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8日，肯尼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去世，享年87歲。這位肯尼亞作家是東非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也是當今非洲最重要的后殖民主義作家之一。1938年，恩古吉出生于肯尼亞一個工農業大家庭；1963年，恩古吉在烏干達坎帕拉的馬凱雷雷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他在英國的利茲大學完成研究生學業后，成為肯尼亞內羅畢大學的講師。恩古吉自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代表作有“自傳三部曲”（《戰時夢》《中學史》《織夢人》），以及《孩子，你別哭》《血色花瓣》《烏鴉魔法師》等。在確認恩古吉去世的消息時，他的家人稱“他過著充實的一生，打了一場漂亮的仗”。

小鎮利穆魯位于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西北30公里處，靜臥于東非大裂谷東部邊緣。這里土壤肥沃，常年霧氣氤氳，青翠的茶園點綴其間。此地孕育了被譽為“現代非洲文學巨匠”的恩古吉·瓦·提安哥（Ng?g? wa Thiong'o）。他生于斯長于斯，親歷了肯尼亞歷史上最動蕩的歲月。縱使中年后流亡歐美，此地始終是他文學版圖的核心坐標。正如他在《再見，非洲》中所言，“約克郡的荒野、勃朗特姐妹的鄉村、蘇格蘭的高地，特別是因弗內斯黃色的金雀花和銀色的樺樹，一切都是那么賞心悅目，但它們卻讓我真實地生活在東非大裂谷旁利穆魯鎮的美景中。這是兼有美好與恐懼的回憶”。

在利穆魯，爐火旁母親講述的本土故事，滋養了他的想象力。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故事，成為日后創作的源泉，也是在這里，他在母親的鼓勵與支持下，開啟了通往知識世界的大門。這些構成了他記憶中珍貴的“美好”。然而，這片土地同樣深刻著殖民統治的冷酷印記：家園被掠奪的切膚之痛，無處不在的暴力壓制，以及那條象征帝國權力與控制的鐵路……這一切都成為他揮之不去的“恐懼”之源。正是利穆魯這片矛盾交織的土地，奠定了恩古吉精神世界的基石。恩古吉早年接受的西方殖民教育灌輸的“文明”理念，與他從母親口中聽聞的本土故事格格不入：教科書里描繪的世界圖景，與他所見殖民統治的殘酷現實以及日后閱讀的第三世界人民的苦難與抗爭形成尖銳沖突。這種沖突迫使他對傳統與現代的緊張、歷史的真相、非洲文學的定義等問題次第展開反思。在此過程中，“暴力”與“啟蒙”逐漸構成其文學與思想實踐的雙重變奏——前者銘刻著壓迫與反抗的灼痛烙印，后者書寫著靈魂覺醒與精神解放的不滅宣言。

“不可或缺的啟蒙”

1884年，柏林會議召開，標志著非洲被列強瓜分的開始，英國殖民者手持《圣經》和利劍，高舉“商業開發”與“文明開化”的大旗，以“軍事暴力”為后盾開啟了在肯尼亞的殖民進程。1888年，他們授權英屬東非公司以開展貿易和修建鐵路為名，從桑給巴爾蘇丹手中“租借”沿海地帶，展開經濟滲透活動。1890年，《英德條約》進一步確認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勢力范圍。1895年，英屬東非公司無力控制內陸且遭到原住民的抵抗，英國政府遂直接介入，以“反奴隸貿易”“維持秩序”和“傳播文明”為由，宣布建立“東非保護國”。隨后，殖民者通過一系列條約欺詐和武力鎮壓，強行掠奪了內陸尤其是中央高地肥沃的土地，驅逐原住民至貧瘠的保留地，并將大片土地分配給白人移民建立種植園經濟。1920年，保護國正式升級為“肯尼亞殖民地”。

生于1938年的恩古吉，其生命軌跡與肯尼亞的殖民苦難深度交織。他親眼見證了英國殖民統治的冷酷：土地被掠奪，勞動被壓榨，本土文化被貶斥……殖民暴力無孔不入，滲透至肯尼亞社會的方方面面。親歷的創傷與不公，將殖民統治的暴力深深烙印在恩古吉的靈魂深處。那些以皚皚白骨為代價鋪設的鐵路、暴力驅逐內羅畢原住民的“鐵砧行動”、虐殺“茅茅起義”被拘押者的“霍拉慘案”等血淚事件，反復出現于恩古吉文學創作。

