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不論是中國抗戰文學在海外的翻譯與傳播，還是外國二戰文學在中國引發的共鳴，都反映出世界人民守望和平的共同心聲，也從側面記錄下中外文學交流的進程。讓我們再次探尋這些經典作品走過的世界之旅，感受其中經久不衰的文學魅力和精神力量。

中國抗戰文學：全面彰顯民族氣節

蕭紅被譽為“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洛神”，其代表作《生死場》控訴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彰顯了鮮明的民族意識。該書1935年12月由奴隸社出版，上海容光書局發行，奠定了蕭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魯迅將其收入《奴隸叢書》，并在序言（《蕭紅作〈生死場〉序》）中認為，作品寫出了“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其中“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更是令魯迅印象深刻。

在海外，美國漢學家葛浩文對蕭紅情有獨鐘。1971年，他進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毅然選擇蕭紅這位彼時在美國幾乎無人知曉的作家作為研究對象。1974年，葛浩文完成博士論文，并于1976年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了海外首部蕭紅研究專著《蕭紅評傳》，對于蕭紅走向世界起到了關鍵作用。該書此后多次修訂，從中可以看到葛浩文曾訪問過蕭軍、端木蕻良、舒群、駱賓基、羅烽、白朗等歷史親歷者。

此后，葛浩文翻譯了《生死場》等眾多蕭紅作品，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了他與楊愛倫翻譯的《生死場·呼蘭河傳》，被眾多圖書館收藏，推動了蕭紅作品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此外，德文版《生死場》和《呼蘭河傳》，由德國法蘭克福島嶼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德國漢學家顧彬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詳細分析了《生死場》，認為作品在表現日本侵略之外，更將“場”升級為一種象征，而這種象征效果，正是通過小說生動形象、手法高超的一個個畫面實現的。《生死場》突出的畫面感，使它具備話劇改編的潛力。2004年，田沁鑫執導的話劇《生死場》與觀眾見面。次年，該劇登陸韓國，由韓國話劇演員以小劇場形式演出，引發當地觀眾強烈共鳴。

《生死場》寫農村，《四世同堂》則寫城市。“以小說的主題與結構來看，老舍必然有心寫作一部史詩式的作品，向歐洲19世紀的歷史小說如《戰爭與和平》等看齊。”學者王德威如是評價老舍的《四世同堂》。作為老舍最長的一部作品，《四世同堂》有著豐厚的意蘊與綿密的細節，堪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不朽經典，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世同堂》以北平小羊圈胡同為中心，集中表現了抗戰時期北平淪陷區普通民眾的生活與反抗。老舍在作品中痛心地寫出了古都北平的文明氣象如何被日寇的鐵蹄毀壞，世代崇尚和平的中國人如何忍無可忍，走向覺醒、抗爭與自新之路。

《四世同堂》在英語世界的翻譯，老舍本人參與其中。1946年，老舍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講學，期間完成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的創作，并與美國作家、社會活動家浦愛德合作翻譯了《四世同堂》英文版《黃色風暴》。

浦愛德出生在中國，父母皆為傳教士，回美國后參加了由埃德加·斯諾等人發起的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積極支援中國抗戰。她看不懂中文，卻聽得懂，口語非常好。老舍一段一段地念，她隨即譯成英文，再跟老舍確認，就這樣將《四世同堂》翻譯成英文。

1951年2月，《四世同堂》英譯本問世，《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于11日同天發表書評。美國作家賽珍珠認為，老舍的中國立場讓《四世同堂》“超越了一個民族、一場戰爭或是一個時代”。1955年，法國普隆出版社以《黃色風暴》為名，出版了老舍的《四世同堂》。法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勒克萊齊奧非常推崇老舍的作品，曾在1996年法國水星出版社新版《四世同堂》的導言中稱老舍為“老師”。《四世同堂》寫戰爭，又超越戰爭，被翻譯至日本、俄羅斯等多個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四世同堂》還經歷了兩次從英文回譯為中文的過程。原作第三部《饑荒》的部分手稿在完成后未能及時發表，后又散佚。1982年，譯者馬小彌根據《黃色風暴》回譯了該書最后13段，補足了原來殘缺的故事。2014年，出版人趙武平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浦愛德檔案中，找到了《四世同堂》的英文譯稿原稿，比《黃色風暴》多出3段，細節也多有不同。趙武平從此稿回譯了10多萬字，盡最大努力還原了作品原貌。

