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艾米爾·穆夫提在《忘記英語》這本學術專著里提到一則驚人的數據對比：“在中國，受過一部分正式英語教育的人甚至比美國總人口還要多。”英語學習以及對英語文學的閱讀和研究，已經是中國當代日常的一部分。來自128所國內外高校的300多名學者日前相聚清華大學，圍繞著“英語文學與中國”的主題，討論和思考中國學者在學術研究、翻譯實踐、乃至跨文化和跨語言的寫作中，怎樣強化中國身份的自主性，面向全世界的共同體發出中國聲音。

中國學者的“創新書寫機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學所原所長陸建德教授引用英國作家E.M.福斯特“唯有聯結”的觀點來強調，對英語的學習、翻譯是和中國現代化進程緊緊交織的；甚至可以說，中國現當代文化以及現代漢語，是在不斷和英語交流的過程中發展成熟起來的。

清華大學外文系顏海平教授回顧了從19世紀90年代末到整個20世紀，中國的著述家們不斷跨越語種、文化和文明的邊界，在聯接中文和英語、中國和外部世界的書寫中開啟現代時空。先行者嚴復在1898年出版的《天演論》，是赫胥黎1893年5月在牛津大學發表的演講《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的中譯本。但《天演論》不只是“英譯中”的譯本，在翻譯之外，嚴復對英文原文作出增寫、更改和類似編者按的評論。嚴復既是譯者，也是評論家和作者，這是一部“創新書寫機制”的作品。嚴復創造的這種特殊的書寫形式，他的“夾譯夾敘夾議”所具有的豐富復雜的含義，仍然和今天的中國人息息相關——他作為第三方主動地加入了這場關于“如何建造現代世界及其合理性”的論爭，隔空產生了一場多文明維度的思想交匯，也是一場在想象中發生的跨地緣文化的思辨。這對當代中國學者所追求的“深化對本土文化的思考”“發出中國聲音”，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思想資源。

錢鍾書是另一位重要的“創新書寫機制”的實踐者。他對于“原文”和“譯文”創造性地表述為“出發語”和“抵達語”。錢鍾書的治學和寫作，始終被跨語種、跨文化、跨界的自信所驅動著。從他的思考方式到落到紙面的文字，他既堅守語言和文化的差異性，又進入復數語言和復數寫作的“跨界相聯”的境界。翻譯家傅雷踐行了如何在對外語的翻譯中“創造中國白話文”，他對巴爾扎克、伏爾泰和羅曼·羅蘭主要作品的譯著，在法語表達的底本里，融入中國文言的韻律，借力于江南方言的生動活力，海納百川地吸納融會不同民族的語言文化，抵達了一種氣韻生動的現代漢語。

傅雷和錢鍾書從不同的角度驗證著這樣的觀念：每一種語言是一個整體，但沒有一種語言可以僅靠自己達到這樣的完整，只有通過它們積極的相遇，相輔相成，使一種語言成熟的種子往往蘊藏在另一種語言里，語言和語系、文化與文明總是在既交鋒又交匯的過程中互為增益和互相成就。

促成當代世界文學去中心的新結構

中國作者/學者和英語文學以及世界文學正面相遇后，在不同文化的相聯中確立本土身份和現代漢語的自信。杭州師范大學周敏教授提出，在當代的文化環境里，中國學者和寫作者應該更進一步，撬動歐美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的結構，想象并促成當代世界文學去中心化的開放結構。她談到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他來自加勒比海東部的彈丸島國圣盧西亞，他的詩歌語言跨越英語、克里奧爾語、法語和古希臘語。詩人革新了詩的文體，同時創造出既不是英語也不是法語的、具有多層意義且不透明的語言。沃爾科特的“語言革命”不僅是為了有效地述說加勒比地區的特定經驗，對語言差異的合法性的確認，也就意味著不同地區的文學和文化不應存在等級高下，同時否定了世界文學存在“中心-邊緣”的秩序。

加勒比地區島嶼星散分布，當地的作者和學者提出，世界文學也應該是“群島”的生態，是不存在中心的松散結構。周敏認為，這個觀念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在整個20世紀，中國“參與”了世界文學，現在，中國能不能“提出”世界文學？中國文學長期以來形成的象征性修辭與言外之意的美學追求，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非直接”的批評語言系統。如果將這種語言資源激活，探索在“非透明”中建構美感與思想深度，中國文學能否以獨特的詩學資源和批評語法重塑世界文學的結構？這將是“英語文學與中國”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