子彈和利劍是肉體征服的手段，而殖民者強加的語言則為非洲人民的靈魂套上了枷鎖：學校嚴禁使用吉庫尤語，違者將受到體罰，被掛上羞辱的牌子，甚至還被罰款；相反，英語被視作現代文明的標志，英語成績優異者會獲得獎賞，英語成為通往更高層次教育的通行證；文學課程獨尊莎士比亞，英語語言及文學被奉上神壇，而本土語言及文學則遭系統性壓制。中學時期，《圣經》成為教授英語語言的范本，在此影響下，詹姆斯王欽定本《圣經》也成為恩古吉最心愛的書籍之一。

然而，不得不承認，這套旨在規訓與奴役的殖民教育體系，客觀上為恩古吉打開了西方思想寶庫，帶來了逸出殖民教育初衷的思想啟蒙。小學期間，英語老師塞繆爾·凱維喬（Samuel Kevicho）向恩古吉介紹了史蒂文森、狄更斯等歐洲作家的作品簡寫本。狄更斯筆下的倫敦貧民窟，與利穆魯保留地的慘狀何其類似，都揭露了“文明”幌子遮蔽下階級壓迫的共相。因此，這些作品激發了恩古吉的寫作興趣。聯盟中學時期，恩古吉的寫作初體驗，即試圖模仿一位美國作家創作的驚悚小說。同時，他大量閱讀了莎士比亞的戲劇并直言：“他（莎士比亞）的人物已成為我每日生活的伴侶……成為我知識結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莎士比亞筆下的李爾王在暴風雨中崩潰時，直面吉庫尤文明撕裂的恩古吉或也曾與其同頻共振；《尤利烏斯·凱撒》中，弒君者們以血浴身時，身處20世紀腥風血雨之中的恩古吉意識到了歷史的重演。馬凱雷雷大學時期，恩古吉開始發表英語小說和戲劇作品，正式步入文壇。他早期文學創作的內容與結構也深受莎士比亞戲劇的影響，比如《大河兩岸》講述了獨立前一對青年男女的戀愛悲劇，采用“失衡—平衡—再失衡”的敘事模式，顯然受到《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影響。恩古吉早期思想的啟蒙無法脫離西方殖民教育這一基本背景，由此可見一斑。但是，西方文學的敘事范式無形中也框定了他呈現非洲悲劇的方式。

恩古吉早期通過殖民教育接觸西方思想寶庫的經歷，無疑是不可或缺的啟蒙，激發了他的書寫興趣，賦予他以書寫工具，為他打開了通往廣闊知識世界的窗口。然而，殖民教育本身即是殖民暴力最精妙的延伸——它以知識的形態剝奪本土語言、篡改歷史記憶、貶低本土智慧，在恩古吉內心深植下文化焦慮的種子。

不斷質疑、反思和超越

1967年，恩古吉在利茲大學接受訪問時坦承，自己“遭遇了一個危機時刻……我知道我在寫什么，卻不清楚為誰而寫。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能閱讀或言說英語，這是非洲社會的一大特征”。恩古吉“為誰而寫”的發問，標志著他已意識到并開始反思殖民教育內在的深刻矛盾：這些西方文學作品，雖極富人文主義價值，其中不乏作家覺察到其他民族所受壓迫，并通過作品表現出的同理之心。但總體而言，這種文學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世界觀或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在左翼思想和第三世界文學的啟迪下，恩古吉開啟了一場“反啟蒙的啟蒙”思想運動。

1963年，肯尼亞獨立，舉國歡騰的浪潮迅速撞上冰冷的現實。恩古吉以作家的敏銳洞察力，發現殖民統治的身體暴力雖有消退，但其精心構筑的經濟結構、政治格局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霸權，卻被接管權力的本土民族資產階級近乎全盤接收。獨立最終淪為一場“換旗儀式”，肯尼亞仍嚴重依賴并受制于前殖民宗主國和國際壟斷資本，本土統治者實質上淪為外國利益的代理人，因而獨立的意義大打折扣且帶有相當的欺騙色彩。原本赤裸的殖民主義搖身一變，轉向一種更巧妙、多變的壓迫方式——新殖民主義。

這種新殖民主義并非暴力的終結，只是表現方式有所變化。新殖民主義對肯尼亞民眾施加更為系統、更難抗拒的“結構性暴力”：就經濟而言，低工資、土地分配不公、對外資的深度依賴持續榨取民眾的血汗；文化上，殖民時期對本土語言和文化的貶低與異化政策依然延續，甚至有所強化，英語依舊是通往權力與資源的鑰匙，西方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被奉為圭臬。恩古吉的《一粒麥種》《血色花瓣》等作品，正是對后獨立時代各種理想幻滅與社會亂象的記錄與批判，揭示出新殖民主義不過是殖民暴力披上的精致偽裝。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肯尼亞政治、經濟形勢惡化，民眾掀起激進抗議運動，表達對后殖民時代的不滿。恩古吉本人也因言獲罪，未經審判被拘押入獄，長達一年之久。這段與國家暴力機器的“短兵相接”，成為其思想驟然轉向本土社會和暴力抵抗的關鍵事件。一年的鐵窗生涯讓他對權力的本質、國家暴力的冷酷，以及知識抗爭面臨的風險有了切膚之痛。