表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投身抗日斗爭的紅色經典，為世界反法西斯文學增添了一抹亮色。其中的代表作有《荷花淀》《新兒女英雄傳》等。

1945年5月15日，孫犁的《荷花淀》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副刊上。小說對純美人性的謳歌，對冀中水鄉自然環境的生動描摹，形成了“清荷”般的氣質，在抗戰題材作品中獨樹一幟，一經發表就獲得頗高關注。

與在延安文藝界產生轟動相呼應，孫犁作品在海外也受到讀者歡迎。1947年4月，小說散文集《荷花淀》被編入周而復主編的《北方文叢》，由香港海洋書屋印行，收錄《荷花淀》等6篇作品。《北方文叢》出版后，曾在港澳和東南亞地區產生較大影響，首開孫犁作品海外傳播先河。

20世紀80年代，中外文學交流日益密切。借此契機，《中國文學》雜志時任主編楊憲益提議創設“熊貓叢書”，以英、法兩種語言向西方系統譯介中國文學。“熊貓叢書”翻譯了190多種中國文學作品，發行至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由翻譯家沙博理、戴乃迭、俞筏琴合譯的《孫犁小說選》列入其中，1982年出版。同年，戴乃迭翻譯的《風云初記》《荷花淀和其他》英文單行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后者被世界67家圖書館收藏。這一系列譯介活動凸顯了孫犁在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過程中的地位。

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以牛大水、楊小梅這對青年男女的悲歡離合為線索，再現了抗戰中敵后游擊隊艱難發展、不斷壯大的歷程。小說語言通俗流暢，故事性強，1949年出版后，數十年來發行量累計超過400萬冊。作品被譯為英語、日語、羅馬尼亞語、波蘭語等出版，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沙博理的英譯本。沙博理1947年來到中國，在多個文化部門工作，翻譯過20多部中國文學作品，包括《保衛延安》《林海雪原》《創業史》等紅色經典，2010年以95歲高齡獲得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在中國抗戰文學的海外翻譯與傳播中，《引力》堪稱是一個特殊的個例。作為“漢園三詩人”之一，李廣田以詩歌創作名世。《引力》是他唯一的長篇小說，其詩化小說的寫法與主流抗戰文學的風格頗為不同，在國內關注度不高。然而這部作品，竟然在日本再版了11次，被上百所大學收藏。

《引力》的主要情節是淪陷區中學教員黃夢華，因不甘做亡國奴，下決心帶著孩子投靠身在大后方的丈夫雷孟堅。沒想到抵達時，丈夫已經離開，留下的信中說，自己正向更光明的地方進發。黃夢華也追隨丈夫奔赴自由與光明的腳步，開啟了新的人生。

《引力》1947年在中國出版不久，就被譯介到日本，岡崎俊夫和高田浩分別節譯了這部作品。1952年，巖波書店出版了岡崎俊夫的全譯本，據學者呂彥霖統計，日本國內114所大學藏有該譯本。

《引力》本是一部抗日小說，在日本緣何會產生如此經久不息的“引力”？除了美學和藝術方面的原因，日本學者、作家奧野信太郎的一段話或可揭開這個謎底。在《讀〈引力〉》中，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深信美國的占領政策會使日本民主化，后來卻顯出了使日本軍事基地化、殖民化的意圖。一旦被施予的自由逐漸減少，日本人就有了被壓迫國民的感情，于是同小說發生了共鳴。”

