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吉恩·瓦倫汀的相遇

對我來說，認識詩人吉恩·瓦倫汀（Jean Valentine，1934-2020），是我生命中又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相遇”。

2012年冬天，一位朋友從美國給我帶回了一本精美的小書：《黑暗的接骨木樹枝：茨維塔耶娃的詩》，它由移居美國的烏克蘭詩人伊利亞·卡明斯基與吉恩·瓦倫汀合譯。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美國還有著這樣一位優秀的、和我們一樣傾心于俄羅斯白銀時代詩歌的女詩人。

沒想到的是，我和瓦倫汀后來還有機緣進一步相識，那是2015年秋天，我們在北京相聚。不用多說，我們一見面就有一種親人般的感覺，正如她后來在《一些簡單的詞語》中所說：“當王家新和我坐下，為我們的‘翻譯工作坊’，在十月份我到達中國的第一天，策蘭、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狄金森說出的最初詞語：這就是我們首先的翻譯。”

翻譯，相互翻譯，直達最深的心靈感應，然后突然就沒有回音了。那還是在2018年以后。我想她的年齡已有八十多歲了，身體可能不好，但也不便去問。

然后就是新冠全球大流行的幾年。2021年初春，我從網頁上看到這條消息：“瓦倫汀于2020年12月29日去世。”

沒有任何說明，而我更加震驚了。然后看到紐約時報上的專文，悼念這位國家圖書獎獲得者、曾獲紐約州桂冠詩人稱號的杰出詩人。

在她的晚年詩作中，就有一首《她的最后一年》，獻給她的茨維塔耶娃：

歇一歇你的嘴。

歇一歇你的音樂。

歇一歇，你來回不停的腳步。坐下來，

吃。喝。

以我的眼睛，我看見你在吞食石頭。

我看見你在吞食骨頭。

你吞食泥巴。你吞食光。

我已分不清任何東西。

一個標記，一道傷口， 一把刀，一塊黑木， 一張網。

我認出了一切。

這個標記，這道傷口，這把刀，

這塊黑木，這張網。

也就是在那樣的悲痛時刻，我立下了誓約，要譯出她更多的詩。我要讓她的生命、她的聲音進入了更多的生命，或是用她在她的《山中之門》中的意象來表達，要竭力“扛起一只死鹿”，把她送往那“山中之門”，送往那永生的復活之地！

關于瓦倫汀的詩，已有很多評論，《紐約時報書評》稱“瓦倫汀有一種堅韌的陌異性的天賦，同時具有夢幻般的句法和構造短詩線條的方式，把我們吸引到情感的雙重性和流動性之中”。瓦倫汀的朋友、在美國有著廣泛影響的著名女詩人阿德里安·里奇稱瓦倫汀的詩“是一種最高級別的詩歌，因為它使我們進入到我們無法以其他方式接近的空間和意義”。

瓦倫汀的創作穿過了美國詩歌半個多世紀的歷程，帶著自白派、深度意象派、新超現實主義的影子，除了她所屬的文化和文學傳統，又受到佛教、俄羅斯詩歌和策蘭詩歌的影響，在詩壇上自成一家，而且到后來愈寫愈好。如果把她和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露易絲·格麗克相比，格麗克的詩更為堅硬，泛著鉆石般的冷光，而瓦倫汀的詩更為親密，帶著一種精靈般的詩性。說實話，我本人更喜歡瓦倫汀的詩，重要的是，它使我感動。當美國女詩人安·范·布倫看到我翻譯的《山中之門》，她很驚異地說：“啊，你翻譯了瓦倫汀的詩！她的詩使我流淚！”

的確，瓦倫汀的詩真切感人，它出自“一種迫切性的藝術”。在一首詩的最后她曾這樣告誡自己：“別去傾聽詞語，它們只是一些你言說之物的小小形狀。/它們只是杯子如果你口渴。但是你并不口渴。”而她的詩，無論是她最初的曾獲得耶魯青年詩人獎的《夢叫賣者》，還是后來的詩，往往就是這種真實的“口渴”的產物。而這樣的詩人才值得信任。

“從深海里聽到的詞”