面對新殖民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持續暴力，恩古吉的“反啟蒙”并非憑空構建，其力量源泉植根于利穆魯的美好記憶——母親的爐邊故事。這些承載作家童年回憶的本土口頭傳統，絕非簡單的溫情回憶，而是與殖民教育相迕的另一套抵抗性“啟蒙”敘事，被恩古吉重新發現并化作對抗新殖民文化霸權的武器。那些“兔子智取獅子”的寓言，潛移默化地傳授了以弱勝強的智慧，解構著“強權即真理”的殖民邏輯，為《十字架上的魔鬼》中的反抗敘事埋下種子；“絕癥患者經眾人幫助尋得藥師最終治愈疾病”的故事反復被講述，傳遞著團結互助的信念，為《馬蒂加里》中對集體抵抗的吶喊奠定了根基；吉庫尤起源神話中食人魔對眾人的攻擊，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食人性”邏輯如出一轍，為《十全九美》潛藏的戰斗敘事埋下伏筆。

口傳故事與本土智慧為恩古吉日后的文學創作注入了靈感與活力，后成為其建構非洲主體性的關鍵。然而，正是在理論思想的激發下，恩古吉才認識到其中蘊含的強大抵抗力量。1978年，出獄不久的恩古吉在一次采訪中，回憶了其思想經歷的三次認知撕裂，每一次都源于兩種截然對立視角的尖銳碰撞。聯盟中學時期（1955-1959），殖民教育將反抗殖民統治的肯尼亞愛國者貶斥為破壞性力量，卻將殖民者及其當地“合作者”美化為文明的化身。馬凱雷雷大學時期（1959-1964），他再次體會到兩種認知的撕裂：一方面是英語系課程代表的歐洲中心主義敘事視角；另一方面，則是圖書館所藏非洲及加勒比文學作品中被壓迫者奮起反抗的另類世界圖景。對非洲和加勒比文學作品的發現，標志著恩古吉開始轉向第三世界文學，不過，他強調負笈利茲大學的經歷“至關重要”。此時，身處英國學術中心，他面對的沖突更為顯性。一方是官方保守的傳統學術立場，其邏輯內核仍是維護壓迫者的合法性；另一方則是非官方的激進思想潮流，將反抗者視為推動歷史進步的積極主體。正是在此時期，他深入接觸了馬克思、列寧、法農等思想家的作品。同時，蘇俄文學以及加勒比地區的黑人寫作也極大地拓展了他的視野。考慮到這些著作或以英文寫成，或以恩古吉并不掌握的法語、德語、俄語所寫，故他實際閱讀的是英譯本，因此，英語作為閱讀媒介的核心作用便不言而喻。具有反諷色彩的是，通過這套殖民者強加的語言工具——原本旨在規訓與同化被殖民者的系統——恩古吉反而獲取了剖析與批判殖民主義本身的理論利刃。

這種持續不斷的認知撕裂及其帶來的精神陣痛，構成了恩古吉思想蛻變的核心動力，迫使他不斷質疑、反思和超越殖民教育強加的單一世界觀。他最終從困惑掙扎于殖民知識框架的“被啟蒙者”蛻變為自覺的、為非洲人民尋求精神解放與文化自主道路的堅定“啟蒙者”，并踐行了一種獨特的“反啟蒙的啟蒙”路徑。

反啟蒙的啟蒙

那么，何為“反啟蒙的啟蒙”？

恩古吉踐行的“反啟蒙”，絕非對理性或進步的簡單拒斥，而是對借“文明”與“進步”之名、行壓迫之實的殖民知識體系的解構與清算。他在《思想去殖民》中痛斥殖民教育體系將歐洲知識奉為普世圭臬和唯一真理，同時系統地貶低、否定乃至抹殺非洲本土的知識、語言和歷史。此類暴力披著“啟蒙”外衣，實則企圖摧毀被殖民者的文化根基與自信，控制人們認識自我與世界的方式。恩古吉同樣反對單一官方歷史敘事。它將西方現代化道路描繪為非洲唯一可行的救贖路徑，否定非洲發展道路的獨特性、多元性與內生動力。他批判殖民教育灌輸的極端個人主義，指出它侵蝕了非洲傳統中維系社會的集體結構與互助倫理。恩古吉認為，這種對歷史的壟斷性解釋和對個人主義的推崇，共同服務于壓迫性的權力結構。在其政治寓言小說《馬蒂加里》中，恩古吉構建的幾組“邏輯悖論”，尖銳地指向獨立后非洲社會權力結構的持續不公與深層矛盾：“真理之聲”廣播對真實歷史的歪曲，服務于統治者的利益；而“勞動者一無所有，資本家盆滿缽滿”的荒誕現實，則赤裸裸地展現了新殖民主義經濟秩序下勞動價值被系統性掠奪的本質。

