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古滕堡的這個發明還有什么別的前途，因為或遲或早，它一定會墮入過時廢棄的境地。”1894年，法國作家奧克塔夫·于扎納在《書籍的終結》中這樣寫道。

于扎納作為出版商，出版過薩德侯爵、波德萊爾等作家的書；作為記者，他創辦了書評期刊《現代書籍：文學世界及當代書迷雜志》；此外，他對印刷技術頗有研究。

所謂“古滕堡的這個發明”，指的是書。古滕堡是西方世界第一位發明活字印刷術的人，引發“媒介革命”，在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當于扎納在“發明大王”愛迪生的實驗室中看到留聲機，不由得驚嘆：“（正像）電梯消滅了爬樓梯的累人活計一樣，留聲技術也多半會宣告印刷的末日。”

于扎納錯了，此后100年，圖書仍在；于扎納又對了，在互聯網沖擊下，如今圖書業正面臨困境。2017年，針對日本大學生的一項調查，近50%受訪者自稱讀書時間是“零小時”。

圖書業即將消亡嗎？我們會是最后一代讀者嗎？不再閱讀的世界是否漆黑一片？……欲求解答，需回看來時路，這本《牛津全球書籍史》（[英]詹姆斯·拉文主編，商務印書館2024年11月出版）讀來如醍醐灌頂。

多元的、演化而非進化的書籍史

《牛津全球書籍史》由14位頂尖學者合力寫成，無核心觀點，時間線粗放，讀罷令人生疑：“作者們究竟要說什么？”其實，本書特色恰恰在于：多事實，少論斷，不試圖整合成“偽公式”。

只有放下“歷史就是由低向高、由落后到先進的發展過程”“寫史就是將重大歷史事件串聯起來，把握其內部邏輯”之念，才能看懂本書。作者們力避“刪繁就簡”“抓住根本”式的粗放作業，呈現出多元的、演化而非進化的書籍史。

這么寫的原因有二：

其一，歷史未必是“焦點時刻”的串聯，許多重大變革是悄無聲息展開的，沒有里程碑，不具戲劇性。傳統書籍史常被人為設定“歷史主線”，套以“發生—發展—高潮—結尾”的故事邏輯，將歷史簡單化為“大事件＋大人物＋規律”的快餐，這樣的娛樂化和“偽啟迪”，往往使讀者偏離真相而不知。

其二，任何歷史現象都是適應環境的產物，世易時移，環境變了，寄生其中的歷史現象變得難解，后人遂生“以今視古”的妄念。可是，不同環境中的歷史現象真能簡單比附嗎？誠然，東西方古書后來都走向有目錄、有頁碼的形式，似是“趨同進化”，但活字印刷術始于中國，卻沒像歐洲的古滕堡印刷機那樣引發重大社會變革。

歷史學不是物理學，物理學能越講越薄，總結成幾個公式，并實驗驗證；歷史學只能越講越厚，因歷史難實驗，應慎言規律。

本書堪稱“什么是歷史”的啟蒙課，作者們呈現出歷史學家的專業性——審慎、克制、警惕，時刻抵抗著“總結規律”的沖動。即以活字印刷術為例。說出“中文字多，活字印刷成本高；西文字母少，活字印刷易行”之類俗理不難，但作者同時指出：古滕堡印刷機已失傳，究竟如何，今人不知；當時圖書發行量很難超千冊，新技術紅利有限；印刷廠缺活，偶爾才印書；早期接納“媒介革命”的反而是“保守落后”的宗教機構……

只有在諸多條件到位后，古滕堡才成了“關鍵人物”，至少當時歐洲人并不認為他很重要。古滕堡去世99年后，才有了第一張肖像畫，而且是來自畫家想象，與古滕堡本人無關。

閱讀史的進步，是數百年間新舊并存

無核心觀點，如何把這么厚的一本書串聯起來？《牛津全球書籍史》的辦法是：從“什么是書籍”之問切入，層層深入，持續激發讀者的思考。

表面看，“什么是書籍”容易回答。詞典稱：“裝訂成冊的著作的總稱。”但中國古代帛書無需裝訂，算不算書？電子書算不算書？古代碑刻算不算書？

本書未給出明確答案，但強調有五個側面是書的要件，即圖形化、易讀、便攜、可復制和耐用。則早期的書有甲骨、楔形文泥板、莎草紙、繩子（即結繩記事，美洲印加帝國稱為“奇普”，今存600件左右）等。

殷墟甲骨占卜后會刻上商王評點，較罕見，可能評點多用墨書，已褪色，有矯正禮神方式的作用。用過的甲骨攢到一定數量后，被集體掩埋。

楔形文字的泥板出現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初期只能記賬，至公元前1500年才用來通信，后來希臘人、波斯人的政府公文也用此，直到公元78年，仍用楔形文字泥板記天象。泥板成本低，但易損壞，寫不了長文，漸被莎草紙替代。

莎草紙最早出現在公元前2950年，后被環地中海諸國所用。在毀于公元79年火山噴發的凱撒岳父別墅（靠近龐貝古城）中，發現了600—1000種古書殘片。1057年，最后一道寫在莎草紙上的教皇詔命發布，后被獸皮紙和中國紙淘汰。

替代的歷程很漫長，因早期的書極少用來閱讀，而是幫書手習字、背誦和表演。書手們創造文字，是為了“不曾提供食物，不曾修建房屋，不曾制造商品”，卻過上更好的日子，他們為此虛擬了一個遠超日常生活的想象世界。

