文明唯一的優秀代表。他鼓勵我引進奧克塔維奧·帕斯的諸多文集，如《信仰的陷阱》《印度行紀》《人在他的世紀》等。奧克塔維奧·帕斯一代文宗，在思想以及更寬泛的文化領域也留下了深刻足印，而中國讀者僅接觸過他的詩歌和一小部分散文，不可謂沒有遺憾。為引進帕斯的文集，我上躥下跳，頗費了一番力氣，只可惜功敗垂成。德明老師關注西班牙語世界的思想文化成果，希望將之譯介至國內，豐富我們的精神養料。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知識分子，立足各自國家的歷史和現實，探索出路，思考國際格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關著作，自然開闊眼界，也有助于我們更立體地理解對方的處境和行為，共情他們的悲喜和困惑。德明老師曾向我介紹，在西班牙，研究西班牙失敗史是一項學術傳統，是繞不開的課題，我順水推舟，問德明老師可否翻譯一些西班牙語學術名著。于是便有了《沒有主心骨的西班牙》的翻譯和出版。這部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的作品由德明老師翻譯，漓江社印行于2015年6月。

我有一種感覺，我和趙德明老師仿佛注定要結識。我們的處世態度，我們的行事風格，我們對寫作、翻譯、出版的天生熱忱，多有近似，相處十分愉快。有一回，某位西班牙文學代理人約德明老師吃飯，我一旁作陪。席間，他倆不停說西班牙語，我大多數時候不聲不響，并未參與談話，只沉浸在西班牙語那元音飽滿的韻律之中，欣賞其純粹形式，而絲毫不急于了解其意義內容。我思忖，原來洛爾迦、巴勃羅·聶魯達是用這種語言寫詩的，胡安·魯爾福、加西亞·馬爾克斯是用這種語言寫小說的，怪不得，怪不得……德明老師在兩種語言之間頻繁切換，不讓我受了冷落。其實我一點兒也不介意，反倒很輕松。看到老先生神采奕奕，操一門我聽不懂的外語侃侃而談，不知為什么，我內心愉快，難以言表。德明老師真摯、懇切、積極、謙遜，兼具學養和視野，正是所謂有本事、沒脾氣的頭等人物。我越看老先生越喜歡。而且我知道，老先生也喜歡我。

2016年3月，我女兒生日那一晚，德明老師發來一封電子郵件：

陸源，你好。你在哪里啊？好久沒有你的消息了。一切都好嗎？深為掛念。來個電話，好嗎？保重。趙德明

我看得眼睛有些濕潤，立即回復：馬上打來。這封信的前因是，《沒有主心骨的西班牙》出版后，我一度疏于與德明老師聯絡，投入到其他事務之中。當初，因為引進帕斯文集的計劃受挫，我有點兒心灰意懶，便把更多精力放在自己的寫作和翻譯上。而德明老師一年里往往有三四個月在青島度過，也令我們見面機會減少。德明老師的郵件，似乎讓我靈機一動，想到他諸多譯作，應有精裝本，于是又一次校對《三個世界的西班牙人》等書，下功夫添加了許多編者注……

2018年9月間，德明老師發來一個文檔，名為《黑白記憶》。他在信中特別說明：“沖動制作，不怕貽笑大方。”這是德明老師自傳性小說的前幾章，共一萬八千余字，記述1948年到1949年間的童年經歷。彼時他在北平城毛家灣胡同上小學，父親是火車司爐工，隸屬北平鐵路局前門車站機務段。在作者印象里，那一年的天色“總是漆黑、漆黑的”，而往事“歷歷在目，恍如發生在昨日”。德明老師在文中記錄了種種大情小事。從自己在臭水河邊遇險、與同齡玩伴沖突，到解放戰爭期間的北平往事，再到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讀罷，感到德明老師的回憶生動，文筆平實，想來我一定打了電話過去，鼓勵老先生繼續回憶，繼續創作，早日寫成一本書。

十月間，《三個世界的西班牙人》精裝本進廠印刷。《馬德里畫稿》《斜面》精裝本此前也順利出版。德明老師打電話告訴我一個好消息，說五洲傳播出版社要搞一個對外翻譯工程，他受聘為顧問，在相關會議上推薦了我的長篇小說《祖先的愛情》。相識之初，我曾將自己的兩部長篇小說和一本譯作送給過德明老師。他不止讀了，還贊譽有加，我非常滿足。五洲社的對外翻譯工程，此后似乎沒了下文。當然，我自己身在出版界多時，固知作品出海，絕非易事，見怪不怪。只不過，既然獲得德高望重的趙德明老師推薦，我也結結實實努力推進此事，至于最終效果，已非我所能左右。事實上，德明老師不止一次向我提供幫助，往來郵件顯示，我將一份簡歷寄給過他。

接下來，新冠疫情硬生生令一切戛然而止。那幾年，我從出版社離職，在家寫作，找工作，等工作，等新書面世，生活劇變，離京，回京，去雜志社上班。我沒有再聯系德明老師。偶爾從互聯網看到德明老師的消息，大晚上想給他打電話，也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想要問候兩句，又戰勝不了“懶”和“怯”的雙重阻力。我一廂情愿地安慰自己：我和德明老師根本不會因兩三年不聯系而生分，我們的忘年之誼，與我們的畢生志業相關，與時間無涉。我感到分身乏術，還為自己找理由說，不想以自己的瑣碎生活去打攪八十多歲的德明老師，其實我知道，只要他仍能接電話，他是樂于聽到我問候的。老先生就像孩子，寂寞的孩子，哪有不高興朋友打來電話的？我呀，從始至終知道，自己的借口其實并不成立。

如今，德明老師辭世。此時此刻，哀傷淡淡。我毫無愧怍地確認，我與德明老師都處在一個精神共同體之中，這是一個美好的文學共同體，先生于我，亦師亦友，我們的生命，融入了這個精神共同體，在某種意義上得到了延伸、擴展、連結。這一確認，化解了哀傷。德明老師的譯作、著作，還擺在房間的書架上，他的簽名還覆在贈書的扉頁上，非止如此，廣大讀者、寫作者，都曾受惠于，且仍將繼續受惠于德明老師幾十年的卓越工作，這是確鑿無疑的事實，而事實帶來的慰藉，勝過一切說辭。德明老師離開了，翻譯家趙德明先生并未遠去。

（作者系青年作家、文學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