瓦倫汀的詩，大都立足于個體生命的經驗，或用策蘭的話講，大都是她“從深海里聽到的詞”，但這并不意味著她是一個狹窄的、密封的詩人。她的詩其實有著豐富的社會性，有著她自己的政治和歷史的維度。她的《1945》就堪稱是一首小型的悲劇史詩，對美國廣大讀者，這首詩也很重要，因為它在歷史視野里揭示了數代人的精神創傷。詩人的父親本來是1941年作為航空母艦的聯絡官參加太平洋對日戰爭，1944年帶著戰爭創傷回來（“當他歸來，他像阿喀琉斯一樣憤怒”），但這首詩的標題卻為“1945”，這一下子標出了一個具有重大歷史分水嶺性質的年份（戰爭結束）。而全詩的構造“線條”又是那么巧妙，詩的前半部分是年輕的飛行員們未能飛回到父親的航母甲板上，后半部分也是子女們一個個“飛去”，并且“再也沒有回來”。全詩的最后也非常感人：“哦，我死去的父親/——啊，珍妮，你還在詞語中……”這最后一句為詩人滿懷著悲哀對自己說話（“珍妮”為詩人的昵稱）：珍妮，你還活著，還在詞語中，你還沒有解脫，或者說，作為詩人你還沒有完成你的挽歌……

這就是吉恩·瓦倫汀，一個注定唱挽歌的詩人。這并不僅僅因為她經歷過漫長的歲月，對生命滿懷著哀憐和珍惜。我想，這可能還和她對詩人作為生命的守護者、救助者、哀悼者、復活者的角色認定有著深刻關系。她往往在不同時間里為同一個人寫多首挽歌，而且都很感人。正如她的最后一部詩集《天堂里的襯衫》（2015）所顯示，似乎她活著，就是為了為這些亡靈縫制“天堂里的襯衫”。

瓦倫汀的挽歌，不僅獻給她的母親、父親、老師、美國詩人同行和朋友，也一再獻給了俄蘇詩人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這些“受難圣像”，獻給了被“帶走”的奧斯維辛幸存者詩人策蘭，獻給一只死鹿、女囚犯、政治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路邊的裹在一件“報紙毯子”里的無家可歸者，獻給大地上一切受損害的生靈。

這位詩人特別感動我的，就在于她對“他者”和弱者的這種關愛、想象力和同情心。而這不是旁觀者的同情，她似乎天生就處于她自身存在的“傾斜度”中歌唱。

也許，是俄羅斯那些受難詩人喚醒了她。她曾回憶曼德爾施塔姆在流放地寫的詩，是怎樣“讓我的頭發豎了起來” 。曼德爾施塔姆在災難時刻“想挽救語言”，娜杰日達在大恐怖年代保存丈夫的詩稿，所有這一切，“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它給了我很大的勇氣。為他人鼓起勇氣。為人類鼓起勇氣。如果你有你熱愛的藝術，它可以幫你接通。特別是如果它是一種與他人相連的激情……”

關于曼德爾施塔姆，瓦倫汀至少寫有五首詩。她的《曼德爾施塔姆》一詩堪稱是一首杰作，好像是她替詩人重新穿上了俄羅斯的“鐵靴子”（“它那一點點/向內彎曲的伸展度”），在流放途中行走，好像她的頭也被那只“青銅母狼”的手爪一遍遍摁下，“回到你乳房的/小小營火下”。 而在晚年，她又寫下《捧住金翅雀》一詩，她要竭力捧住這只來自曼德爾施塔姆流放地的金翅雀，因為那才是對人生苦難的安慰和超越，“那是因為她——我會在這里說她——代表了象征藝術世界中的永恒”。

“捧住金翅雀”，這可以視為瓦倫汀全部創作（包括她的翻譯）的一個隱喻。 附帶說一聲，“Hold the finch” 一般譯為“握住金翅雀”，我譯為“捧住”，正是為了更深切地傳達出詩人內心的那種虔敬，為了突現出一個生命守護者的詩人形象。

正是這種最真摯的愛和同情，這種圣徒般的犧牲，或用詩人的話來說，“一種與他人相連的激情”，使瓦倫汀的創作超出了早期“自白派”的范圍，創造了一個自我與他者、生者與死者、人與其他生靈血肉相連、相互依存和轉化的生命世界。

也可以說，相對于其他一些詩人，瓦倫汀的創作更顯著地包含了一種面向他者、為了他者的詩學和倫理學。“他者”是一個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問題。海德格爾也曾聲稱“存在就是與他者共存”。但是，在法國猶太裔哲學家伊曼努爾·列維納斯看來，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并不能容納異己之物，更不能迎來他者。所以在“奧斯維辛”之后，他的責任就是以“面向他者”為核心，重建哲學的倫理維度。列維納斯的“面向他者”帶著歷史創傷和現實關懷，也帶著他古老的精神基因。

我聯想到這些，因為瓦倫汀的詩正可以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讀解。且不說她那些獻給遙遠的俄蘇流亡詩人的詩，在她的晚年，還有這樣一首《一行來自（韓國）高銀的詩》：

