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是文化交流、傳播知識的重要載體，優秀域外作品的譯介與出版給中國讀者帶來了新知和新思，為解決當下的社會問題提供了借鑒與思考。同時，中國本土的學者、作家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展現出文化自覺，發出響亮的中國之聲。

中西文化“對照記”

外國學者審視全球史或地域史的視角，與中國學者的切入點及研究方法多有不同，對同一研究對象的不同解讀往往會產生奇妙的碰撞，撞出一出出中西文化“對照記”。法國學者米歇爾·帕斯圖羅的“動物文化史”系列即為一例。

帕斯圖羅是知名歷史學家，也是動物文化史學界的達人。他于1972年發表博士論文《中世紀紋章系統中的動物意象》后，便致力于動物符號象征學與動物文化史學的研究，成果《狼的文化史》《渡鴉的文化史》《公牛的文化史》《鯨的文化史》均已有中譯本。

帕斯圖羅從動物的角度展現歷史，撒開了一張交織著傳說、神話，綴滿形象與符號象征的大網。《狼的文化史》引起學者馮慶的思考，認為這本書“直面縈繞歐洲文明數千年的歷史問題，即如何對待人類本性中固有的野性”，某種程度上與以《狼圖騰》為代表的中國小說構成了遙遠的呼應。《渡鴉的文化史》通過令人恐懼的大“黑鳥”揭開歐洲文化的價值體系、公民意識構建方式等，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烏鴉”意象形成對照；《公牛的文化史》聚焦公牛在歐洲的形象變遷以及人們對權利、生命力與繁衍力的想象，這與中國人對公牛的認知大異其趣。

中國學者講動物也談歷史，但更重考古與文物。例如知名學者李零的《十二生肖中國年》，聚焦古代文物和中國的民間信仰，談十二生肖的來歷、含義以及與古代漢族生產生活的關系。這些中外文化研究佳作，風格迥異，對照來讀，別有一番意味。

關注現實問題，

對人類生存的共同關切

在引進、譯介域外作品時，出版方一般會帶著“問題意識”，期望通過譯著讓讀者對所處現實及面臨的實際問題產生關注和思考。例如，當下關于性別議題的討論越來越熱烈和深入，女性的生存狀態、與之相關的社會結構和家庭角色探討獲得廣泛關注，以上野千鶴子系列作品為代表的引進圖書，始終保持著話題熱度。

三聯書店曾引進出版多種關注女性、母職等問題的圖書，如霍克希爾德的《職場媽媽不下班：第二輪班與未完成的家庭革命》《時間困境：當工作和家庭被顛倒》，聚焦女性與職場、家庭間的現實困境；茱莉·菲利普斯的《逃生梯上的嬰兒：創造力與母性的兩難》側重審視女性所面臨的精神困境，例如為人母是否是一個女人成長和成就的終點，女性獨立自由的精神在家庭空間中能否擁有、如何擁有等。

以《逃生梯上的嬰兒》為例，這本書講述了才華橫溢的女藝術家、作家們作為母親的經歷以及她們為保持自我的創造性而采取的私密抗爭——多麗絲·萊辛在自我認同和母親身份之間面臨選擇困境；厄休拉·勒古恩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了穩定性；奧德雷·洛德按照自己的方式養兒育女；蘇珊·桑塔格和安吉拉·卡特分別在19歲和43歲的時候成為母親……這些母親育有一個或幾個孩子（多的有7個），她們創作時嬰兒車就放在身邊，因為追求創造性的工作，她們遭受過各種指點，如愛麗絲·尼爾就被婆家說“為了完成一幅畫而把孩子丟在紐約公寓的逃生梯上”。

“把嬰兒放在逃生梯上”當然是個謠傳，她們需要的是“在自我與她的孩子之間拉開精神與時間的距離，這樣她就能夠保持在場，獲得許可，擁有一星半點的自我，從而維護創造力”。

除了對當下現實問題的關注，涉及氣候、能源、人口等問題的外版圖書也在被譯介引進。如持續關注這類圖書的“新知文庫”，早期有《氣候創造歷史》《碳時代：文明與毀滅》，近期有《自然新解》《生態現代主義》等。對人類命運的關切也激發著本土作者的創作熱情，如袁越的《人類的終極問題：未來篇》，直面“人類未來吃什么”“人類未來用什么”“人類未來燒什么”三個問題，探討未來的農業、材料和能源，這也正是當今世界面臨的現實問題。

可以看出，西方作者與中國作者都在通過自己的專業學科背景與對人類生存的共同關切，表達各自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不同理解。

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高光時刻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早在90多年前，就出現過一次極為成功的中國文化“走出去”——話劇《王寶川》在英國倫敦上演。1934年，熊式一將中國傳統戲劇改編成英語話劇《王寶川》，在英國3年上演900多場，瑪麗王后足足看過8次，并攜孫女（伊麗莎白女王）同看。1935年，熊式一成為第一位登上美國百老匯舞臺的中國導演，羅斯福夫人看后贊嘆“迷人，有趣，含蓄，服飾華麗，令西方人大開眼界”。這是熊式一人生的高光時刻，也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歐美文藝界仰慕中國的輝煌時刻。

美國薩福克大學榮休教授鄭達所著的《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完整呈現了熊式一傳奇的一生，更以熊式一為切入點，回顧了那段短暫卻溢彩的中西文化交流歲月。熊式一的一生是20世紀知識分子與世界相遇的一生，他在牛津的家被稱為“第二個中國大使館”；他翻譯了多種劇作，被徐志摩贊為“中國研究英國戲劇第一人”，陳寅恪用“海外林熊”并稱他與林語堂……正如王德威所言，熊式一的“雙語戲劇創作、多元事業軌跡，以及起伏的生命歷程，無不折射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與世界的重層關聯”。

熊式一在海外從事文化工作時，始終帶有中國文化的自覺，他的作品是異域視野下的中國言說。除了熊式一的海外文學創作，這本傳記中還提及蔣彝的《中國畫》、“啞行者”游記作品、崔驥的《中國史綱》、唐笙的《長途歸來》等，這些細節還原出一幅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和藝術家的創作圖景——他們在異域發出中國的聲音，表達中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