值得注意的是，“反啟蒙”絕非恩古吉思想的終點，其根本在于建構基于非洲文化主體性、真正服務于人民解放的新啟蒙。這種新啟蒙以“去殖民”“人民性”“實踐性”為特點。

卡米里蘇（利穆魯的一個小村莊）社區教育與文化中心堪稱恩古吉“解殖性啟蒙”“人民性啟蒙”與“實踐性啟蒙”三大理念完美融合的體現。其核心成果是與米里伊（Ng?g? wa M?ri?）共同創作的吉庫尤語戲劇 《我想結婚時結婚》（Ngaahika Ndeenda，1977）。該劇的創作過程本身就是一種革命性實踐。劇本絕非書齋空想而來的產物，而是在恩古吉、米里伊與當地的農民、工人共同討論之下創作而成，是真正意義上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其內容直擊肯尼亞新殖民時代的殘酷現實，表現了新興本土資產階級精英與外國資本勾結、聯手對農民、工人進行的壓迫，引發了觀眾的強烈共鳴。演出形式同樣體現了徹底的“人民性”。戲劇由社區民眾擔任演員，在鄉村露天廣場公開上演，徹底打破了精英劇院對文化空間和話語權的壟斷，將戲劇重新變回“人民的論壇”。整個創作、排練、演出過程，本身就是一場政治教育和階級意識覺醒運動。它不僅生動地揭露了社會不公，更激發了民眾的廣泛討論與深刻反思，促進了底層團結，使戲劇展現出強大的民眾動員能力。

正因如此，1977年11月16日，肯尼亞政府通過撤銷該中心公共集會許可證的方式，禁止了《我想結婚時結婚》的進一步公開演出。恩古吉也于1977年12月被捕，未經審判就被投入肯尼亞最高安全級別的監獄長達一年之久。其后，政府宣布卡米里蘇社區教育文化中心為非法組織，這里被政府派遣的武裝警察夷為平地，整個地區的所有戲劇活動也被禁止。卡米里蘇社區教育文化中心的悲劇性結局證明了這種扎根于民眾的“實踐性啟蒙”對新殖民壓迫結構構成的致命威脅。即使在獄中，恩古吉的思想之火仍在燃燒——他在廁紙上用吉庫尤語創作了《十字架上的魔鬼》初稿，辛辣諷刺了新殖民主義時期肯尼亞民族資產階級的“盜賊”本質。結尾女主人公舉起手槍，擊斃了那個害得自己未婚先孕的老頭，只留給男主人公一個離去的背影，暗示著肯尼亞人民不屈的反抗品格。

恩古吉的生命歷程與文學實踐詮釋了“暴力”與“啟蒙”之間復雜而辯證的關系。一方面，他揭示了殖民及新殖民統治所施加的多重暴力：從赤裸的肉體摧殘、土地掠奪，到隱秘的經濟壓榨、政治壓迫，直至最精妙也最深遠的文化暴力。這種文化暴力，以“教育”為名，強制灌輸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試圖從精神上奴役被殖民者。諷刺的是，正是這套充滿暴力性的殖民教育體系，意外地成為了恩古吉最初的“啟蒙”來源。然而，恩古吉并未停留于殖民知識框架下的“被啟蒙者”。他清醒地認識到殖民“啟蒙”本身即是文化暴力最核心的組成部分。由此，他開啟了一場“反啟蒙的啟蒙”運動。這場運動的精髓，在于將“啟蒙”本身鍛造為反抗的武器，廣大群眾參與的思想交流過程中實現的抵抗才最具有徹底性，即“啟蒙的‘暴力’”。這里的“暴力”，絕非物理的強制，而是指思想覺醒所蘊含的強大的、顛覆性的能動力量。恩古吉的文學實踐強有力地證明了啟蒙與革命并非對立，二者緊密交織、相互促進。它昭示著，真正的覺醒與解放，必須同時是思想上的革命和實踐中的抗爭。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生）