這一切來自塵世間，

從人之善，

到杯中的茶。

——而親切的，是沉默

雨水 觸摸。

你的聲音在我身體里的觸摸

把所有言詞拋在后面。

這種轉向他者、迎接他者的詩，和那種老一套的自我表現是多么不同！瓦倫汀的創作正是這樣，在她的詩中，是一種更親密的他者的在場與共存（如《鄉愁》的最后一句“老鷹和鮭魚和我”，詩人甚至把老鷹和鮭魚排在自己前面）。她不僅在詩中引入“他者的視角”，而且往往用“他者”的尺度來量自己。她讓可見與不可見的他者在她這里醒來，以此重塑自我、人性和詩歌。

這種“面向他者、為了他者”的詩學和倫理學，不僅貫穿了瓦倫汀的后期創作，在《山中之門》這首詩里，還到了極其驚人的程度：

從未如此艱難地跑過山谷

從未吞咽過如此多的星辰

我扛著一只死鹿

綁在我的脖子和肩膀上

鹿腿懸在我的面前

沉甸甸地，晃動于我的胸乳

人們不想

讓我進入

山中之門

請讓我進入

這首詩看上去簡單，但是深刻而又感人。生命的同情在這里化為血肉的鑄造，化為重負、星辰的吞咽、生命的奔跑和呼告。在美國，同情動物的詩比比皆是，但我卻很難想象有其他詩人會有勇氣和想象力這樣寫！

這首詩中那種不可能的執拗和天真，那種獻祭般的自我認知，讓我想起了瓦倫汀也曾翻譯的曼德爾施塔姆。在曼氏的詩中，那些俄羅斯的偉大女性由死亡的預言者，變為悲痛而神圣的哀悼者、祝佑者和復活的見證者。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在詩人死后，他的遺孀和娜塔雅·施坦碧爾“像珍藏先人的骨灰一樣”，在一個恐怖年代設法保存了詩人的詩稿。而在瓦倫汀這里，她沒有那種經歷，但她卻找到了一個也很合適的形象：死鹿——那同樣是一個悲痛的、需要復活的魂靈。

這就是瓦倫汀為什么會以這首詩作為她的詩選《山中之門：詩選和新詩》（獲2004年國家圖書獎）的書名。這是對靈魂世界的再造和重塑。這種源源不絕的生命之愛和同情心，這種“面向他者”和“為了他者”，不僅使她“捧住”了來自曼德爾施塔姆的“金翅雀”，使她有勇氣扛起一只死鹿，甚至使她進入了她的“狼河”，進入了一個人自身與萬物完全打通、共存共生、相互作用和轉化的詩性宇宙，或用她自己的詩來說，進入了她的“第二人生”。

這里也說一下，瓦倫汀顯然也吸收了佛家的“轉世”觀念。而她在這方面的靈視和想象力，又總是和她的同情心、她的“潛入他者”“化身萬物”的能力結合在一起。在她特異的感受中，母親的亡靈會是一只“鰩魚”為她升起，她自己則有著“山羊骨頭”，有時她作為一只“魚嘴”在夜里吐出硬幣，有時則感到需要“修理我的馬蹄”，有時覺得“大地在拉拽”，有時感到“偉大的俘虜輕輕拍打/我們的睡眠”，尤其是她中后期的詩，不僅“越來越黑，越來越亮”（如她的一部詩集名所暗示），也越來越進入到這樣一個“通靈”的境地。

也許，這就是對生命的救贖？不管怎么說，瓦倫汀是“有福”的。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詩集中的最后一首《冰山，伊盧利薩特》，寫想象中的人生極地，縱然萬古冰山像“巨大的悲傷刺人”，“數百萬個太陽”燃燒殆盡，詩人仍處在她的守護神的“燃燒的空氣懷抱”中，仍受到天地萬物的祝福。而作為一個詩人，她不僅在解救自己，還要讓她的詩盡可能地成為“真正生命的搖籃”（The Cradle of the Real Life) 。

她在接近這個目標。她的創作，會刷新和擴展我們對所謂“生命詩學”的認知。詩人曾把自己定位為日常事物的感受者和“譯者”，并且她愈寫愈隨性，愈寫愈自由。在一個訪談中，當訪談者引述了詩人賈雷爾的話：“我們是兩個人在海底游走，我戴著潛水員面具，而埃莉諾則沒有戴。”瓦倫汀這樣接話：“嗯，這就是我在詩歌中的追求，我想摘下潛水員的面具。”