早期歐洲書籍只能手抄，插畫精美，成本極高。所謂進步，往往是數百年間新舊并存：有人視書為神明，有人靠它獲取新知；有人接受最新技術，有人用最舊技術；封面豪華，內文卻舛錯極多；也有很多人只用獸皮紙，視用普通紙為褻瀆……

技術創新本服務于舊應用，卻意外創造了新空間——人類發明書是為了信仰，卻被書手們搭車，服務于他們的文化；更多的書出現了，又因可讀性被普通讀者搭車。新空間更契合時代背景，不斷擴充，最終將舊應用邊緣化，直至擠出。

成也古滕堡，敗也古滕堡

古滕堡印的書沒標題、小標題，因只能印單色，需另請書手在空白處填彩色標題，為了美觀，活字印刷書特別重視版式設計。活字印刷機問世后，抄書市場仍維持了數十年。

出版效率提高了，印廠卻接不到活，只好給宗教機構印宣傳品，甚至是贖罪券。文藝復興旗手伊拉斯謨抱怨說：“（印廠）用傳單和書籍塞滿整個世界……印的都是些愚蠢、無知、歹毒、誣妄、瘋狂、褻瀆、煽惑的書籍。書籍的洪水如此泛濫，連那些或可帶來些許好處的東西也喪失了所有裨益。”伊拉斯謨自己也寫書，但他認為自己寫的是在壞書浪潮中力挽狂瀾的“好書”。

中世紀時，卡特里派與天主教會相爭，最后裁定各將著作投入火中，被焚毀者敗。卡特里派嘗試三次，書皆化為灰燼。天主教會拿出的是圣道明的著作，亦試三次，書入火即跳，甚至撞上房梁，在上面燙了一個印，自身毫發無損。

古滕堡之后，人們的看法改變了。17世紀末，宗教書占巴黎總印刷量的一半，但到1720年代時只剩1/3，1750年代只剩1/4，1780年代只剩1/10。市場比啟蒙學者的“去神圣運動”效果更佳。

古滕堡印刷機讓普通人也可藏書了。15世紀晚期，巴黎司法官員通常的藏書規模是60本。100年后，曾任司法官員的蒙田藏書達1000冊。到孟德斯鳩時，藏書增至3000本。

大眾閱讀崛起，出現了各種讀書會，但倫敦咖啡館里，書友們的爭論常轉化為拳腳相加。不過，據歷史學家恩格爾辛說，直至18世紀下半葉，大多數人要么是根本不讀書，要讀也只是新教家庭年復一年重讀《圣經》，“此類閱讀的目的并不是發現什么新的世界，僅僅是重溫自己已經知道的東西”。

古滕堡印刷機也催生了各種謠言，如：讀書信體小說催生了法國大革命，讀《少年維特之煩惱》導致自殺，有“讀書癮”的女性無法分辨現實與虛構……其中最不靠譜的出自反革命的巴魯埃爾神父，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是盧梭、伏爾泰（盧梭、伏爾泰互為死對頭）與共濟會一起策劃的邪惡陰謀。

1792年，法國大革命推翻君主制后，有人提出將古滕堡的遺骨葬入先賢祠，把他錯當成了啟蒙“哲人”。

關鍵在找到閱讀的精神

1650年，《新到新聞》在德國萊比錫創刊，作為歐美世界首份日報，它迅速呈現出“閱讀破壞者”的潛質。萊比錫是歐洲出版重鎮，1481年便采用了活字印刷機，16世紀成歐洲印刷中心之一，1632年開辦了著名的萊比錫書展。

早期報紙和期刊在模仿圖書，但它們都是典型的“發散閱讀”。以日報為例，一期趕一期，假裝每天都有重大事件發生，構成一個無窮無盡的序列，一旦過期，便分文不值。

報紙與期刊迅速風行。1870年—1890年，美國人口只增長63%，報紙發行量卻增長222%，1940年美國日報總發行量超4億份。

人們抱怨互聯網的“碎片化閱讀”，其實報紙與期刊早已如此，“印刷品似乎正在蛻變為一種類似‘現場’媒介的東西，其價值取決于收載的信息是否新鮮、帶來的影響是否直接”。

閱讀不再有儀式感，不再專屬于安靜的書房。如今，通過手機，你能獲得一輩子都讀不完的電子書。正如本書所說：“這場為大眾準備的魔術表演，確實帶來了一個‘大眾仙境’：最新的電子化媒介機器制造出一個個轉瞬即逝的快節奏幻象，交織成一幅千變萬化的蜃景。”

當知識隨時可獲得，幾乎免費，閱讀還有意義嗎？

其實，每個變革時代都是含混的，當網友紛紛表態不常閱讀的同時，全球圖書出版的品種與數量并沒顯著下降，且各種考試用書反而在增加。新技術以擠壓舊技術空間來尋求擴張，這意味著，只要找到不可替代的空間，閱讀就不會死。

1896年，法國詩人馬拉美提出過一個想法：標題、留白和字詞的巧妙排布，以及精心編排的意義和版面元素之舞，可以使書頁的劇場充滿生氣；上乘紙張、書封質地和裝訂工藝帶來的觀感和觸感，也可以在形而下存在和形而上隱喻兩方面得到升華。

馬拉美試圖拯救圖書的“精神”，認為圖書一旦量產、標準化，其“精神”便會凋謝。事實上，圖書至今還有創新空間，倒是電子書，其設計與工業時代的書籍毫無二致，只是“終極擬真”，它的最高目標不過是“和讀實體書的感受一樣”。

在當下這個AI迅速發展的時代，閱讀還有意義嗎？《牛津全球書籍史》沒給出結論，但讀者只要閱讀這本書，跟著每多思考一次，相信都會有多一份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