外國二戰文學：多維呈現戰爭與人性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行之時，有一位美國作家的反戰小說曾在中國引起廣泛反響——約翰·斯坦貝克的《月亮下去了》。斯坦貝克是美國著名小說家，曾獲諾貝爾文學獎。20世紀40年代，他在中國享有很高知名度，堪與海明威相媲美。1942年，斯坦貝克出版了反戰題材小說《月亮下去了》。作品以一座北歐小城為背景，講述了當地民眾抗擊德國法西斯侵略的故事。斯坦貝克曾從德國占領區逃亡到美國的流亡者口中，了解到敵占區人民建立地下組織抵抗侵略的動人故事，小說中不乏現實的影子。《月亮下去了》問世后，很快賣出了50萬冊，還被改編為戲劇和電影。

《月亮下去了》也受到中國知識界廣泛關注，該書出版第二年，中國就出現了至少5個譯本。其中包括馬耳翻譯的《月亮下落》、胡仲持翻譯的《月亮下去了》、趙家璧翻譯的《月亮下去了》、劉尊棋翻譯的《月落》、秦戈船翻譯的《月落烏啼霜滿天》，后三者此后又再版，影響較大。

趙家璧在20世紀30年代就對美國文學很感興趣，讀過斯坦貝克的《人鼠之間》《憤怒的葡萄》。1942年，他在桂林看到了《月亮下去了》，很快就讀完了，作品中侵略者的橫行霸道，淪陷區人民的不屈抵抗，讓他覺得這講的簡直就是中國淪陷區的事，遂對作品全文進行了翻譯。該譯本問世后再版多次，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

蘇聯的反法西斯文學創作，幾乎與衛國戰爭同時。衛國戰爭爆發之初，蘇聯詩人列別杰夫-庫馬奇就在《真理報》上發表了《神圣的戰爭》一詩，鼓舞人民眾志成城，投入“決死的戰爭”。衛國戰爭期間，1000多名蘇聯文學工作者，參加了紅軍和游擊隊，還有大批作家在后方支援前線斗爭。據統計，有400多位作家在戰斗中英勇犧牲。親歷戰爭或間接參與戰爭的蘇聯作家拿起筆，創作出大量享譽國際的反法西斯文學經典。

中國對這些作品的譯介非常及時，1941年5月創刊于延安的《解放日報》，至1945年抗戰勝利，發表了152篇蘇聯文學作品的譯文和評論文章。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蘇聯衛國戰爭文學有約百種被譯為中文。據學者李萬春和王蕾統計，1980年至2005年，衛國戰爭題材小說的中譯本出了近百個。《俄羅斯性格》《青年近衛軍》《在斯大林格勒的戰壕里》《真正的人》《熱的雪》等名著是其中的代表。

在這些作品中，鮑里斯·利沃維奇·瓦西里耶夫1969年發表的中篇小說《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稱得上家喻戶曉。小說講述了在瓦斯科夫準尉帶領下，駐守某車站高射機槍班的5名女戰士，在密林中與空降的德軍小分隊周旋、搏斗的故事。隨著5位青春靚麗、性格迥異的姑娘在戰斗中一一犧牲，一種崇高感、悲壯感油然而生。

1977年，《世界文學》復刊后，《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作為重要作品在第一、二期連載。小說的譯者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俄蘇文學翻譯專家王金陵。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單行本。之后，該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長期暢銷。2023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又推出了白樺熊的全新譯本。

《這里的黎明靜悄悄》還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連環畫、話劇等，觀眾遠超原著讀者，表現出強大的藝術生命力。2015年，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國家大劇院推出了原創同名歌劇，并于2018年赴俄演出。原著的影響經久不息，究其原因，瓦西里耶夫親歷過衛國戰爭，能將戰斗的殘酷表現得十分充分，同時，他在小說中實現了英雄頌歌與抒情美學的完美平衡。