這就是瓦倫汀的驚人之處，她要“摘下潛水員的面具”，讓我們有勇氣也有能力適應一個奇異的“海底世界”。她是一位率真的也敢于冒險的詩人。

“談話體”與日常生活的邀請

當然，瓦倫汀還有著令讀者深感親切的一面，那就是她的詩往往還是一種“日常談話”，這和早期“自白派”的那種“獨白”已有很大變化。在一個訪談中，瓦倫汀也說她寫詩是因為“有時它幫助我思考給親密的朋友或想象中的朋友寫一封信，只是為了讓自己進入那種談話，進入這種談話的信任和親密的性質”。如《在CD的音樂中，在雨瀑里》這首詩：

治愈者低語著他聽到的。

他的低語是雨瀑安靜的步子

穿過變暗的房間。

米歇爾

——我希望你不要在意我說這些——

來和我們一起坐下，并凝望外面的雨。

他們說

他將著手寫

如果不是他的詩

就會是別人的。

這種談話的情景、語感和調子令人深感親切，它不是通常的“抒情”，但卻暗含了詩人內在的情感涌動。這種“談話體”的嫻熟運用，已成為瓦倫汀的一個風格標志。

“談話體”并不意味著每篇或通篇都在談話，它往往會和其他元素或方式結合為一體。瓦倫汀的很多詩都具有一種意象、場景、談話、對話、多聲部穿插交織的性質，詩人也往往用其他字體標明了引語和對話插入語。這在翻譯和閱讀時都需要格外留心。

瓦倫汀的詩風被一些評論者稱為“極簡主義”。這不僅在于她的詩大多是短詩，并帶著省略、暗示和跳躍的風格和手法。但是瓦倫汀的“極簡主義”還隱含了更多的奧秘、難解或驚人之處。如《在中國》一詩第三節那個出乎不意的“我摘下我的面具”，以及全詩最后那謎語似的兩句“也許再看一眼，或再邁一步，/水的臺階或空氣——”，它極簡到如“一滴麝香”，但卻使屋子里的整個空氣發生了變化（這里借用了曼德爾施塔姆的一個隱喻）；再如《單身母親，1966》這首短詩：

沒錢

——而幼鳥們的

張大的嘴巴

比他們自己還要大

——而上帝制造

詞語

詞語

先是用令人難忘的筆觸刻畫了“幼鳥們”張大的、比他們自身還要大的嘴巴，這誰都好懂，接著卻是出人意料的“——而上帝制造/詞語/詞語”，這種“越位之思”，一般讀者就很難跟上了。讓我們從不同角度去體會吧。

讓人感到無比親切的，是瓦倫汀的詩還帶著某種幽默感，有時還帶著一種可愛的“小女孩氣”。當然，這是一個高度成熟的詩人才可以重新獲得的童貞。瓦倫汀寫詩贊頌過馬蒂斯等畫家，其實她那些充滿魔力的、仿佛使萬有引力定律失效的詩，讓我更多地想起了夏加爾的畫。有時候我感到我在翻譯的這位詩歌老大姐簡直寫“成精”了，恰如里奇所稱贊的那樣：“這是一種最高級別的詩歌，因為它使我們進入到我們無法以其他方式接近的空間和意義。”

最后我談一下瓦倫汀的語言。瓦倫汀的語言是一種美國當下活生生的口語，但更是她個人對語言的特殊使用，有著她自己的句法、音調和語言方式。她與語言達成了更深也更親密的默契（有些詩人寫了一輩子的詩，可能還達不到這種默契）。此外，她的詩中時時還有一些美國俚語和一些很特別的語言表達。在翻譯過程中，我多次向我的美國詩人朋友請教，并得到了他們的幫助。

同很多優秀詩人一樣，瓦倫汀的詩中有一種對語言陌異性的追求。這也是我特別欣賞的一點。在美國詩壇上有很多人熱衷于語言實驗，但是瓦倫汀的詩更使我想到了她所熱愛的策蘭。如“鵜鶘基督”這樣大膽的語言命名，“河水的火花”這樣奇異的意象，還有“大地從我們身上滴下”（《信使》）、“你的鐵皮故事/可以把你折疊入銀河系”（《屋頂》），等等。瓦倫汀在語言上的創化之功，屢屢達到一種令人驚異的程度。我相信她的詩也會為國內詩人帶來一些語言上和藝術上的新鮮刺激，這也正是我的一個重要翻譯動因。

談到翻譯，我還想起了瓦倫汀生前的來信，一次她這樣說：“when I was a child they (the grownups) used to say to us, ‘If you dig long enough, you'll get to China.’”（“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他們（成年人）慣于對我們說：‘如果你挖得足夠深，你將到達中國。’”）

如同“捧住金翅雀”，這又是一個進入他者和翻譯的隱喻！但愿我“挖得足夠深”，但愿我的翻譯能將這只“金翅雀”的聲音永遠留在我們的漢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