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海內外有關白居易生平與傳記類的著作，如果不計年譜和家譜的話，至少超過百部。其中具有開創性的第一部，是郭虛中著《白居易評傳》，由正中書局1936年10月出版；而最具有現代學術色彩、較為完整的白居易傳，則首推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772—846 A.D.），這既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白居易生平傳記，同時也是一部有影響力的西方漢學經典。

盡管錢鍾書先生1948年出版的《談藝錄》曾批評韋利早年所譯《中國詩歌》“暗中摸索語，可入《群盲評古圖》”（《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1984年9月版），但置之于漢學發展史來看，《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是目前所知西方世界第一部以詩人詩文作品為史料的中國作家傳記，1949年在倫敦和紐約同時上市，甫一出版，即被高度重視，影響至今，堪稱漢學經典著作，同時也被譽為阿瑟·韋利漢學成果的首選代表作，這恐怕是學貫中西的錢鍾書先生始料未及的。

其實阿瑟·韋利選擇白居易為傳主，并非僅僅出于其“淺近易解”，更多是出于性格經歷和文學觀念的認同。阿瑟·韋利最先是以詩人的身份榮膺文壇的。早在羅格比公學就讀期間，韋利就萌發了對詩歌的興趣，1963年2月18日，英國BBC廣播電臺知名主持人羅杰·佛勒對韋利進行過一次專訪，訪談中韋利談及自己中學時曾寫過一些短詩。在劍橋大學上學期間，韋利加入燒炭人俱樂部，他們經常聚會郊游，討論詩歌的不朽問題。韋利雖然是以翻譯者的身份名揚文壇的，但許多英國評論家都將他當作英國的詩人，將其譯介的詩歌作品視為英國文學遺產的一部分。例如當代英國詩人沃爾夫在《中國詩歌》前言中稱，應該把韋利的英譯漢詩“看成是一個20世紀的英國人創作的作品，并以此為基點來評判它們”。

對詩歌的鐘情，是拉近韋利與白居易距離最切而近的線索。在韋利翻譯的中國詩各個版本中，幾乎所有的譯作都有白居易的身影。他所翻譯的白居易詩作的數量近乎其他詩人總和的十倍。為詩而狂、嗜詩如命，乃是韋利和白居易共同的旨趣愛好。白居易《山中獨吟》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消，此病獨未去。每逢美風景，或對好親故。高聲詠一篇，恍若與神遇。自為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時新詩成，獨上東巖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樹。狂吟驚林壑，猿鳥皆窺覷。恐為世所嗤，故就無人處。”韋利的學生伊文·莫里斯曾借用此首詩為題，易“獨吟”為“狂吟”，編有《山中狂吟——阿瑟·韋利譯文及評論選》。

因為性格的原因，韋利雖喜交友，但說話甚少。而其邊緣的猶太族身份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對猶太人的戕害在他記憶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英國逐漸蔓延的反猶情緒也使他的處境極為被動，這些因素加劇了韋利對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厭倦。他一生不涉政壇，不謀求政治地位，1929年，甚至連自己在大英博物館的工作也辭掉了。自1930年后，除“二戰”期間從事過一段審察員工作外，再也沒有擔任過其他的官方職位。靜謐恬淡是韋利的生活方式，只要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至樂。于這一點，遠在東方的白居易成為他的知音。

早在1959年12月，《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就由日本白居易研究專家花房英樹翻譯成日文出版，1988年3月又有新裝第二版。遺憾的是，這部重要的西方漢學經典的漢譯本，卻一直沒有出現。終于，在2024年11月，由北京外國語大學顧鈞與首都師范大學陶欣尤合作翻譯了這部《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收入國際儒學聯合會支持、葉嘉瑩先生主編、陳斐執行主編的“域外詩譚譯叢”，由華文出版社推出（以下簡稱顧譯本）。

顧譯本共24萬字，全書分為14章，依年代順序敘述白居易的一生。阿瑟·韋利原著并無章節標題，顧譯本為了方便閱讀，添加了章節標題。《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聯系唐代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以《舊唐書·白居易傳》相關記載為綱，結合白居易及其友人的詩文作品，敘述了白居易的一生。書中引用了大量白居易詩文策判等作品，其中詩歌的數量最多，共有100多首，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韋利在中詩英譯集里翻譯過的，其余部分的詩歌新譯則是為史實敘述服務。倪豪士《英語世界中的白居易研究》曾指出：“雖然有著以上非常顯著的優點，這部書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陷。詩歌是作為歷史價值來使用的，很少看到對這些詩歌的分析。”（《白居易研究講座》第五卷“圍繞白詩受容的諸問題”東京：勉誠社，1994年9月版）這是對于利用詩歌作為史料方面令人遺憾的一點，不過考慮到這部書的本意是要以詩證史，而非因史析詩，因此也不必苛求其本身內容與藝術分析上的欠缺。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突出了與白居易關系密切的人物，特別是交游唱和的友人，如元稹、劉禹錫、崔玄亮、李建等。這一方面是將白居易的生平和創作放在更大的脈絡中來考察，凸顯書名里“時代”的內涵；另一方面也基于韋利對中國古代詩人的認識：極重友情。書名中“時代”的內涵，還體現在韋利對于白居易所處中唐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介紹和論述，其中含有不少引人入勝的細節，如土地與稅收、宮廷道教、監獄管理、官員工資、國家和地方祭祀活動、《霓裳羽衣曲》、“司馬”職位的由來和性質，等等。

書中所引詩歌和策判等公文都是用作歷史資料，對于其文學價值則很少評價，唯獨對《長恨歌》和《琵琶行》做了例外的評價，不過都是負面的批評。應該說，韋利對白居易這兩首長篇敘事詩的看法和解釋都相當主觀，包含過多的個人因素，而實際上，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兩首詩的廣受歡迎，這更給他的解釋添上了牽強意味。雖然主觀見解無法避免，但韋利的客觀態度仍占主流。比如在譯詩時，韋利認為白居易的諷喻詩并不是他最好的詩，對詩歌承擔教化功能的儒家文學觀念也不以為然，不過在這部傳記中，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紹《與元九書》，翻譯了其中大部分內容，并用自己的話來串聯理解，力求把白居易的文學觀和以此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學觀介紹清楚，顯得客觀很多。在譯詩時，韋利更看中的是白居易的個性，而在傳記中，則把白居易心系黎民的高尚情懷進行了必要的強調。

總體而言，站在漢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的成績與優長是主要的，因此不愧為阿瑟·韋利眾多漢學作品中影響最大者，是其研究白居易的結晶之作，評以精彩絕倫、引人入勝，絕非過譽。76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這部傳記，不僅是西方最著名的白居易研究著作，也堪稱是一部有影響力的西方漢學研究經典著作。顧譯本譯筆流暢平易，極好地傳遞了原著的神韻。從白居易到阿瑟·韋利，再到顧譯本，可謂由著者、譯者和編者共同參與了一場跨越時空的經典接力跑。隨著白居易這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代表在海外聲名遠播并廣受喜愛，相信這部譯本也同樣會受到廣大讀者的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