德國的反法西斯文學作品，在中國也享有很高知名度，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該書作為作家的處女作，1959年甫一出版就大獲好評。小說英文版1963年在美國出版后，連續9周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根據原著改編的電影1980年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中說，“《鐵皮鼓》是二戰之后世界文學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鐵皮鼓》中，主人公奧斯卡無意中發現母親與表舅偷情，又目睹納粹勢力猖獗，于是決定拒絕長大，跳樓之后變成了侏儒。他整日敲打一只鐵皮鼓，吟唱歌謠，針砭時弊。格拉斯用這個畸人流浪的一生，編織出一幅納粹統治下的社會“百丑圖”，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諷刺了歷史的荒誕。

早在20世紀8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胡其鼎就翻譯了《鐵皮鼓》的一個章節，刊登于《外國文藝》。1990年，胡其鼎翻譯的《鐵皮鼓》全譯本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格拉斯新穎的寫作手法令文學界驚嘆，上海市作家協會馬上購入幾百本，作家會員人手一本，作為學習范本，國內還掀起了模仿格拉斯式黑色幽默的熱潮。

這本書深刻影響了眾多中國作家。作家邱華棟說：“格拉斯有民間說書人的氣質，通過講述離奇、怪誕的故事抓住讀者的心，將20世紀德國和歐洲歷史以被哈哈鏡變形的形象呈現給我們，讓我們看到了歷史的真相和它變形后的樣子。”作家徐則臣則表示，每年都會隨機閱讀幾本格拉斯的小說，看得比較頻繁的是《鐵皮鼓》和《比目魚》。

澳大利亞國寶級作家托馬斯·基尼利的《辛德勒名單》，影響甚至比《鐵皮鼓》還要大。小說以真實事件為原型，著力探究德國納粹黨員、發戰爭財的工業家辛德勒，為何不惜冒著身家性命的危險，拯救出千余名猶太勞工。基尼利在小說中讓主人公在“大義人”與“大惡人”之間搖擺，塑造了一個含混復雜又崇高可敬的人物形象。

《辛德勒名單》譯者、上海譯文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主任馮濤介紹，該書的緣起頗為傳奇。1980年，基尼利在美國一家箱包店認識了店主、“辛德勒幸存者”普費弗伯格，從他的嘴里第一次聽到辛德勒的大名。普費弗伯格得知基尼利是位小說家后，向他熱心地展示了自己保存的關于辛德勒的大量文件，并親自陪他遠赴波蘭，實地踏訪了克拉科夫以及跟辛德勒有關的地點，協助作家采訪了大量當事人。基尼利之所以受到奧斯卡·辛德勒的吸引，是因為“在他身上，你沒辦法說清楚投機主義究竟在何時讓位給了無私救人。我喜歡這種具有顛覆意味的事實，即精神的力量和美好的意愿在最不可能出現的地方大放異彩。”

譯者馮濤1995年到南京讀書，適逢電影《南京1937》上映。影片帶來的那種切膚之感、錐心之痛，令他久久難以平復。電影《辛德勒名單》上映后，他也是過了很久才看。直到在編輯生涯中碰上《辛德勒名單》原著小說，馮濤朦朧地感覺應該做點事，彌補自己在南京的遺憾。他用心翻譯了這本書，中譯本2009年出版后多次再版，銷量約8萬冊。

在中國出版界，以反法西斯為主題、匯聚世界各國優秀文學作品的出版工程，非《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系》莫屬。1995年由重慶出版社推出的這套書，選編世界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性作品，以52卷、3000萬字的體量，成為國內外首部全面、系統反映世界反法西斯文學風貌的書系。書系所收作品的作者達600多人，包括肖洛霍夫、海明威、福克納、斯坦貝克、加繆、薩特、莫拉維亞、泰戈爾、聶魯達等世界級文豪。這套書由劉白羽任總主編，譯者團隊近300人。

2015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梳理了當代外國文學經典中關于反法西斯戰爭的名著，推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經典叢書》，為讀者提供了反法西斯文學經典的可靠譯本。

這些作品只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中的冰山一角。它們以使命感和正義感，鼓舞民眾斗爭、凝聚團結力量，深入探討戰爭對人性的異化與救贖，弘揚自由、正義、奉獻、犧牲的價值觀，其藝術感染力超越地域與民族界限，在世界讀者心中產生了長久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